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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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场点名，叫出二个连长一个营副。这三个人中，除三营副以外，都是从唐生智那儿派来的。这次闹值的确同他们在下面煽动有关。据目击这一过程的刘应铭回忆，一连长自知理亏，老老实实让手枪队绑了；五连长是湘西人，被绑的时候，以为命保不住了，对他的一位同乡说：“我该死，拜托你去看看我的老婆，给她捎个信”；四连长却不一样，他大声喊叫：“你们看着我去死，看得过意吗？闹得饷，大家都有分呀！”这时，队伍里突然有人朝台上的贺龙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看来，贺龙的命真够大的。

　　他自组织武装以来，素与官兵同甘苦。长年征战，发不出薪饷，甚至挨饿受冻，亦非一次，但从没有人闹过饷，更没有人朝他打过黑枪。周逸群批评团长贺锦斋对部队管理不善，没有防患于未然。贺龙却平静地说：

　　“锦斋有什么办法？这个事要说麻烦，是由来已久了，事出有因嘛！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我贺龙听了共产党的，有人为这个要摘掉我贺龙的脑壳。”

　　周逸群说：“云卿，你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可是，你根据什么？”

　　贺龙说：“那个土兵有后台，才敢豁出命向我开枪。你看看那个四连长，没有后台，鬼才敢在我面前煽动捣乱。你们再想想，为什么陈策勋、陈佑卿、刘锦星这些营长，没有他们的事，先拖起枪逃跑呢？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事，我那位参谋长陈淑元不出来解决？我那位尊敬的老师陈图南不出头露面？明明是谋划妥当，躲在一旁，要我的好看嘛！看我贺龙和你周选群让冷枪毁掉，他们就出来杀治军不严、谋害师长、主任的头号叛徒，就是锦斋、达伍。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独立十五师抓在手里，找人请赏封大官喽。掏这个鬼，瞒得过我？”

　　周逸群说：“陈图南和你共事多年，从你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后，就同你一起同甘苦。你平时又把他当老师，十分尊重他。道不同不相谋，也不该下这样的毒手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读书不多，图南帮我长知识，拖队伍，是有大功的。如今，你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这是刀头见血的事，没得二话，硬碰硬的事。分道扬镳，我贺龙以礼相送。干出这种把革命军往反革命军那里拖的把戏，可就不是好朋友之间的割饱断衣喽，是不能不下狠心呀！但愿我想的有错，我再去试一次，拿点证据来。”

　　周逸群、贺锦斋一听，马上提醒他说，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试验别人，那是危险的。

　　贺龙说：“我是希望试的结果，是我贺龙估计有错，不是他们掉脑壳。”

　　他告诉副官说，去请陈参谋，我有机密大事要同他商量。

　　贺龙的分析一点也没有错。

　　此刻，陈图南、陈淑元和团长刘燮、柏文忠正在汉口大陆旅馆里一边喝酒、玩牌，一边等候消息。

　　陈淑元举杯朝陈图南说：“老板（贺龙）报销，先生（周逸群）难逃，老资格（陈图南）要当师长、军长喽。”

　　贺龙的副官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大陆旅馆，告诉陈图南，师长请他去商量机密大事。

　　贺龙没有死？他们都为之一惊。陈图南先是一阵害怕，随着转念一想，他没有死，惊吓怕也不小。请我去商量事，恐怕要找台阶下吧？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坦然地来见贺龙。

　　一见面，贺龙问他说：“图南，你跑到哪里去了？师里闹的，有人向我开枪，我的日子不好过喽。你看怎么办？”

　　陈图南说；“云卿，你素来镇静有谋。你讲讲，你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商量。”

　　“我若有好办法又何必去把你请来。”贺龙显得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见此情景，陈图南心中暗喜。他决心劝说贺龙，便说：我们共事已经十四年了。我是一直为你云卿着想的。我老实告诉你，共产党是靠不住的。武汉政府的显贵们也是各怀鬼服，也靠不住。他们没有多少信得过的队伍。唐生智心狠手辣，你们一道从四川、贵州出来的队伍，袁祖铭让他密令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以吃饭为名，骗出来打死了；彭汉章也被他免职查办，送到湖南囚禁起来，至今还在坐牢，原九军的部队全归了他。剩下两支队伍，王天培投奔了老落；我们这个师呢？被裁减了一半。你再老老实实跟着他们，还不是等着让他们摘掉吗？你千万别听共产党那套空道理。

　　贺龙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低头吸烟。陈图南以为贺龙被他说动了心，就大胆地告诉贺龙：“蒋介石坐镇南京，手攥上海，兵广钱多，只是缺少猛将良帅。依靠老蒋，才是出路。南京方面已经表示，只要你云卿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师扩编成军，委你当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他们说，汉阳兵工厂也可以交给我们，还送一笔可观的酬金。”

