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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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训练中，大松给队员的扣球，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频率之高，角度之刁，都是中国排球界闻所未闻的。日本女排队员不顾伤痛，不怕艰辛，顽强扑救，毫不松懈，直到精疲力尽，倒地不起。但是，大松并不怜悯，一边大声责骂，一边将球向队员身上猛砸过去，逼着她们挣扎着起来救球。在场观看的中国教练和运动员一个个都为之动容。他们哪里见过如此大运动量、如此凶狠的训练呢？有的人甚至说：“这哪叫训练？是整人。”

　　贺龙看了大松博文的训练深有触动。11月24日，他让李达将在京的排球队都集合起来，去观摩大松的训练，并组织运动员进行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主要是学习大运动量训练。他又把李达、黄中、李梦华找来，对他们说：“我有个想法，如果大松博文先生同意，是否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请大家研究。”

　　讨论中，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但提出，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邀请大松博文，没有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同意，是很难办的。

　　贺龙说：“这事由我去办。”

　　他亲自向周恩来和陈毅陈述了体委的意见，并请周恩来、陈毅先去看看大松的训练。

　　11月25日，周恩来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大松博文的训练。周恩来看后，亦大为所动，立即接见了大松博文。他邀请大松再次来访。周恩来说：“大松先生，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泱泱大国的总理、副总理亲临观摩他的训练，在大松的经历里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他的荣誉，因此，大松慨然同意，明年再度来华访问。周恩来对此表示谢意。

　　回到休息室，周恩来对陪同他的黄中、李梦华和女排教练解永伍说“日本队的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多半浪费时间。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博文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一致的。”所谓“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训练。

　　这时，贺龙办完紧要的公务后匆匆赶来。他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后，说：“我们以前提的‘三不怕’，我看还要加上‘两过硬’：思想、技术过硬。日本队训练的严格精神应当接受过来。”

　　“贝家”队要去上海了，他们在那里打完比赛就启程回国了。贺龙决心借助大松这股冲击波，冲击一下全国的排球界和其他各项体育训练。他决定，乘“贝家”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并将各省市自治区体委领导和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召集到上海来，一共三百二十人，一边观摩大松博文的训练，一边对照日本女排的训练方法，找差距，想办法。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李梦华在会上传达贺龙的意见，说：“大松的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的，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不能丢掉我们快攻等优良传统打法。要用民族方法加上别国的方法，以我为主，发展中国的特点。”

　　这次会议，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其他体育项目上都有深远的影响。

　　贺龙在北京，很不放心上海会议精神能否落实，他要亲自摸一摸。195o年1月ZO日，他闯进了训练馆，观看国家女排的训练。看了以后，很为不满。他批评说：“你们的训练要难度大。难度大才能比赛。日本队就是训练难度大，所以，她们愿意比赛。我看你们难度太小了。日本队摔跤能救球，你们是光摔不救球。人摔下去，为什么不能把球救起来？摔跤是为了救球。你们教练对一个人只打一下，不打两下，打得也不狠，再打到身上嘛。象打乒乓球反应就要快，象火箭。”最后，他向国家女排提出：“今年还有11个月，你们训练11个月，打败苏联队，有没有这个雄心？”

　　大家齐声回答：“努力争取！”

　　贺龙笑了。他说：“你们第一个对象打败苏联，今年打不赢，明年再打。第二个对象是打败日本队，花三年功夫打败日本。”

　　这位元帅的心里确实心潮澎湃。他多么希望中国的三大球走向世界，脐入世界强队之中。只有三大球达到了世界水平，中国的体育才算真正打了个“翻身仗”，然而，这又非一月之功。三大球到底能不能腾飞？何时腾飞？说实话，他这个体委主任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他又不甘心让中国“三大球”徘徊在世界先进行列之外。这时，我们的元帅已经六十八岁，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了中国体育脐身强国行列，他怎么能不心焦？1964年春天，贺龙把荣高棠等几位国家体委的领导找到家里，研究体育工作。贺龙极其庄严地说：

　　“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古，已经十五年了，再搞不上去，难道要搞他个五十年？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啊！我快七十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他停了下来，拿起那只不离身的烟斗，默默地抽了几口烟，望着在座的同志，庄重地宣布：

　　“‘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这句话，震动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震动了中国体育界，也震动了中国人民。我们的元帅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他一手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殷切期望，对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前列的宏伟志愿，都凝炼在这一句话里。

　　不幸的是，我们的元帅这番充满激情的话语，竟成了他对我国体育界的最后的遗言。他是带着一种未能实现宏愿的遗憾，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他，壮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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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跃进遗风尚在，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这种时
候，让他去主管国防工业。他遇到的是重重困难

　　不知何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贺龙“官”运亨通。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副主席只有三个人，贺龙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聂荣臻。林彪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6O年1月，贺龙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让他执掌中国军事工业之牛耳，可谓大权在握。

