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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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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薛明才知道，三个孩子在走投无路之中，打电话给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廖家素来尊敬贺龙。经普椿马上找到了正在中南海避难的廖承志。
廖公一听，立即回答：“收下他们，全部收留，再难也要收留。”
这样，贺鹏飞带着妹妹晓明、黎明住进了廖家，可是，住下以后，他们才知道，廖叔叔处境亦很艰难。他们三个人住在这里，目标太大了，会给廖叔叔带来更多的麻烦。兄妹三人商定，另觅。藏身之所。
第二天一早，他们向经普椿倾吐心迹，说明去意。经普椿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鹏飞兄妹去意甚坚，最后，只得把十六岁的小妹黎明留在了廖府，兄妹两人拿着经普椿给的钱和粮票，藏躲于茫茫人海之中。后来，隐姓埋名到一只海船上做了苦工。
有一天；廖公获准悄悄回家看望何香凝老人。他把黎明拉到身边说：“好，好，你就住在这里。”
他又告诉经普椿说：“实在危急，就用妈妈这把保护伞。”
就这样，贺黎明躲在何香凝的居室里，渡过了最险恶的日日夜夜。
贺黎明这封短短的信，给两位日思夜想的父母，带来了无比欢乐。一连几天，贺龙都十分兴奋，他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一遍一遍地读着这封信，不时地念叨着：“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
一天，他突然对薛明说：“我要给幺女、小龙他们写信。”
薛明理解贺龙的心情，说：“写吧，我来写。”
“不，我写。”贺龙有生以来从未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这次却要自己动笔了。
他戴上老花镜，伏案写起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隔一段日子，就要给孩子们写一封信。他在给小龙（贺鹏飞）的信中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
其实，他写的信，只能是做父母的一种自我安慰。这封封充满父爱深情的信，孩子们是一封也收不到的。
孩子有了着落，现在只等着秋天的到来了。贺龙在盼望着秋天。
薛明这样描述说：“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他能盼望到什么呢？我的老天爷。
西山的树叶一片片地枯黄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满山飘落。周恩来没有来接他。贺龙没有失望，还在等待着，企盼着。西山的落叶乔木露出了光秃秃的枝桠，经受着寒霜的侵袭，已经是初冬了，周恩来还没有来接他。日子一天天消失，山下的那条公路依然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影。他失望了，感到一种可怕的威胁正在向他逼来。
薛明也一样，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劝贺龙不委再去掀动那窗带了。周恩来不可能派人来接他回去了。
贺龙呻吟着，沉重地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自己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跟我谈话时的心情了。他说那些话，也是不得已啊！我们住在他的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我们的元帅此时此刻心情十分复杂。他失望、愤懑，感到自己受了某种欺骗，厄运正在逼近，但他理解周恩来，感到周恩来处境之困难和无奈。一下子，他的心情变坏了。
终于，我们的元帅病倒了。他本来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现在又感到疲乏、心慌、头昏、睡眠不好，脉膊跳动不规则。他又患了脑缺血失误症。薛明着急了，提笔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病情报告，请求给予治疗。1968年3月26日，贺龙被送进了医院。
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败坏了一些人的灵魂。人道主义——这医务工作者应有的品格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什么上面下达的“医疗为专案服务”。这位接诊医生竟说贺龙是“诈病”，在他的病历上写了“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两行大字。这是什么病案？真是天下奇谈！搜遍天下病人的病历，也不会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医生吗？不，这是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可悲的灵魂。
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龙怎能得到良好的医冶？不得已，住了几天，他要求返回了西山。
薛明见他这么快就回来，痛苦地摇摇头。作为妻子只能强颜欢笑，安慰丈夫。
贺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你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吧！”
这是在延安时，毛泽东写给王观澜的信，是谈对待疾病的态度的。毛泽东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
贺龙是从医院里抄录来的。他要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与疾病和命运作顽强抗争。
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位战士对他说，有好几位老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L贺龙点着名数给薛明听，然后，愤愤地说：“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了？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他激动起来，用手重重地捶着床板。声音一会儿便便噎了。
薛明怕他血压升高，赶快耐心地规劝他。
在贺龙住院期间，薛明想起很长时间没有给周恩来写信汇报情况了，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汇报说，贺龙来西山后，对自己要求很严，许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是自己动手，每天坚持学习，记笔记、练字，但对许多事情又感到委屈，无法接受，要求与总理谈一谈。贺龙回来后，薛明把信拿出来请他过目。贺龙看了一遍，对薛明说：
“你写这封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不想想，现在是1968年春天，已经过了周总理要接我回去的1967年秋天了。这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封信你发出去，很可能弄到林彪、江青、叶群手里。他们看了之后，还会以为你去向他们求情呢？我们要向他们求情？绝对不能。我就不相信，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元帅无所畏惧，个人命运不值一论，但他却耽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这种心境，有谁会知晓？
