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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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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王景、王吴治河，所确定的以后黄河下游水道，上起荥阳，下到千乘海口，共长千余里。他们所以确定这一水道作为黄河干道，当与这条水道沿线地势较低和水道本身又较径直有关。但是它的绝大部分河段毕竟是决口后漫流形成的，有些段落，河道难免浅窄和弯曲，只有经过改造，才能减少决口和泛滥。因此，必须进行“凿山阜”、“破砥绩”、“疏决壅积”等。山阜当指阻挡河流的高地。因有高地阻挡，河道或者被约束得很窄，或者只能绕弯而行，变得比较弯窄。砥绩和壅积指的是堆积在河道中的岩石和泥沙，河道中存在着这些东西，行水当然不畅。要将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河道，改造得比较宽深通直，工程量很大。
筑千里长堤的工程同样艰巨。黄河携沙量大，河道因泥沙沉积容易南北摆动。黄河年水量变率很大，汛期水量往往是平时的几十倍，四处漫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修建河堤，否则，对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为害极大。因此，建筑自荥阳至海口的千里黄河长堤，便是他们这次治河的又一重点工程。看来，无论在南岸或北岸，都建成重堤，即有如明代潘季驯的缕堤和遥堤。因为史料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筑堤时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只有在双重堤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才可将河水从内堤的上游水门流出，又可因外堤的阻挡，流出的水，从下游的水门回注河中。修建重堤，工程更是巨大。但它却有利于将洪水中的泥沙沉积于内外堤之间，既加固了堤防，又延缓了河床的淤高。
王景、王吴治河的工程虽然非常浩大，但进展比较顺利，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开工，到第二年四月，便全面完工，历时仅仅一年。由于工程浩大，经费支出当然十分可观，王景传载，“景虽减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经王景、王吴的治理，这段河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决口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安流了800年左右，河道没有大迁，到北宋初年，它才北迁到天津境内入海。对于以“善淤、善决、善迁”的黄河来说，安流得这么久，可以说是历史奇迹。人们认为，创造这个奇迹，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王景、王吴所确定的这条河道，地势较低，流路较直，和工程质量较高的缘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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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后汉书·王景传》）这是今天能够见到的关于他们治汴治河最详细的记录。
②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认为，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安流的时间较长，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植被保存较好，黄河携沙量大大减少。参见《长水集》下，1—3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四节 贾鲁挽河南流
经过长期的泥沙淤积，王景、王吴治理的这条原来地势较低、河床较深的河道，又被逐渐抬高了。到唐朝，决口泛滥开始增多。到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濮阳东面的商胡埽〔sao扫〕，终于导致一次重大的改道，向北流经馆陶、临清、武城、武邑、青县等地方，至今天津市境入海。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妄图用河水拦挡，决开黄河南堤。军事目的并未达到，却酿成豫东、鲁西、苏北的大灾，黄河下游河道再一次大迁徙，夺泗水、淮水河道，与泗、淮合槽入海。
这条由人工决口形成的黄河下游新道，问题很多。从决口到泗水一段，系在泛滥中形成，河床很浅，极易漫溢成灾；泗水以下一段，河道狭窄，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很难容纳黄河汛期洪水。因此，从金代起，它频繁决口和泛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山东白茅堤的决口特别严重，水灾遍及豫东、鲁西南、冀南等地，不仅危及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冲毁了会通河，切断了南粮北运的运河航道。元朝政府遂下决心治河。
河决白茅堤后，贾鲁是主张彻底治河的大臣之一。在如何治河的问题上，他主张堵塞白茅堤决口，挽河南流，回到泗水、淮水旧道，东入黄海。挽河南流，工程量很大，但对保运有利，符合元朝政府的要求。于是，元顺帝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命他为工部尚书，率领汴梁、大名等路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兵二万，开往工地。工程于当年四月正式开始。
