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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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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年到二十四年（公元1755年—1759年），清军相继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布拉尼敦、霍集占（即大小和卓）的叛乱。为了加强回疆（当时清对新疆的称呼）的军事力量，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清政府从东北地区，即盛京（辽宁省沈阳市）将军的管区，调一支军队到伊犁。这支军队由锡伯人组成，包括家属，共3000人。他们在伊犁一带，一边驻防，一边屯垦。从屯垦的需要出发，他们以伊犁河为水源，修建了一条长约180里的干渠，称察布查尔。察布查尔，锡伯语意为“粮仓”。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又率领本族军民，用八年的时间，在旧渠北面凿了一条新渠。新渠长200多里①，宽10尺。两渠共可溉田10多万亩，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与图伯特凿察布查尔新渠的同时，回疆最高军政首领、伊犁将军松筠（蒙古族正兰旗人），也在伊犁河北面，进行规模很大的水利建设，既修理旧渠，又穿凿新渠。在一系列的渠系建设中，最重要是引伊犁河支流哈什河（喀什河）为水源的渠道的拓展，修了170多里新支渠。后来，它被皇帝命名为通惠渠。《新疆图志》记载，哈什有一条皇渠，溉田43。7万亩。有人认为这条皇渠可能就是通惠渠。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清政府将禁烟有功的林则徐谪戍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在伊犁深得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器重，1844年授命他与全庆共同兴办南疆水利。两人组织各族人民，在南疆的和尔罕（今若羌北）、叶尔羌（今莎车）、喀喇沙尔（今焉耆）、伊拉里克（今托克逊西）、库车、乌什、和阗、喀什噶尔等地，经过约一年的努力，修建成数量很多的水利工程，垦地近70万亩，成绩斐然。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中亚浩罕国在英国支持下，派阿古柏率兵侵入我国南疆。接着，俄国也以护侨为借口，强占我国伊犁地区。南北疆许多水利设施湮废。后来，左宗棠统兵入疆，曾纪泽赴俄交涉，在军事和外交双重努力下，大部分失地收复。光绪十二年（公元1884年），新疆建省。建省前后，左宗棠和刘锦棠先后在新疆担任军政要职时，都把恢复和发展南北疆的农田水利，作为善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组织士兵和各族人民，在各地修建成许多渠道，开垦出大量的农田。据后来编写的《新疆图志·沟洫志》统计，全区已有干渠900多条，灌田面积1100多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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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渠道长度，各书说法不一。另一说旧渠长150里，新渠长100里。
第三节 天山南麓的坎儿井
在新疆，农田水利的设施中，除上述明渠外，还有一类是坎儿井。它是以地下水为水源的自流灌溉工程，是雪山前沿、气候特别干燥的斜坡地上最理想的水利设施。
南疆吐鲁番和哈密两盆地，便是最理想的修建坎儿井的地区。它们都位于天山南麓，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雪水。盆地有一定的坡度，凿渠将盆地北缘地下的雪水开发出来，便可进行自流灌溉。这里雨量极为稀少，全年只有几十毫米，而气候干燥，年蒸发量高达几千毫米，蒸发量是降雨量的100多倍①，采用明渠灌溉，渠水多被蒸发，而蒸发对坎儿井的威胁极小。
坎儿井又称井渠，由竖井、暗渠、明渠等几部分组成，每条坎儿井的长度，由一二里到一二十里不等。暗渠是地下渠道，其作用为拦截地下水，并将它引出地面。暗渠每隔一二十米，便在其上立一竖井，井深从几米到几十米，视含水层深浅而定。每条暗渠的竖井，少则几眼，多则一二百眼。它是穿凿、修理暗渠时掏挖人员的上下通道，又有出土、通风、采光等作用，还依靠它来确定暗渠的坡度和方向。明渠将从暗渠中引出的地下水，导入农田，灌溉庄稼（图12）。