从医院回来以后，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更重了。大概在住院期间听到了不少则、道消息”，使他不能平静。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这一代经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缔造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啊！启己参与缔造的国家被弄得国不将国，老元帅能不痛心疾首吗？他常常对着报纸愤怒地责骂。
看到报纸上天天喊夺权。贺龙说：“他们在夺难的权7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去了。他们是什么人？”
四川省夺权，点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个人的名字。贺龙敲着桌子骂道：“活见鬼！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嘛！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晚上，他常常躺着躺着就坐起来，吸几口烟，对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奸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舌难啊！’
元帅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薛明看见他睡不好，吃不好，情绪波动很大，怕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心中分外焦急，总想弄出个办法来，使贺龙的情绪好一点。
一天，她对贺龙说：“我们俩个今天开下夫妻会吧！我给你唱支歌。”
薛明认真地唱起了战争年代常唱的歌。开始，贺龙坐在床上仔细地听着。这歌声，使他回到了遥远的如火如荣的年代。但是，他偶然向窗外一瞥，看见荷枪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哨兵，不知怎的，刚刚好起来的心情马上被破坏了。贺龙把手一挥，说：
“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你这个表演，你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你自己也很清楚的。”
说完，他苦笑一声，颓然睡下。
室内一片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
27、中国大冤案。贺龙被“立案审查”。在“背靠背”
会诊之后，一代开国元勋，含恨离开了人间
贺龙悄然消失在西山，林彪他们却没有放弃整垮他的企图。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这是在歪曲历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1933年夏，由于蒋介石重兵“围剿”和“肃反”运动的自我摧残，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湘鄂边处境艰难。蒋介石看准时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
这个熊贡卿，贺龙是认识的。1926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在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的同时，让省参议员熊贡卿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次故人来访，游说劝降，贺龙毫不留情，将其逮捕。经中共湘鄂西分局批准，1934年l月23日，由贺龙主诗，在湖南龙山县灰岩塘进行了公审，立即枪决。贺龙在公审大会上说：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干什么来了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细。我们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碌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1934年3月17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这个晏章炎密报的就是这一件事。
晏章炎又是何许人？他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利欲熏心，看到林彪他们要打倒贺龙，便想借此附势，有所获益，于是，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一丁半点之事，编造了贺龙“乞降”的谣言，密报“中央文革”。
林彪看见此信，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批转给了江青、康生请人，并派出心腹人员佯作“调查”。其实，这件事无须调查，因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央档案馆里，拿出来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却置历史档案于不顾，既不取物证，也不找人证，便将此事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并于7月12日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林彪此时心喜若狂。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参加所谓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的，就是“中央文革”那帮人。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都在座。他们积极支持叶群的提议。到了9月13日，一个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其人头的元帅贺龙，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立案审查”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个专案组由康生、叶群亲自掌握。11月8日，康生、叶群主持讨论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康生对专案组的人说：“不要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要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请看，专案审查竟可以不要客观事实，而要服从于他们整垮别人的那种“倾向性”。在六七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所谓“专案组’：、他们根据操纵者的意志，收集“材料”，网罗“证据”，合我者用，异我者弃，成为那个时代毛骨悚然的莫须有罪名的制造者。