大体上说，贾鲁这次治河的施工顺序，先治理白茅堤决口以下的黄河旧道，再堵塞白茅堤决口。这是由于治理旧道的工程量很大，要浚深展宽河床，要截弯取直，要修建堤防等，只有在堵口之前，在河床干涸的情况下，最便于施工。但是，将堵口工程安排在后期，又会遇上七…九月间的黄河汛期，而汛期堵口，非常艰难，是治河大忌。由于贾氏事先对堵口工程制订了详细的方案，作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因此，堵口工程和疏浚工程一样，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当年十一月，全部工程峻工。先后疏浚黄河故道280余里，修筑堤防700多里，堵塞治理大小决口107处。工程量如此巨大，耗时仅为八个月，很不容易。治理后的河道流路，大致说，经今封丘、曹县、商丘、砀山等县市境内，徐州以下，循泗水、淮水河道，注入黄海。
贾鲁是一位勇于负责、敢于创新的水利官员，当时白茅堤决口宽400步，中流深三丈余，波涛汹涌，极难堵塞。他采用一系列的创造性措施，加以解决。第一步是在决口上方穿一直河，以代替原来比较弯曲，其主溜直冲决口的一段河道。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堵口的难度。第二步是在决口上方的直河上，修建了刺水堤和石船斜堤①，尽量把河水导向对面。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堵口的困难。最后，终于顺利地完成堵口，实现了挽河南流的任务。这些新技术，在堵口工程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图15）。
贾鲁勇于负责，敢于创新，并在治河上的成就，人们基本上都予以肯定。但是，由于他施工过急，“不恤民力”，强制人们夜以继日的劳作，使这次治河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也受到了人们的非议。贾鲁治河，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下面一诗，便反映了后人对他的基本看法。
图15 贾鲁治河工程布置示意图
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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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石船斜堤由27艘装满石块的船构成，它们排成三行，与白茅口成斜线，沉于白茅口上方。它将直河的河水挑离白茅口，从而使堵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②原诗见蒋仲舒《尧山堂外记》，此处转引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第307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五节 潘季驯束水攻沙
元亡明兴。由于新旧朝代的交替，黄河一度失修。明初河患又严重起来，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等许多地方被淹，会通河一再被毁。漕运对京师用粮和政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保运便成为明朝治河的一条基本准则。
从保运出发，明朝前期，治河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北堵，就是在黄河下游的北岸，修建一条力求坚固的长堤，防止黄河北决和北迁。因为北决北迁，都会破坏会通河的航道，切断南北漕运。而南决和南迁，黄河可以循泗水、淮水入海，对漕运威胁较少。南分，就是让黄河分道南下，沿贾鲁旧道以及涡水、颍水等，循淮河东入黄海。他们认为河合势大，渲泄不畅，便会溃堤泛滥。河分势弱，流水通畅，不易溃决。明朝前期，主持治河的主要官吏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都执行这一方针。徐有贞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比较一孔壶和五孔壶泄水的速度，用后者快于前者的事实，来证明分流排洪比独流排洪效果更好。并因此而取得了皇帝对这一治河方针的支持。
从短期看，北筑堤，南分流，确实有利于保漕和排洪，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黄河的问题不仅是水患问题，水患是个表象；由于河水多沙，泥沙堵塞河道是个根本问题。而分流必然流速缓慢，泥沙容易沉淀；从长远看，抬高河床的速度一定加快，必然导至更为严重的洪灾。明朝后期，这个问题充分暴露出来，黄河下游决口非常频繁，洪灾沙害空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有潘季驯等人另辟蹊径的新的治河方法。
这种治河新法，后人称为束水攻沙法。它最早由虞城（山西平陆县东）一位不知名的秀才提出，总理河道的万恭首先加以试用，潘季驯使之进一步完善，并广泛推行。他们认为，偌大一条黄河，水中含沙量很高，而且源源不断地随水东下，人力有限，排不胜排。而水力无穷，将它集中起来攻沙，有如“以汤沃雪”，便可迎刃而解。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时间很长，他以束水攻沙为核心，在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塞旁决以挽正流”。虞城秀才认为，“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潘季驯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此，他在治河时，虽然继续推行北堵的方针，但反对听凭河水分流南下，而代之以“塞旁决以挽正流”的方针。“塞旁决以挽正流”，就是将从决口旁出的河水堵住，使河水集中到干流中来。潘季驯曾先后四次主持治河工作，历时20年，他相继堵塞了数以百计的黄河决口，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分流和洪水横溢的局面，使河水集中到贾鲁故道。这一工程不仅便于集水攻沙，更主要的是它立竿见影地使黄泛区人民从水灾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2）筑近堤以束水攻沙，筑遥堤防洪水泛滥。他们认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因此，除堵决口外，以主要力量在黄河下游的河道两岸，紧逼水滨，建筑坚固的堤防。这两道南北大堤被称为近堤或缕堤，是束水攻沙的最主要工程。不过由于南北两堤逼水太近，即使建得非常坚固，如遇特大洪水，黄河也会溃堤泛滥，酿成洪灾。为了防范，他们又在南北缕堤之外，再各筑一道远堤，又称遥堤。这种近、远双重的河堤，普遍修建于黄河下游（接近海口的河段除外），其中的某些险要河段，于近、远堤外，又建有月堤加固。后来，为了使漫出缕堤的洪水，不致沿着遥缕两堤奔流，左右破坏两堤堤防；为了让泥沙沉积于两堤之间，以加固堤防，并使清水回到大河之中，以加强攻沙力量，又于两堤之间修建了挡水的格堤。此外，还在长堤上建有溢流坝，以便进行有控制的排洪。潘氏的堤防工程比较完备，在攻沙、防洪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图16）。
