中国元帅贺龙-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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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人们欢呼起来，笑声。掌声，弥漫在茫茫的长江之上。

　　不久，他们与中共石首中心县委、鄂中特委及鄂中、鄂西的几支暴动武装取得了联系。1月底，贺龙。周逸群与鄂中特委书记娄敏修、委员肖人谷、邓赤中，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兆龙，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等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鄂中、石首两支游击队与贺锦斋的游击队共五百余人，合编成三个大队，打出了“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贺龙任总指挥，贺锦竞任军长。在长江两岸农民中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浪潮。

　　不过，这时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带着“左”倾盲动主义色彩的。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的信中就说：“在乡村中大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时，打土豪的方法还很简单，因为受对白色恐怖的报复情绪的影响和盲动主义的指导，施行的政策也有错误，大致的情况是，看哪家屋子阔气，就搞哪家，然后把没收的财产分给群众。开始，群众不敢要，游击队就沿街贴标语，把东西撒在城镇外面，由群众去检。后来，许多人才敢来领。老百姓很奇怪，说红军也穿便衣，和土匪一样打扮，可是不要钱，打土豪劣绅，向着穷人。那时正是‘左’倾盲动主义高潮时期，做群众工作，找农民谈话，组织农民协会，受批评；杀土豪，烧他们的房子，受表扬。”

　　但是，贺龙、周逸群并没有忘记中共中央要他们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展工作的要求，因此，在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应石首中心县委请求，攻打监利失利之后，贺龙、周逸群立即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工农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他们带着贺锦斋等少数人前往湘西北，执行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任务。

　　2月20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跃等十余人前往湘西，踏上了新的征程。

　　2月28日，贺龙一行到达他阔别已久的家乡——洪家关。可是，离故乡还有三十里时，有人告诉他，你们家乡这几天正在火讲，你得快点回家，不然就打起来了。

　　贺龙皱起了眉头，心想，还是老毛病，又要打群架，动枪动炮了。他连忙派人先去送信，就说贺龙回来了，谁也不准动手，一切等他回来解决。

　　乱世多事。在这混乱的年代，桑植一带出现了不少地方武装，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不等。。桑植八个乡，乡乡皆有。这些武装目标不一，情况复杂。有的是北伐时期，贺龙部队整编时被遣送回乡的老兵，他们拉起队伍，为的是等待时机；有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带着枪支跑回来的军人，他们重新聚集起来，准备同敌人继续斗争；也有的是谋一己私利，拖个队伍，称雄一方。这里地方偏僻，山高皇帝远。他们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平时，尚可相安无事。但是，队伍要吃饭，要化钱，桑植一带，贫穷落后，筹粮筹款都颇东难。为了各自的生存，常为此发生利害冲突。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大火排。

　　贺龙在桑植威望很高。你想，穷乡僻壤，出了个当镇守使、军长的大官，怎能不威震四方？何况，这些拉队伍的人，多半不是他的亲戚族人，便是他的旧部下，因此，听说贺龙回来了，立即停止了争斗。

　　贺龙赶到洪家关，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都给我退下子弹！不许互相残杀。我把话讲清楚，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是共产党。这次回乡，是干工农革命，干土地革命，推翻蒋介石、汪精卫的。我们在南昌暴动，在广东被打败，我就不服气。你们当中有参加南昌暴动的，你们说，能服气吗？”

　　下面嚷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还想跟狗日的拚一拚。”

　　贺龙说：“对啊！我过去拉队伍几起几落，总是能搞起来。不“过，这次与过去不同，这次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跟我贺龙升官发财，那做不到，要吃苦头，看你们愿不愿意干。哪个不愿意，我决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动派掺在一起反对革命。”

　　贺龙把周逸群拉到人们面前说。“你们不是认识吗？他是周主任呀！”

　　周逸群身穿长衫、身材精瘦，满脸和气，一副有学问的样子。贺龙的旧部属，无论是独立十五师的，还是二十军的，谁不认识他？就是那些没跟贺龙出去当兵的人，也都听贺英说起过这位周主任。1927年，贺英从汉口回到家乡，就常同乡亲们谈起周逸群。贺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他是个“大共产党”，满肚子的学问，又会带兵，办事公道，待人和气，是贺龙部队里的“定盘星”。所以，贺龙这么一问，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认得呀！”

　　贺龙说：“他是共产党，我贺龙也是共产党，你们的师长贺锦斋也是共产党，以后，请周主任给你们上上课，讲讲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

　　就这样，这批队伍很容易地被贺龙收编了。隔天，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二十军的两个营长：王炳南和李云卿闻讯各带二百来人来了；贺英也把她领导的队伍，交给了贺龙。