　　当时，我们这位元帅对此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不过，他上任不久，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干部的会议上，曾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这或许是有感而发，不过，看来，我们的元帅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接受这副担子的。这就是他的性格。

　　然而，那个年代却对他极为不利。

　　1960年，是一个天灾加人祸的时代。它给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其灾难性的后果，在1960年完全反映出来了。祸不单行，老天爷还把严重的自然灾害降到了正在受人祸之害的中国人民头上。粮、油、棉大减产，中国农村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既而，波及城镇。全国工业，由于原料极其缺乏，许多项目被迫下马。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困境。人民生活因日常必需品的普遍缺乏，水平日益下降，连毛泽东也粗茶淡饭，三月不知肉味了。

　　中国的国防工业，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的。它占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百分之二十七。不少工厂是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里建设的，当然，逃脱不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尽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已觉察到的“大跃进”中的错误，但是，由于i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不少国防工业工厂中，“大跃进”的遗风犹在，浮夸风、弄虚作假并未绝迹。

　　这位新上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

　　贺龙对此，心里是很明白的。上任的第二天，在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他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机构，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

　　贺龙领导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由二位元帅、二位副总理、二位大将、四位上将、一位中将和一些国务院的部级干部组成，阵营强大。但是，贺龙在其就职演说中，却反复强调，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协商机构”，不行使行政职权。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可见贺龙的用心何其良苦。然而，这个委员会，后来几经改组，还是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一个“职能机构”，贺龙无可奈何。

　　不过，就这位元帅的性格而言，要管必然会认真地管，决不会只挂牌子。这种性格是崇高的，但也常常为此而付出代价。

　　他上任不久，196o年2月，便邀请委员会委员聂荣臻、罗瑞卿从广州出发，去西南视察国防工厂。他要作些调查研究，亲自摸一摸国防工业的实际情况。

　　3月17日，他们来到了成都飞机制造厂。这个厂是1958年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

　　1958年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他提出：“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成都会议上，他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这样，一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形成。在这种追求多快好省的急进冒进的“左”倾思想影响下，这个厂竟提出了“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的口号。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歼击机工厂从基本建设到制造飞机只要三百六十五天？真有点子“天方夜谭”的味道。遗憾的是，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个年代里的现实。

　　贺龙对此早有所闻，虽心存疑虑，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没有开口。这次，是想来亲自看一看这个厂究竟是什么状态。眼见为实嘛！他邀请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一道到西南来，也出自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都是有关的人呀！

　　这时，贺龙正患眼疾，尚需以手杖助行。他们刚一走进工厂的办公室，就看见厂党委书记夹着厚厚一叠文件迎上来。

　　贺龙问道：“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是的。”

　　“先不用汇报了。我们到处走走再说。”贺龙让他放下文件夹。随即抬头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屋顶，又看看墙壁、窗户。这里的墙壁还没有来得及抹灰，露着粗粗的墙缝。贺龙随手用手杖轻轻捅了捅，不料，一块墙砖竟被他捅出了墙外。墙上顿时出现了一个洞。

　　“嗯，怎么搞的嘛？”贺龙感到惊奇。

　　厂里的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又不牢，所以……”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贺龙生气地打断了工程师的话。“这么简陋的房屋，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这话分量不轻。也许凝聚着这几年来他心中的一些郁闷，借此排遣耳。

　　他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指着刘亚楼说：“你是空军司令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

　　刘亚楼苦笑了一声，没有回答。

　　聂荣臻说：“别说飞机制造厂，就是玩具厂也不应该这样的吧？”

　　贺龙用手杖指着桌上那叠材料，对党委书记说：“你拿的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面积，速度如何？”

　　元帅竟然如此毫不留情。

　　党委书记既紧张又害怕，呐呐地说：“我们厂是大跃进中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还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

　　“我们就是来看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贺龙尖刻地打断了他的话。“是好是差，眼见为实啊！”

　　往常，贺龙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这次毫不客气地连续打断人家说话，看起来，心里的气真不小。

　　聂荣臻看到屋里空气有些紧张，就说：“贺总，去看看别的地方吧！”

　　他们走进了总装配车间。这个厂房，无论从设计还是施工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格的。跨度三十多米的厂房，立柱和横梁却细得可怜。一眼望去，真有点发发可危之感。

　　贺龙盯住了这横梁和立柱。他用手杖敲敲柱子说：“这么大跨度，柱子和横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聂荣臻打趣地说：“贺总，可别把我们几个理在里面咏！”

　　贺龙笑了起来，指着罗瑞卿说：“聂总，你不用怕嘛，罗长子会代我们撑一撑的。”

　　罗瑞卿说：“贺总，你看我同那根柱子一样细，靠不住的。”

　　大家一阵哄笑。笑声中却有着一种苦涩和酸楚。

　　总工程师说：“设计人员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但实际上必须加固。”