图16 缕堤、遥堤、月堤、格堤
（3）蓄清刷浑。黄河、淮河会于清口（今江苏省清江市西南），以下黄河与淮河合槽。淮河含沙量较少，水清，为了加强冲沙力量，潘氏又加高、加厚高家堰大堤，将淮水拦蓄于洪泽湖，提高洪泽湖水位，使清水可以顺利入河，借清水之力，冲刷浑浊的黄水。认为，这样清口以下的河道，便会更为通畅。这一工程效果不大，因为淮河水少，不敌黄河，清水很难顺利入河，而高家堰大堤过高，淹地太多，也会给淮南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
以束水攻沙为核心的潘氏治河，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不少的，他治理了明前期以来的黄河下游水患，使黄河泥沙淤积的速度放慢，黄河决口和泛滥的频率减少。但黄河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只靠束水攻沙，治河必须从全局出发，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法，效果才能更为显著。更何况黄河水量变率极大，涨落悬殊，建立宽窄恰到好处，既可束水攻沙，又不泛滥成灾的大堤，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下游后来还是成为地上河。
第六节 靳辅、陈潢治河
所有的水利设施，都必须勤于维修。黄河多沙，这里的水利设施更是如此。明清之际，因为改朝换代，黄河堤防失修，洪沙灾害，又非常严重。据统计，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到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33年中，发生严重决口的竟有23年；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等地洪水横流，南北漕运一再中断。康熙十六年，当时尽管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尚未最后平定，清政府还是任命靳辅为治河总督，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
陈潢是靳辅的幕僚，平时重视调查研究，知识渊博。在治河方面，他虽与前人一样，主张“必以堤防为先务”，强调筑堤的作用，但他又力主治河方法多样化，认为必须因地制宜，并说“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自然之宜”。后来，他甚至提出，阻止泥沙下行，是治河之本。萌发了后代保持水土的思想。这一思想虽然一时未被当时人们所重视，但他的其他治河主张，却被靳辅在治河实践中采用了。
靳辅、陈潢治河，主要措施与潘季驯基本相同，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但筑堤范围要比潘氏广泛，除修复潘氏旧堤外，又在潘氏不曾修建的河段加以修建。如河南境内，他们认为“河南在上游，河南有失，则江南（原文为南字，当为北字之误）河道淤淀不旋踵”。因此，在河南中部和东部的荥阳、仪封、考城（仪、考都已并入兰考）等地，都修建了缕、遥二堤。又如在苏北云梯关（今滨海县县治）以东，潘氏认为这里地近黄海，不屑修建河堤。而靳、陈认为“治河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因而也修建了18000丈束水攻沙的河堤。
但靳、陈治河除上面所说的与潘氏有异同外，还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潘氏。潘氏只强调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而靳、陈除了也很强调束水攻沙外，又十分重视人力的疏导作用。他认为三年以内的新淤，比较疏松，河水容易冲刷，而五年以上的旧淤，已经板结，非靠人力浚挖不可。他们不仅注意人力浚挖，还总结出一套“川”字形的挖土法。其法，在堵塞决口以前，在旧河床上的水道两侧三丈处，各开一条宽八丈深沟，加上水道，成为“川”字形。堵决口、挽正流后，三条水道很快便可将中间未挖的泥沙冲掉。“川”字形挖土法，可减轻挖土的工作量，挖出来的泥沙，又可用来加固堤防。在疏浚河口时，他们还创造了带水作业的刷沙机械，系铁扫帚于船尾，当船来回行驶时，可以翻起河底的泥沙，再利用流水的冲力，将泥沙送到深海中。这是我国利用机械治河的滥觞。
靳、陈等经过10年不懈的努力，堵决口，疏河道，筑堤防，成绩超过前人。以筑堤为例，累计筑了1000多里。这样，不仅确保了南北运河的畅通，也为豫东、鲁西、冀南、苏北的复苏，创造了条件（图17）。
靳辅、陈潢等虽然在治河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不久，却遭到坏人陷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他们基本上治平河患后，黄河下游一些因洪水泛滥而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耕种了。一些有政治后台的豪强们，利用权势，纷纷霸占这些土地。靳、陈加以制止，并用这些土地募民屯垦。认为这样做，一可以安置流民，二可以增加治河经费。结果，遭到了豪强们的诬告，诬以“攘夺民田，妄称屯垦”。结果，靳辅被罢官，陈潢被下狱。