　　贺龙眨眨眼间他说：“图南，事成之日，你怎样呢？”

　　陈图南说：“我要什么？我是为你云卿。大不了当你的副手，副军长兼一师师长什么的。你看行吗？”

　　贺龙点头说：“唉，这倒不错，你怎么不早点对我说呢？图南，你再让我想一想。”

　　陈图南满意地告辞了。

　　贺龙立刻把周逸群请来，对他说：“患难之交遇到了大是大非，也是分道场镳呀！”

　　他把陈图南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最后说：

　　“逸群，你向共产党中央报告，如何处理，我都照办。”

　　周逸群激动地说：“云卿同志，我们感谢你。”

　　周途群分别向中共中央和武汉公安局作了报告。新上任的武汉公安局长、共产党员吴德峰迅速派出武装，在大智门大陆旅馆逮捕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刘奖拒捕，被当场打死。

　　经审讯，证实向贺龙开枪的人叫李清林，是被他们的亲信四连长陈玉安收买的兵痞。他们商定，枪击贺龙，造成混乱，摘掉周逸群，由陈图南接任师长，再在武汉举行兵暴，投蒋领赏。武汉市公安局将三人处以极刑。1927年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上有一则简短的报导；“公安局昨日（5月9日）奉令枪决落逆派来的反动分子陈淑元、陈图南、柏文忠等三名。”

　　陈图南死后，葬于桑植。1928年秋，国民党湖南省议会某议员在陈图南的墓碑上刻志云：“陈烈士抱有国无共之志，誓不与共方戴天。宁汉窥燕，力避共产学说。惟时国共不分，中原鼎沸，致为逆党见疾。5月9日成时被害于汉。”陈图南的侄儿陈策勋、陈佑卿拖枪逃跑后，走上了反革命道路。陈策勋在给蒋介石的“快邮代电”中说：“（贺龙）盘屯湖北鄂城，勾联共产凶徒，谋一举而颠覆党国，兽化吾人。策勋私窥其隐，与陈伯卿、刘锦星等弃而违之。”这个墓志和代电，从反面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时的贺龙已经自觉地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走着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但是，历史还在显示贺龙让共产党人深感钦佩的鲜明足迹。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指挥北伐军，沿京汉铁路进军河南。北伐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独立十五师，为右翼军，沿京汉铁路正面，攻占郑州；第三纵队是新编的武装，担任左翼军，朝莱阳方向进攻。22日，贺龙率独立十五师开赴河南，肃清红枪会，攻克逍遥镇，激战临颖，占领许昌。6月1日进入河南省会开封。黄河两岸奉军基本肃清，北伐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在这场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显赫。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给贺龙等拍来电报说：“公等运筹决胜，身先士卒，与清将士之忠诚用命，为党奋斗，肯于此战见之。捷报飞来，两湖民众，欢声雷动。”汉口《民国日报》称赞独立十五师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

　　就在北伐军向河南进军途中，武汉政府日益右转，反共反革命的逆流正在发展。一些北伐将领，已经在其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党”，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二十军中的共产党员不免有所顾虑。贺龙了解这一情况后，诚恳地对周逸群说：

　　“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拥护共产党，执行共产党的决定的。你可以放心。所有在我们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继续工作。我们不会‘礼送’你们的。”

　　周逸群感动地紧紧握住了贺龙的双手。

　　6月26日，贺龙奉命率第二十军回到汉口。这时，武汉三镇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汪精卫虽然还没有公开撕掉左派的假面具。却开始限制和破坏工农运动，阴谋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武汉三镇布满乌云。各种政治力量正在重新组合。贺龙的司令部里高官显贵络绎不绝。他们并没有忘记拉拢贺龙。

　　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叶淇前来游说贺龙；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又利用其参谋长朱绍良与黔军的历史渊源，秘密前来武汉，对贺龙封官许愿。对于国民党右派向他送来的媚眼、秋波，贺龙一概不予理睬，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已经看清了这些国民党人的真正面目了。

　　然而，贺龙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7月10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意欲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高兴地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仰天大笑。

　　从这里得到启发，他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赓、共产党员傅维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无怪乎，被汪精卫派到二十军来当高级参谋的武汉政府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唐生智的智囊陈裕新，从二十军出逃后写的《陈裕新脱险之报告忡说：二十军新编的部队“如团营连指导员，无一非CP分子，官佐弁兵夫役，均极力吸收入党。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清一色CP。多数军官都是黄埔生。”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贺龙挺身而出，让武汉的一些共产党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挂上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以阻止反动派的搜捕。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辞，他说：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暴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阴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荡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交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暴动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