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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贺龙-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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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说：“把它退回去！要小心啊，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此人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不知什么药片。薛明发现了，提出了抗议和责问。
此人无奈，解释说：“这是选错了。”
贺龙生气地责问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是个医生呢！”
此人白白眼说：“哼，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
贺龙骂道：“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干什么的？”
他怒气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此人无可奈何地走了。
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一个蠢人，和他吵吵心里也痛快些。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面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
贺龙说对了。这个人真的身负监视他们的责职。
一天夜里，突然来人要贺龙夫妇从住在半山腰的平房里搬到山脚下的平房里去。这位“医生”就住在这里。贺龙夫妇搬下来以后，不论是在走廊里散步还是去上厕所，都要经过此人的房间。他们的一切都在此人的视线之内。
薛明懂得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搬下来的缘由，她指指房子周围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呢！我来找找。”
贺龙阻止她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不能总让他们愚弄呀！其实，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无情折磨，使贺龙愈来愈清楚了林彪他们的险恶用心了。他对薛明说：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啊！我不死，我要活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他用手杖敲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中的林彪，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授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好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他转过身对着坐在那里补衣服的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上那一套，都是她搞的。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那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揭发过她，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听了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连了你。”
贺龙摇着头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会妨碍他们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九大”开完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贺龙戴着花镜，详细地看完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关于“九大”的报导、“九大”会上的报告，他沉默了好几天，只是抽烟，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一句。薛明望着他那怔怔的样子，心里着急。
一天，贺龙用手杖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搭着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指着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多么憨厚的老帅呀！他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相信了林彪他们的诬告，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对他表过态了。元帅仍然相信他的“毛大帅”，这是在长期历史风浪中形成的，无可指责，况且，毛泽东后来还是真的纠正了他对贺龙问题的失误，只是，已经太晚了。
贺龙虽然相信毛泽东会说句公道话，但是，他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
一天，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啊！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的。”
薛明说：“你不用耽心，我不会跟你分开。没有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贺龙从开着的屋门朝院子里望了望，一片乌云正笼罩在山头上，大概要下雨了。他说：“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你放心，我是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
过了两天，薛明因为眼睛近视，被允许去医院配眼镜。等她从医院回来，十分惊奇地发现，屋里的地已经打扫过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窗口的竹科上，还晚看一件洗好了的衬衣。这是贺龙在告诉她，万一出现意外，把他们分开，他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薛明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贺龙又让薛明为他弄一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日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备用。薛明心想，我上哪里去给你弄这些东西呢？但她还是难过地点了点头。
贺龙元帅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在台阶下二十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一尺左右。十一时，贺龙又从坐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七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那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有一次，贺龙起来解小便，又摔倒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滚，洪湖岸边，是啊么是家乡……”声音不大、唱得也不太难确，但它却震憾了贺龙的心。洪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有着特殊意义。在那里，他和国民党军队作过殊死的斗争；在那里，他和善良而穷困的人民同生死共甘苦；在那里，他和两次“左”倾路线作过艰难的斗争；在那里，埋葬着他的多少战友；在那里，他有欢乐，有痛苦，是他终生忘怀不了的地方。这只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被“革”掉了，禁止唱了，说是在为贺龙树碑立传。当初，他听到这种说法，曾轻蔑地嗤之以鼻。现在，在这种时候，能听到这只歌，真使他心似潮涌，百感交集。
他喊道：“薛明，是谁在唱歌呀？”
薛明掀开窗帘看了看，外面正下着雨，一个哨兵站在窗下避雨，嘴里哼着歌。便回答说：“一个哨兵。”
“你问问他是哪里人。”
薛明又掀开窗帘小声问站在窗外的战士说：“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湖北，……阳。”声音很小，又夹着雨声，薛明没能听清。
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管。”
薛明走过来，深情地望着他。她知道丈夫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就说：“好地方啊！”
“是啊！”贺龙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谈起了他难以忘怀的洪湖，最后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他。”
6月8日，听完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薛明不懂医学，但她长期照顾丈夫，对他身患的糖尿病是知道一些的。她曾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也听保健医生详细讲述过注意事项，因此，她已感到可能出现了保健医生说过的，糖尿病的严重症状——酸中毒。她非常着急，跑去找那个“医生”，但是，此人外出了。中午十二时，“医生”回来，薛明马上跑去向他讲述了贺龙的病情。下午三时，这位“医生”才珊珊来迟。正好，贺龙又吐了。吐的都是胃液和黄绿色的胆汁。二小时后，血压下降，上腹剧烈疼痛。“医生”这才决定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个上级，不是医务部门，而是专案组。四个小时以后，专案组才派来两名医生。
这时，距贺龙早晨呕吐发病，已过了十三个小时了！这不足无视人的生命吗？
更令人生疑的是，派来的两名医生听了薛明的诉说，不作必须做的血糖、尿糖检查，反而极不正常地将贺龙的尿样派人送往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他们想干什么？原来，专案组在怀疑贺龙是“服毒自杀”。这种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的反科学的判断。毫无疑问会被科学所粉碎。他们这才确认贺龙是糖尿病酸中毒。。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挂起了两个瓶子，给贺龙大量输入高渗葡萄糖。
内科学上说：糖尿病“基本病理生理为绝对或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引起的醣、脂肪及蛋白质等代谢紊乱。”对于糖尿病酸中毒的治疗，内科学上明确指出：“在治疗开始初数小时内应给予足量短效胰岛素，以便迅速控制高血醣和血酮。”
