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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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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昌在打津市时负了伤，心里很不痛快，就说：“怎么不能打败敌人？有那么好的群众支持。不会象在这里，脱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兵家之忌。”
邓中夏不满地说：“别说了，现在不能回去。”’
几天以后，邓中夏决定，段德昌负了伤，可以回洪湖去，到那里担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总队长。
政治委员一言九鼎，谁反对也没有用。贺龙拿起烟袋，走出屋去。段德昌满脸不高兴，跟出来对贺龙说：
“胡子，这不是撤我的职吗？我有什么错呀？”
“你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嘛！”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其实，回洪湖去也好。”
看来，贺龙此时的心情相当复杂。
过了一天，邓中夏邀贺龙去看地形。他对贺龙说，他决定以松滋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与敌人决战，让红六军去进攻松滋。我们要在这里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
贺龙说：“你这个仗不能打，要打，去打公安，这还可以解除军团侧后的威胁，进洪湖也有了门。”
邓中夏点头说：“打公安也可以。你马上调红二军去打。”
贺龙又说：“中夏，你要在这里找阵地？找什么阵地？就因为这里有山？队伍现在没吃没喝也不行啊！决战？我不同意，这个仗不能打，让一个军在这里打？怎么行？要打也得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呀！”对于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贺龙更是强烈反对，他说：“搞新苏区可以，但‘中央’二字要除去。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但不能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并立，这是不可以的。”
邓中夏听了摇摇头，否决了贺龙的意见。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的这次争论说：“我那时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理论，”只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头只能有一个。当年，我在津市的时候，能克武拉我去广东，他说要组织新政府，我就不赞成。这次不赞成中夏提出的口号，也就是这个原因。！
正确意见被否决了，亏也就吃大了。
不久，敌人大兵压境，一部分突入街河市，一部分接近杨林寺，对红军形成了分割包围的态势，红六军仓促应战，两个团被敌人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二军奉命去打公安，不在身边。军团指挥部只得向刘家场转移，下令各部迅速撤退。红二军得悉军团危急，迅速驰援，但已无法挽救败局。
贺龙后来回忆说：“那一仗我军因队伍分散，打了个稀巴烂。十六师打烂了，十七师被敌人割断了。后来还是总指挥部的手枪大队挡了一下，才撤出来。”我再问邓中夏，他不做声了。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瞎打！”
身为总指挥，却当不了家，只能听邓中夏的，这样的总指挥怎么当？有时，还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1年初，红二军团遇到了十分贫困的湘鄂边的长阳、五峰地区的枝拓坪。红二军团因为脱离根据地、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又得不到补充。这一带地脊民贫，部队供应无着，衣服单薄破烂，给养困难，红二军团一下子锐减到了万把人，处境十分艰难。邓中夏要贺龙带领二军去打渔阳关。渔阳关在汉阳河边，驻有川军两个多团。他们凭险固守，火力又强。极度疲惫，消耗很大，几天来一直吃不饱饭的红军，哪里能打得下来？贺龙也没有这个本事。邓中夏却冲着贺龙大发脾气，指责说：“你不打渔阳关，因为二军是你的。”
贺龙变色道：“二军是党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你去问问战士们，他们吃饭了没有？没有饭吃，怎么去打仗？”
邓中夏是知道这一情况的。他也不敢去问忍饥挨饿的战士，只好不再说下去了。
停了一会，贺龙的气消了一些，便向邓中夏建议说：“我看，还是先去搞粮食，整顿部队。有了吃的，部队搞得有土气了，再考虑打仗不迟嘛！”
邓中夏马上说；“给你一个班，你亲自出马筹粮筹款。”
这分明是在刁难贺龙。你不是说搞粮食吗？那你去，只给你一个班，看你怎么办？
那知，贺龙二话没说，带着一个班出发了。有人奇怪地说：“总指挥怎么啦？这个亏也吃？”
贺龙带着这个班，走到一个小镇上。有人在背后喊他：“总指挥！总指挥！”
回头一看，是一个商人，赶着一大群骡马，看样子有一、二百匹，驮着棉花、布匹、棉鞋什么的，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击贩运。
只见那人匆匆忙忙跑过来，向贺龙敬礼，说：“总指挥，不认得我了？我是叶光吉呀！”
“叶光吉，是你啊！”贺龙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
叶光吉是他在治州当镇守作时的老部下，后来离开军队当了商人。
叶光吉说：“总指挥，作梦也没料到在这里能碰到你。”
贺龙指着那些骡马开玩笑地说：“你叶光吉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子给我啊！”
叶光吉竟十分慷慨，脱口就说：“好啊，这儿的东西都交给你了，总指挥，连我也交给你，当红军，你要不要？”
贺龙一愣，严肃地说：“叶光吉，你当真？”
“当真。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叶光吉说：“总指挥，你要不要我当红军？”
贺龙知道叶光吉有个抽鸦片的恶习，便说：“要。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戒掉吸大烟，行不行？”
“行！”叶光吉痛快地答应了，把骡马和货物全部交给了贺龙，又帮助贺龙搞来了一批粮食。
贺龙回到了枝拓坪。
一进军团部，有人便问：“总指挥，搞到粮食没有？”
贺龙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怎么搞？”
邓中夏脸一红，非常不高兴。贺龙扫了他一眼，哈哈大笑，向窗外喊道：“叶先舍．公讲讲来，让政委看看。”
邓中夏莫明其妙。不自觉地走出门去。啊呀，外面山坡上，站着一、二白匹驮满货物的骡马。邓中夏怔住了，不知贺龙用的什么魔法。
红二军团在枝拓坪休整的时候，国民党军正在洪湖地区疯狂“围剿”，根据地处境艰难。湘鄂西特委强烈要求红二军团立即回援洪湖，但是，邓中夏不愿意回去。他认为，洪湖水多河多，大部队行动不便，他要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斗争，并决定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以进逼宜昌、沙市。他说：“这叫‘围魏救赵’。你去洪湖，那是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包括贺龙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一主张，在前委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但邓中夏一意孤行，毫无办法。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红二、六两军分别缩编红七、八两师。
4月2日，贺龙按邓中夏的意见率部北上，顺利渡过长江，克兴山、林归，攻占远安、荆门，进展神速。
国民党当局急调两个师又一个旅前来进攻，红军作战失利，退往鄂西北。邓中夏“围魏救赵”计划泡了汤。
在鄂西北，红三军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这时的邓中夏，也许是钉子碰得太多了，比较能从实际出发，较多地采纳贺龙及其他人的正确意见，所以，两人常能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对房县根据地的顺利发展有很大影响。
9月间，贺龙得悉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便决定红三军南下，迎接红九师。邓中夏也同意了。但是，在从荆门、南漳向洪湖前进途中，不知为什么，邓中夏又变卦了。他说：“红九师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坚决去接红六军（这是洪湖群众对红九师的称谓——笔者注），在刘猴集接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游江，实在找不到，再恢复苏区也不迟。”