贺龙的专案组就是这样。他们不去查阅档案，却忙着从国民党的报刊上复印敌人诬蔑贺龙的消息和报导；他们不去作公正认真的调查，却派人会同各单位的“造反派”，将贺龙的亲友、部属乃至其子女非法关押起来，严刑逼供，强令他们按专案组的意愿提供“罪证”。这样，不知有多少贺龙的亲友、红二方面军和一二０师的老同志，在西南军区工作过的人，上至大将、上将、中将，下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刑讯，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成为当代中国一桩令人胆战心凉的大冤案。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落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说得多么清楚。这个报告给诬陷贺龙“叛变投敌”之说是无情的否决。但是，专案组要按林彪、康生、江青的意图颠倒是非，竟不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把它隐匿起来，写了一份诬陷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所谓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对于贺龙，专案组开始不闻不问，后来让他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写证明材料，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才加紧了对贺龙的“审查”。因为，Ic月份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他们必须就贺龙问题有个交待，阻止其重新出山。专案组计划了一个同贺龙“面对面的斗争”方案。但是，被康生、江青、陈伯达还有叶群参加的所谓“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了。他们害怕贺龙“脾气大，怕斗不过”，不跟贺龙面对面，改成“背靠背的斗争”，即由专案组提出问题，让贺龙书面回答。
审查者害怕被审查者，你说，真理究竟在谁一边？
9月18日，他们终于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读过本书上面各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所谓“问题”，完全是于虚乌有，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贺龙把这份东西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他说：“真是活见鬼！那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停了一会，似乎心情稍有所平静。他对薛明说：“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8、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想用毛主席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呀！”
他愤怒，他痛苦，一连几天吸烟很多，不停地在室内踱着步。一个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被党所冤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有时，他突然从踱步中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两个大字：“冤枉！”
但是，不回答问题是不行的，他们代表的是党组织。几天以后，贺龙坐了下来，针对林彪他们的造谣和诬蔑，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就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不掩饰、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叙述，让薛明记录下来，作为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的反击。此时，他还想，我写的这些材料或许毛泽东能够看到。
可惜，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想。
他写的材料是通不过康生把持下的专案组的。他们看了贺龙写的历史回顾，十分害怕。这一点，从现存的贺龙专案组档案中看得非常清楚。这里，只要例举一下康生在专案组上进的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专案组的日子大概也不太好过．看起来，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看来，贺龙实事求是的不屈服态度，使他门很难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不必传阅，以免干扰”。他们很怕毛泽东看到事情的真相。
然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诬告。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他对贺龙不保了。
从1968年6月3日起，林彪他们的手伸进了西山，周恩来也管不了了，于是，各种迫害接履而至。贺龙夫妇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的人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不能被人发现，将整个居室蒙上了黑色窗帘，不许他们再拉开来，使他们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
床上的被褥、枕头不知为什么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只能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是盛不满的米饭，一格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者是老得似甘蔗皮的豆角。贺龙经常处于饥饿之中。薛明只得到允许他们活动的山边去挖些野菜，用饭盒煮煮给贺龙充饥。
有一次，薛明看到山边长着一种形似豆角的野菜，高高兴兴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了回来。贺龙过来看了看，对薛明说：“这个不能吃，你白费劲了。”
贺龙很懂得野菜。在长征途中，为了解决战士们的食粮，他曾带头尝过很多野菜。
薛明拿着这把野菜自嘲地说：“唉，真是空欢喜一场。”
水，也有了限制。“专案组”的人借口水源困难，弄水不方便，在大热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全靠老天下雨。只要一下雨，贺龙夫妇就忙着把大盆、小盆、茶杯、饭盒都拿出来去接雨水。整整四十五天只靠每天一小壶水生活。
最残酷的是在医疗上大做手脚。
贺龙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老人，离不开药物治疗。来西山以后，他们的医疗是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一名姓沈的医生负责的。这位青年医生很关心贺龙，经常来看望他们，还不时帮助他们下山去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贺龙夫妇很感激他。可是，到了1969年三月，姓沈的医生突然不见了，换来了另一名医生。后来，他们才弄明白，此人并非医生，而是一个根本不懂得糖尿病、高血压等内科疾病的神经科的男护士。据他自己说，是经过六次“政审”才挑选来的。此人一来，贺龙夫妇大遭其殃。
大概是有什么人的授意，此人一来就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走了贺龙从家中带来的全部自备药品；在用药上，又借口药少，减少了一些常用的重要药品，这样，贺龙每天必需的降糖药便没有了保证。专案组还指示此人说：“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象对待好人那样。”
一天，此人送来一些药，其胶囊皆已破裂，药末泄漏；胶囊上甚至还有黑色手印。薛明警惕性很高，非常生气地说：“这药我们不能吃。弄成这个样子，谁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贺龙说：“把它退回去！要小心啊，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此人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不知什么药片。薛明发现了，提出了抗议和责问。
此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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