然而，这两个医生却使用了相反的措施，这到底为什么？在一旁的薛明极为愤怒，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杀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贺龙的病情在输入葡萄糖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急剧恶化了。这两个人害怕了，怕贺龙死在他们手中，承担责任，不得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此时，已经是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了。
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０一医院。
贺龙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正色道：“你必须去。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元帅。他仰起睑，望着薛明，问道：“我去住院，你呢？”
我们的元帅怎能离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呢？他离不开她呀！
薛明大声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她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周围几个人。谁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木然的脸、冷酷的脸。他们不肯同意一个病危者的亲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的人性哪里去了？
薛明失望了。她含着泪对丈夫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她忘情地拉着贺龙已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也紧紧拉着她的手。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此时此刻有多少诗要说啊！薛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她与贺龙的最后诙别！
贺龙被送进了三０一医院。原三０一医院院长斯莱在1974年9月23目承认，早在贺龙入院之前，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曾对他指示说：“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不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事先把贺龙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没有针对糖尿病酸中毒做好抢救工作，当然也不会通知有经验的专家来作紧急处理，因此，当贺龙被抬来以后，病房只得匆匆忙忙临时组织抢救。
8点55分，送到病房，10点25分才开始抢救，贻误了一小时三十分。到10点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医生着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须组织有经验的专家来会诊和抢救。院方同意会诊，但却不让专家们直接接触病人，使他们知道患者是贺龙，要“背靠背”会诊，让他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X光片讨论”。
看病而不准接触病人，这真是千古奇谈，这种古今医疗史上的“独创”，是中国医疗史上的耻辱！
而且，不知为什么，到了13时3O分，也就是说，拖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对贺龙进行“背靠背”的会诊。参加会诊的只有心肾科、放射科、呼吸科的专家，却没有代谢科的内外专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毒属于新陈代谢的疾病，他们这是干什么？
“背靠背”的会诊之后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此时，时钟正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０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着贺龙的归来。
她是那么焦虑，那么痛苦，整日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条无人的小路，翘首盼望着她那不幸丈夫的归来。然而，来的却是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此人告诉他，上级让她去“核实材料”。薛明纳闷了，到哪里去核实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带着满肚疑惑、无可奈何地跟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十四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贡迎面
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
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
了？明明六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
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
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
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
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
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
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
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
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
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
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
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
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
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
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
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
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
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
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后上的胡敦，把那
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
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０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问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放在何处，怎么找也找不到，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死了之后，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写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难道这不是一桩千古奇冤吗？
………………………………………………
28、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周恩来抱病出席骨灰安放
仪式，泪如雨下：“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贺龙去世以后，薛明在西山孤灯相对，形影孓立，痛不欲生。
一天，突然来了一些人，把她押送上了火车。她知道，贺龙死了，该向她下手了。可是，要送她到哪里去呢？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了贵州贵阳机场附近一个小山沟里，一个班的空军士兵，把她作为重要犯人监禁起来。她不明白，怎么看押的战士换了空军了？是谁在对我下毒手？
是谁？是叶群。
贺龙去世以后，她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贺龙死了，还有薛明。她也不是好人，你们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吴法宪唯命是从，向叶群表示，此事由他亲自去办。
叶群交待说：“一不能让她死了，二不能让她逃掉，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他们害怕真理，害怕人民知道元帅之死的真相。
于是，薛明被转移到了吴法宪手上，送到了这个叫做磊庄的小村子里。在这里，对她看得很紧，无论是劳动、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人轮流看守。他们要薛明下田劳动，却不安排在附近的农村，而是让她到较远的菜田里去干活，每天薛明要来回步行二十多里。这不是在故意折磨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吗？
1971年5月17日，也就是贺龙逝世两年以后，专案组写出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提出：“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然而，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斗争加剧，中共中央没有讨论这个报告，被搁置了起来。
1971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薛明感到一阵喜悦。林彪死了，叶群死了，她的命运也许会出现转机。哪知，事与愿违，一切依旧。他们常常借口“紧急战备”，等薛明睡到半夜，把她叫醒，让她打上背包，在狭小的房间里跑步，直跑得薛明气喘嘘嘘，步履踉跄，但是，薛明记得贺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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