这场争论在群众中影响不小。第二天，就有人在驻地墙上用粉笔写了一句话：“长胡子（邓中夏）要上山，短胡子（贺龙）要下湖”。概括地说出了他们俩人分歧的原委。
在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合了，大家分外高兴。湘鄂西分局副书记万涛、红九师师长殷德昌、政委陈培荫前来看望他们。
段德昌悄悄问贺龙，说：“胡子，邓中夏是路线问题，你和谁一致？”
贺龙说：“我和逸群一致。”
段德昌沉痛地说：“逸群牺牲了。”
贺龙怔怔地站在哪里，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流下了热泪。段德昌告诉他，周逸群是今年5月，在开辟了洞庭湖十县以后，返回洪湖的途中，遭到敌人的袭击，壮烈牺牲的。
此时，中共中央已撤消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指责他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万涛在红三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邓中夏在检查自己来湘鄂西根据地后的工作时，坦率地承认：“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
平心而论，邓中夏虽然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他在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上，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十分重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正确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的“反水”问题，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对于贺龙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并非都不尊重、全不采纳，应当公正地看待邓中夏在湘鄂西工作时的功与过。邓中夏离开洪湖返回上海，又受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打击。1933年5月，落入敌人魔掌，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共事一年多的情景时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邓中夏离开了湘鄂西，贺龙觉得主要问题解决了，今后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了。他哪里知道，此时，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更麻烦、更痛苦的事，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王明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厂，操纵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在政治上，他极力贯彻他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阐述的冒险主义纲领；在组织上，一面过分地打击犯五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一面把一些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并派出许多中央代表到各地去，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1931年3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被派到湘鄂西来了，组成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从此，洪湖根据地逐渐陷入了痛苦的困境。
这时，贺龙率领红三军与红九师会合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洪湖。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回到洪湖，夏曦就背着湘鄂西军分会另外两名成员贺龙和万涛，发出了一个“湘鄂西军委分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到襄北伐红三军，是“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红军不能抽调，而使（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门七区外，全被摧残”；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与岳口、张截港，打通襄北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看到这分训令，贺龙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红九师在襄北展开是夏曦当面交待并形成决议的。现在，长江南岸的苏区被敌人占领了，夏曦却想借此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什么常堂的一个中央候补委员、湘鄂西分局书记如此不讲道理？不尊重事实呢？他带着种种疑问，迅速率部占领沙洋，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
可是，等待他们的，一是夏监以违抗军分会命令之罪，撤消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他是根据军分会命令接替邓中夏的。段德昌、陈培荫也受到了警告处分。二是夏曦接任了三军政委，并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由，指使湘鄂西临时省委作出决定，取消红三军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成五个大团，受省军委指挥。这实际上是在限制贺龙的指挥权。夏曦的这种做法，在部队指挥上造成了混乱，广大指战员甚为不满。
面对夏曦如此无理的举动，贺龙有点忍无可忍了。到达分局所在地周老嘴的第二天，他就去找夏喷。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夏曦坚持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是以中央指示作根据的。
贺龙十分严肃地反驳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让省委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你召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自知无理，只得承认省委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可是，他却对贺龙说：“你去找万涛嘛！”
贺龙沉着脸说：“为什么找万涛？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又有什么阴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定，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不是你谈话交付的任务？怎么和你那个训令是两个东西？这是不是阴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哪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的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是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这个当军长的，昨天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住的。你当分局书记的睡得安稳吗？”
夏曦阴沉着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最后说了一句：“我让他们给你找房子注。”
在一次分局会议上，贺龙提议，为了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应从红军中调出一部分口粮拨给灾民。夏曦却极力反对。他说：“红军的口粮也不多，也没有那么多运输力去运粮食，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的吃饭问题？”
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贺龙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站得住脚吗？”