　　这天夜里，周逸群叫醒了李良耀。李良耀又叫李虎，洪湖地区信仰马克思主义较早的知识分子，曾担任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周逸群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说：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这个幽灵在中国徘徊了好几年，把反动派吓破了胆。我在想，怎样让这个幽灵在这万山丛中扎下根来。”

　　李良耀说：“我们不走了，和这里的群众一起干，不就扎下根了吗？”

　　周选群说：“是啊，群众靠共产党去组织。我到桑植来，和胡子商量过了，他着重抓旧部队的收编，我抓党政建设。我看要把桑植县委成立起来。”

　　李良耀说：“我们刚来，还没有发展党员，县委怎么成立？”

　　周逸群说：“我们要在建立红军的同时，建立党的组织。我主张先把架子搭起来。”

　　李良耀点了点头问道：“谁当县委书记？”

　　周逸群说：“你当呀！我和胡子商量过了，你最合适。”

　　经过二十来天的工作，以贺英、王炳南、李云卿的队伍为基本骨干，建立了一支三千多人，七百条枪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桑植县城，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耀任书记，并吸收了李茂林、刘德成、谷佑箴、谷志标、贺学传等四乡八里的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李良耀后来当过中共中央军委四科科长，1932年在洪湖牺牲。

　　可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

　　4月初，贺龙为了给部队筹款，去了湖北鹤峰。谁知，国民党军大举来犯。这支刚刚组建一个月的工农革命军，还来不及整顿，内部不纯，战斗力不强，算不得真正的革命武装，贺龙又不在，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几仗一打，大部分演散了。有的头目带着自己的部队，跑回自己的家乡去了。

　　贺龙后来说：“就象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一下子都散了。”

　　周选群也在战斗中失散，不知到哪里去了。几经周折，周逸群转到了鄂西地区。后来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开辟了洪湖苏区。

　　等到贺龙从鹤峰回来，已是人去楼空。他只得从头干起。同贺锦斋、卢冬生在桑植、鹤峰一带把打散了的队伍收集起来，有三、四百人。5月，贺龙指挥这支部队伏击了在桑植抢掠以后撤走的敌军后卫的一个辎重连，重新占领了洪家关，失散的队伍又回来了一批，工农革命军恢复到了一千五百余人

　　7月份，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来到桑植，带来了湖北省委的指示。省委决定撤消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另外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领导红军及所在地区党的工作。前委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组成，贺龙任书记。工农革命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为参谋长，下属第一师和三个支队，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三个支队分别由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领导。

　　在此后几个月里，湘鄂西省党组织陆续给红四军派来了一些领导骨干，其中有临港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刘达伍、罗统一和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任北伐军政治部秘书、湖南省军委主席的黄鳌，等等。他们的到来，使贺龙十分高兴，这一批领导骨干对红军的发展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

　　红四军建立了，编制也初步统一了，但是，部队成分复杂、思想仍很混乱，大部分人对革命认识十分模糊。有的人对党的某些政策不满，有的想借此升官发财。甚至还有的想拖队伍去当山大王。而对于搞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和新型的军队，无论是贺龙还是两湖省委派来的骨干，也都是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除了中共中央那些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外，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遵循，因此，前委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思想整顿。这次整顿十分严肃，师长贺锦斋也因为对中共中央的某些政策不满而受到了批评和党内处分。贺龙和前委提出：“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土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工农起来斗争。”可是，整顿刚刚开始，中共湖南省委、湘西特委便发来指示，要求红军到石门县，支持石门南乡的农民暴动。这个地区的暴动武装曾经有相当规模，但在敌人“清剿”下，已经失败，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省委和特委却不了解。

　　贺龙率部到了石门北乡，连个响导都找不到。天有不测风云。这时，湘西特委机关也遭到了破坏，特委委员蔡以诚被捕，供出了“最近决定由贺龙割据石门，向临澧发展”，于是，湖南敌人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开赴石门，进攻红四军。这样严重的情况，省委、特委却没有通知贺龙，结果，红四军遭到了第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和叛变投敌的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队的袭击。

　　贺龙指挥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英勇牺牲。经过两次战斗，全军仅剩“百来人，由贺龙率群9月底转移到湖北鹤峰堰还附近的大山里。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也被敌人占领了。红军物资供应断绝。时值初冬，高寒山区天气极冷，部队缺粮少医，衣着不整，生活极为艰难。有的人悄悄地逃跑了，部队减员至一百来人。贺龙感到，红四军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有人说，吉人自有天相，贺龙生来命大。这话不可信，却有事实为证，也许这就叫做巧合。正当贺龙在堰坦大山里一筹莫展，部队濒临清散的时候，大姐贺英带了一批粮食、棉衣、子弹和草药，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山里来了。