　　“你能保证不垮吗？”贺龙毫不放松，追问道。

　　“他是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厂党委书记给尴尬地站在那里的总工程师解围说。

　　“那好。”贺龙转换了话题说：“你既然管生产，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

　　“不能。在建厂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没有采纳。”这大概是这位总工程师建厂以来第一次在上级领导面前说了实话。能在两位元帅面前诉述自己的意见，他心里感到非常痛快。

　　“上级，哪个上级？”贺龙问道。

　　“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本建设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总工程师回答说，看来，他没有顾虑了。

　　“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贺龙说。

　　“没有。”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心里想一我们敢吗？反映了，怕早就被打成“右倾”，被拔“白旗”了。

　　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啊！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你们马上整理个材料，我离开成都时带走，拿着‘通天’去。”他用手杖朝天空指了指说。

　　“这回要说实话，不要说瞎话嫩！”聂荣臻对党委书记嘱咐说。

　　书记点点头。他心里很高兴，能由元帅们去“通天”，他们厂就有救了。

　　贺龙问道：“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在哪里？我们去看看。”

　　“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呢！”工程师回答。他心里的气也不少。

　　“吹牛皮嘛？”罗瑞卿说：“两位老总，我们走吧，没得什么可看了呀！”

　　贺龙脸色铁青，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拄着拐杖，走出了厂房。他心里可不是滋味。这叫什么“多快好省”？叫什么“大跃进”？还不是骗人骗自己吗？国防工业要是都是这样，那还得了啊！

　　这一夜，贺龙没有睡好。他叼着烟斗，坐在沙发里，深思着，一动也不动。

　　在北京，对于“大跃进”、“多快好省”，他也是举手赞成的。准不希望早点建成社会主义呢？谁不希望使自己的祖国快点强大呢？可是，眼前的现实，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他能不接受吗？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如果都这样，那可怎么办？从一滴水看一个大海，他已经大体推测到，国防工业总的情况是不会太好的，但他还希望能出现一些奇迹。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聂荣臻和罗瑞卿的房间，同他们约定，明天去视察成都航空发动机厂。

　　进了厂，他们不再进办公室，径直朝车间走去。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对于工厂的设计和基建本来就有气，又无处可以申诉。听说两位元帅要来厂视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通天”的好机会，准备一吐为快。他快步赶上两位元帅，边走边汇报。他说：

　　“这个厂是在1958年10月18日破土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用’‘一百天建成工厂’，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要求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七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设备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两个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罗瑞卿都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说：“我们觉得所有厂房设计标准过低，屋架跨度太大，但横梁小，立柱断面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的。这很不保险，随时都有失火的危险。车间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为沥青的。机器一动，地面就震动、下陷，不可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到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

　　聂荣臻问道：“什么‘六边’？”

　　“边施工，边反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贺龙摇摇头说：“还是到车间去看看吧！”

　　他们来到了三号车间，看见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敞开着。贺龙便问：

　　“天气还凉呢，为什么不关上？”

　　他走过去，用手杖往上轻轻推去，想把窗户关上。不料，一块近一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后退几步，那块玻璃在他脚前摔得粉碎。震耳的响声，吓坏了党委书记和在场的人。我的妈，要是把贺老总砸伤了，怎么得了。

　　贺龙震怒了，他吼道：“这么搭浆，怎么行呢？这样的厂房还能生产发动机？开玩笑！工人的安全能有保证吗？”

　　无人回答，一片沉默。

　　聂荣臻说：“你们要认真检查一下，别再出事了。走吧，贺总，不用再看了。到办公室听他们说说吧。”

　　进了会议室。贺龙怒气仍未消散。他不停地用手杖戳着地板，大声说：“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带省下来的。把工厂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行为！设备还没有搬进来，房子到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是少慢差费。”

　　聂荣臻说：“是糊弄人！”

　　厂长呐呐地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赢呀！”

　　“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聂荣臻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报告？”贺龙也问道。

　　“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批准我们重建。他们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党委书记说。

　　“乱弹琴！”贺龙骂了一句，不知是指“大跃进”，还是指讲这话的人。他说：“你们写个报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给我写清楚。我是倾向推倒重来的。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谁不推，最后由技术部门确定。”

　　这次成都之行，对贺龙的思想震动很大。他不仅了解了让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形势的严峻，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对这场“左”倾运动有了感性认识。“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似乎不便多言，言必有失啊！但国防工业的后遗症，又必须处理，怎么办呢？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反复地思考着。

　　3月25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他们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贺龙便匆匆地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需要找周恩来，听取他的意见。

　　他们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了入夜时分。这次谈话，因没有收集到资料，笔者不能妄加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谈话一定是推心置腹的。周恩来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能同贺龙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给贺龙面授了什么机宜，出了什么处理这一问题的“点子”，所以，贺龙从中南海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