夏曦这个书记无言以答，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
1932年1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此之前，因为广大干部对夏曦的领导非常不满，万涛强烈要求湘鄂西省委派人到中共中央叙述原委，请求指示。省委书记杨光华没有办法，只好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土沟去上海。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中央，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他们太天真了。
在第四次党代会上，夏曦作了政治报告，说在他领导下，湘鄂西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不符实际的论断，引起了大多数代表的愤怒，群起批评夏曦。主张按湘鄂西地区实际情形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了大会发言的主流。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贺龙认真听着，觉得大家的意见很中肯，分局是应当接受的。贺龙后来说：“我那时也进了主席团，因为我还是个分局委员，夏曦不得不让我为主席团一员摆样子。”夏曦呢？他坐在那里，两眼一闭，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一声不吭。到了第四天，尉士均和中共中央派来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肯定了夏曦执行的路线，并且说：“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分子、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他指责万涛抵制和批评夏曦的错误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但是，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取消军师两级、编成五个大团等问题上批评了夏脉，因此，军师两级编制在会后才得以恢复。但是，这样一来，大的方向迅速改变，一些正确意见被压了下去，从此，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
贺龙心里十分不快，他知道夏曦执行的就是中央执行的路线，他个人对此无能为力，那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但是，这也是很困难的。夏曦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对红军，他还无法绝对控制，作战指挥还得靠贺龙，因此，贺龙能多次违背夏曦的意见，指挥红三军打了几次胜仗，不过，事后都受到了夏曦的批评。夏曦对贺龙他们极为不满，难以忍受。1932年2月和3月之间，他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名义，一连通过了五个决议，指责贺龙和红三军的作战行动没有“万分积极化”；批评贺龙他们进行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日”、“保守主义”；并说，这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等等。这些决议，从组织上压制了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强迫他们去执行“左”倾冒险路线，不停顿地跟敌人硬打强攻，使贺龙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夏曦用这种强制办法，一步一步把红三军推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危险之中。
1932年3月末，国民党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在强攻京山县中损失很大的红三军全力奋战，从3月3O日上午到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进行了七天激战，歼敌二千余人，但是，红三军也消耗了二千余人，弹药消耗甚巨，已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无可奈何，只得赶快撤退。国民党军前敌指挥官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子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他的话，虽在自我吹嘘，但他说的红三军“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却是事实。这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消耗战。可笑的是，夏曦竟自我夸耀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转变的成功”。夏曦还强令贺龙“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简直哭笑不得，命令又不能不服从，无可奈何地率领红三军再次进逼敌占城镇，继续打那兵书上最忌讳的消耗战。
到了6月间，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是其左路军十万余人。他们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一举歼灭，彻底“铲除”洪湖根据地。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夏曦不仅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依然命令红三军不停顿地进攻敌占城镇。更严重的是，就在这时，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诬杀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忠贞干部。红军和根据地从此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
面对这一切，贺龙忧心如焚，但是，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这个新党员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贺龙后来叙述说：
“在敌第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以巩固洪湖老区。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去筑碉堡。段德昌一面筑碉堡，一面笑，为了这事，德昌还受了处分。”
但是，眼看红军和根据地愈来愈走入绝境。贺龙不甘心，不管夏曦高兴不高兴，不断向夏曦提出建议。他后来说，除了打仗，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接受不接受，全在夏曦。
后来，夏曦决定分兵。红三军一部分及洪湖中心区各县地方武装，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根据地；一部分由贺龙、关向应率领转入敌后，钳制敌人。贺龙后来说：“当时，我就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第一，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实际上大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的队伍，可是，夏曦搞寸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队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肃反’，人人诚煌诚恐；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子又进入根据地了。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众面目渗进来，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转往外线时，就告诉谷志标把地图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如果地图在，后来我就不会在伏牛山中走了一个礼拜。”
红军一分兵，搞寸土必争，固守根据地的红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夏曦把电台都丢了。从此，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系。从1927年秋，经过多少人奋斗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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