　　看见大姐，贺龙感慨良多，百味俱全。他对贸英说：

　　“大姐，半年多来，我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又垮掉，再组织起来，这次看来又要垮掉了。可是，这个队伍不是我贺龙的呀！是党的，我们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呀！我贺龙是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肩上担子重，我能挑，只是许多政策我还搞不清楚，怕给党带来损失呀！”

　　贺英说：“常伢，你不是搞的共产党吗？你组织的队伍，就要发展共产党呀！周主任不是说，要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吗？过去人家跟你，为的是当官、发财，虽然你实行三民主义，他们也发不了多少财，可总还有个薪钢，有个升迁呀！如今，共产党闹革命，没有薪饷，没得官好升，他们投你图什么？如果不让他们懂得跟你革命的道理，哪能稳定得住啊！还不是五个手指抓豆子，抓一把，撒一把？”

　　几十年后，贺龙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说：“石门塔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也减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儿共编成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团员。”

　　在整顿中，贺龙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处于动摇状态的人。红四军只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是一支很小很小的队伍了。他们以后的命运怎样？在敌人重重包围中，能再度奋起、打开新的局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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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龙打仗真邪！一家三千人，他能把人家吃得光光。
当局惊呼：“贺龙用兵多诈”。贺龙摇头：“我贺龙算
什么？大不了出些点子嘛！”

　　只剩了九十一个人，在湘鄂边的国民党当局看来，红四军已是不足为惧的“流寇”了，最多是一条翻不起大浪的小泥鳅而已。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支不足一个连的小小红军，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心甘情愿为工农翻身解放而贡献一切的特殊性格的人。他们自动降职，重新组合。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连、营长，当了班、排长；大革命时期当过县委书记的老党员，当了班长、战士，每个班都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且，形成了强有力的党的核心领导——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是贺龙，委员有陈协平，又叫叶乎，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湘西特委宣传部长；张一鸣，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湘西特委委员、慈利党组织负责人；李良耀，曾任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桑植县委书记；汪毅夫，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临澧县委书记；罗统一，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代理团长、中共湘鄂西前委委员。请看，六个前委委员，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占了四人，南昌起义时入党的两人，都是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千磨万击的人。他们个个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刻苦耐劳，机敏过人。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队伍，别看他们人数少，物质基础差，少吃缺穿，只有七十二条枪，但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却是巨大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人的素质很高。贺龙要率领这样一批人，重重奋起，在湘鄂西掀起一场场红色的革命风暴。

　　过了一个月，贺龙带领这九十一个人下山了。

　　贺龙胆大心细，谋多智机，打起仗来，常常出人意料，所以，有人说，贺龙打仗真邪！

　　利川县有个汪家营。这里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团防队，一百多人，三四十条枪。团总姓李，是哥老会的首领，在这一带称王称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贺龙化名王胡子，带着队伍来到这里。还没有到汪家营，这位姓李的团总便派了一个徒弟前来传话，说：“是来投奔大爷的，大爷欢迎；不是的，请赶快走开。”红军战士们心里明白，这是要红军投降的通谍，一个个都在暗暗地准备撕杀，可是，贺龙却满口答应。说：

　　“我们正是来给大爷请安道喜的、请老哥回去报个信，说过一会王胡子登门造访。”

　　来人高兴地走了。

　　有人生气地质问贺龙说：纲测整顿好的队伍，怎么白白送给敌人呢？”

　　贺龙什么也没说，眨眨眼，“嘿嘿”一笑。

　　知道他心中有计的李良耀警告他说：“胡子，人家人多论多，不好开玩笑的。”

　　贺龙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闹革命，就得担点风险呀！”接着，就摆出了他的那套“智取”的办法。大家听了才放心地大笑起来。

　　贺龙对大家说：“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太老实。该用计就得用计。只要大家拿出点办法来迷惑对方，就能成功。我们有九十一个人，七十来条枪，只要事先不露声色，这个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于是，大家又凑在一起详细地研究了一番。

　　他们走到镇口，就听见三声炮响，一队人手持长枪涌了过来。

　　一个袍哥上前抱拳说：“各位，大爷有请。”

　　贺龙镇静地带领大家走进了镇子，来到一所大宅子的门前。好家伙，从大门到堂屋，密密麻麻站着两排手握步枪、虎视眈眈的团防队员，真是威风凛凛。

　　贺龙小声招呼说：“记住，按计划行事，不要慌，沉住气。进去！”