为了开发黄河下游，为了这一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元、明、清三代还为了保运，千百年来，人们与黄河的水沙灾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为这一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提供最必要的保证。但黄河下游水沙灾害的根源不在下游本身，而是在中上游，特别是中游。然而古人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或认识不深，将全部力量放在下游。只知筑堤、浚河等，不知治本、治理中游的水土流失，所以受到很大的局限。只有统筹安排，综合治理，以中游为主，兼及上游和下游；以保持水土为主，兼及建水库、筑堤防、浚河道，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图17 清代（公元1644——1911年）“黄河修堤图”
第十章 苏、沪、浙海塘史
第一节 苏、沪、浙沿海的潮灾
我国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沿海都有潮灾。特别是从浙北到苏北，因为地势低平，大部分地区潮水汹涌，潮灾更多更重。
苏北和浙北，都属冲积平原。12世纪，苏北海岸线尚在今盐城县治到东台县治附近，后来，由于黄河和淮水泥沙的沉积，到19世纪，仅700年，便把大片海域变为平原，海岸线东移了50到60公里。在苏南，公元4世纪，海岸线约在今嘉定县治到奉贤县治一线附近，以东便是汪洋大海。由于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堆积，到12世纪，海洋后退了，海岸线东推到川沙、南汇一带。那就是说，今日沪东大部分土地，都在这七八百年中淤积而成。浙江绍兴萧山以北一带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钱塘江泥沙的沉积和潮水对泥沙的搬迁，海岸线也在北推，平原也在扩大。这些冲积平原的海拔很低，一般只有几米，有些地方甚至低到二米上下。
冲积平原的土壤松软，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当它成陆不久，人们就较快地将它开发成高产农田。宋、元、明、清以来，松江、嘉兴等府，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即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又由于它濒临大海，具有优越的生产海盐的条件，所以苏北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海盐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钱塘江南北也是如此。
但是，从浙北到苏北一带的沿海，都有较大的涌潮，它往往又会淹没新淤成的土地。特别是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涌潮。钱塘江口和古代长江口（崇明岛没有形成以前）都很宽大，从南端到北端，分别各在200公里上下，口内则急剧缩小，形如喇叭，江底还有沙坝隆起。这样的河口结构，在后浪推前浪时，前浪因为流路太窄，必然迅速抬高，形成高潮。所以，古代长江口上的广陵潮和钱塘江上的钱塘潮，都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闻名于世。西汉枚乘《七发·观涛》，写的便是广陵潮。钱塘潮和广陵潮都可涌高数米。江、浙一带常有台风登陆。涌潮凭借风势，可以涌高到八九米。当代测得的钱塘潮最高潮差为8。93米。
涌潮，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利用它来发电。但在古代，除可供人欣赏其壮观外，应该说很少有什么好处了。它为害甚大，轻则破坏农业生产和盐业基地，重则危及人民的生命，更严重的，甚至还吞没大片大片的陆地，变陆地为海洋。杭州湾北岸，在历史上便因为严重的涌潮冲击，海岸线不断内迁。例如王盘山，它在东晋时还和大陆联在一起，为东晋重要的屯兵之地。经涌潮不断冲击后，附近的平地，全部沦为海洋，王盘山虽然没有沉没，但它距陆地已有几十公里之远，孤立于杭州湾之中。
为了防止潮汐灾害，苏、沪、浙沿海人民修建起了伟大的防潮工程——海塘。它在苏北，被称为海堤；在苏、松和两浙，被称为海塘。这些工程，开始修建于秦、汉，后来不断发展，由短塘扩展为长塘，由土塘进步到石塘，终于形成一座海岸长城，它北起江苏连云港，南到浙江上虞。
第二节 古代海塘的兴起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设钱唐县，治所在今杭州灵隐山脚。“唐，堤也。”古代唐塘通用。以钱唐作县名，可能当时已有海塘。传说也认为，秦朝为征服涌潮，在钱塘江边修建海塘。
《水经注·浙江水》转引《钱塘记》中的这样一段传说，大意是：钱唐县东一里左右，有一条“防海大塘”，名叫钱塘。钱塘名称的由来与曹华信用钱诱人筑塘有关。曹是汉魏时人，宣称：“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后来，因为华信无信，诈称等到海塘峻工以后，再给大家付钱。众人盛怒之下，弃土江边而去。结果堆成一段海塘，名为钱塘。这个故事反映了作《钱塘记》时，钱塘江上已有海塘。
有关苏北的海堤记载，最早见于6世纪中叶。当时有一位名叫杜弼的北齐官吏，他在任职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时，“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北齐书·杜弼传》）这里的遏潮长堰就是防潮长堤。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钱塘江边秦、汉时的海塘，因以地名和传说为据，还不能确凿可信的话，那末，海州的海堤是无可怀疑的。这是我国关于海堤建筑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有人认为，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吴内史虞潭在长江三角洲前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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