　　他把一半人留在大门外，带着另一半人分成两排，鱼贯而入。走到院子里，贺龙一捅王炳南。王炳南突然大声喊道：

　　“既是朋友，何必刀枪相见？”

　　坐在堂屋里的老团总只得假意高喊：“贵客来访，谁让你们拿枪的？快给我架起来，两旁侍候。”

　　随着一声“请”字，贺龙率领王炳南等几个人跨进了堂屋。其余的人，分两排站在院子里，望着那些架起枪来的兵丁。贺龙按照哥老会的规矩，行礼完毕，拱手坐下。就在这时，王炳南抽出匕首，迅雷不及掩耳，猛刺团总，只听“咕咚”一声，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栽倒在地。几乎在同时，院里的红军战士，迅速缴下了团丁们的枪。

　　贺龙站在廊檐下宣布：“我们是红军，专打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今天是来除掉你们这个团总的，他作的坏事太多了，和你们团丁无关。你们当中，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安分守己当老百性。”

　　这一次袭击汪家营，红四军又扩大了几十个人。

　　在下山的时候，红四军前委就拟订了一个尽力扩大红军、医谋发展的计划。在堰垃，他们已经得知，鹤峰县邬阳关有个叫陈宗渝的共产党员，领导着一支名曰“神兵”的队伍。贺龙决心书他们吸收过来。他在前委会上说：

　　“这些‘神兵’大都是一些农民，阶级弟兄。只要用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一定会参加我们的队伍的。何况，领头的听说是个共产党员。”

　　因此，下山之前，前委决定派前委委员汪毅夫先行邬阳关，了解情况，进行联络，所以，消灭了汪家营团防队之后，贺龙便率领红四军直奔邬阳关。

　　所谓“神兵”，原是湘鄂边一带的贫苦农民用迷信方式组织起来的自卫武装。主要目的，是在这军匪蜂起的乱世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平时都是种地的农民，打仗的时候，铜锣一响，集中起来，头上捆红带，身上系红绳，喝了朱砂，整装待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刀枪不入。一声令下，呐喊着蜂拥而上，气势逼人。陈宗渝带领的就是这样一支武装。

　　这一带，不少“神兵”都被地主豪绅所控制，成为官府的帮凶。陈宗渝的“神兵”却不同，他们不抢老百姓东西，不杀受苦人，专跟国民党官府作对，在邬阳关一带颇受群众拥护。但是，他孤军奋战，非常困难。只因为邬阳关地势偏僻，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才得已勉强生存，所以，对汪毅夫的到来，十分高兴。陈宗渝说：“我盼望贺军长赶快来，好让这支队伍有个奔头。”

　　12月对日，贺龙率红四军到达邬阳关以后，这支有三百来人的“神兵”，便成了红四军的一部分。贺龙不想在红军中保留一支有迷信色彩的队伍。他给陈宗渝的“神兵’大队改名为特科大队，可谓煞费苦心。当然，光改名还不行，还得进行改造。贺龙深入“神兵”大队，耐心地动员他们逐步放弃种种迷信行为。

　　他对“神兵”们说：“红布包头要不得啊！你太耀眼，打仗不正好给敌人当靶子吗？朱砂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陈宗渝说：。不让红布包头恐怕不行，是否一律改成青布包头？喝朱砂，军长说不好，我看就喝净水，一样可以借到神力嘛！”

　　贺龙知道，这种事是急不得的，也就同意了。

　　“神兵”打仗十分勇敢，他们带着长矛大刀，借助所谓“神力”，一窝蜂地吼叫着向敌人扑过去，那股声势十分了得，往往能把敌人威慑住，吓得敌人四散逃跑，有的跪下来磕头投降，但“神兵”们全然不管，照样砍杀。这时候，贺龙便派人跟在后面，高声大喊：“缴枪的不要杀，留下来可以当兵。”

　　靠这样一点一滴的工作，几仗打下来，“神兵”们就有了进步。陈宗渝光后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特科大队大队长、第四团团长等职，1931年10月，在桑植样耳坪战斗中阵亡了。

　　中国的政局是很难捉摸的。到了1929年1月中旬，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都在准备战争，因此，国民党当局将恩施、鹤峰一带的正规军全部调走了，鹤峰县只留下了一百来人的地方武装。贺龙抓住这个机会，乘隙一举夺取了鹤峰县城，击毙了国民党的县长，消灭了一百来个敌人。

　　鹤峰城背倚大山，南临一条河，是一个山区小城，冷冷清清。这里盛产红茶，每年红茶出山，才能看到有人做点买卖。但是，对于失败后重新奋起的红四军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他们终于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