西域何时开始兴建坎儿井？多数学者认为可以上溯到西汉。理由是，自汉武帝起，西汉大力经营西域，并在轮台、渠犁（今库尔勒境）、车师（今吐鲁番境）等地驻兵屯田。这一带雨量稀少，空气干燥，屯田时必须兴修水利，特别是很少蒸发威胁的坎儿井。他们认为，穿凿坎儿井技术，在屯田西域之前，在兴建龙首渠时即已掌握，而车师等地地下水的资源又很丰富，驾轻就熟，完全可以在西域发展井渠灌溉。
学者们还认为，西汉时井渠技术西传，在史籍中也隐约可见。《汉书·西域传》载，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行军地图），穿卑鞮〔di低〕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三国时人孟康对卑鞮侯井加以注释，说：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根据这些记载和解释，学者们说，卑鞮侯井就是井渠，白龙堆位于罗布泊东，当时既能用修建井渠来增加漕渠的水量，当然也会在西域兴建井渠灌田。
图12 坎儿井结构示意图
上述的理由和依据，值得重视。但推论较多，依据也嫌单薄。西汉时，西域是否已用井渠溉田，当有待于地下遗物、遗迹的发现。
与西汉不同，从魏晋到隋唐，有关西域井渠的资料逐渐增多，有文字记载，也有遗迹出土。
新疆水利厅厅长维吾尔·米努甫和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鹤亭，各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新疆一些地方修建水库时，曾发现了一批十分古老的井渠遗迹。米努甫在文中所举的古老井渠遗迹在吐鲁番金胜口水库区。这条古井渠长约100米，已经干涸；有七个竖井，每个竖井相隔约10米；暗渠出口处，有一段已坍坏成明渠。与古渠遗迹同出的还有古陶和古城等。经鉴定，属于魏晋时文物。这条古老井渠，当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
王鹤亭所论述的古老井渠，位于高昌故国②东面，鄯〔shan善〕善县鲁克沁西北。这里发现的不只在同一层面上的三条废弃的井渠，而且在三条古井渠下面，还有许多废弃井渠。这批古井渠竟毁灭了一个新水库。王鹤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这里建了一座名叫“海洋”的水库。蓄水不久，即由漏水溃决。“经检查，是由于水库下面埋有三道废弃的老坎儿井。经过很大的工程回填后，再次蓄水，又发生了决口，原因是深处还有很多废弃的老坎儿井，修不胜修。”新水库只好报废。文章认为，修建这批坎儿井的时间，约在1000年以上，相当唐朝前后。
唐朝，吐鲁番已有井渠，不仅见之于遗迹，还见之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吐鲁番出土文书》。如高昌县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有关田产的文字，就不止一次地提到井渠、胡麻井渠等名称。其中“胡麻井渠③”的规模似乎不小，可灌高昌城北和城西的农田（图13）。
图13 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文书中的“井渠”、“胡麻井渠”
宋、元、明三代，有关新疆井渠的资料，目前掌握较少，特别是宋、元两代。至于明代，80年代普查时，已发现了一批。以新疆坎儿井最多的吐鲁番市为例，在445条新旧坎儿井中，历史在350—500年的，有10多条④。应该说，它们都是明朝修建的。
清朝新疆的水利建设很有成就，无论是普通灌渠，还是坎儿井。特别是清朝后期，由于林则徐、左宗棠等人的努力，发展很快。
有如前述，林则徐在远谪回疆期间，曾受伊犁将军布彦泰之命，与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共同建设南疆水利。他们除在那里修建许多明渠外，又大力扩展坎儿井工程，由吐鲁番扩大到托克逊、伊拉里克等地。后来，林则徐虽被清政府调回内地，但他开始的这一扩展坎儿井工作，仍然得到新任的伊犁将军萨迎阿的重视和支持，终于使吐鲁番盆地的官坎，由原来的30多条，增加到100多条，并使托克逊与吐鲁番一样，成为坎儿井比较密集的地区。在修建官坎的推动下，民间也纷纷修建这种工程。到19世纪60年代前期，吐鲁番、托克逊的官坎、民坎多至800余条，鄯善也有300多条。
回疆坎儿井第二次大发展在1878年左宗棠粉碎阿古柏入侵之后。由于左氏把恢复、发展回疆水利，作为善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短短的三年中，当1881年，他调离回疆时，便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修复吐鲁番的官坎外，又在其他一些地方，如连木沁（吐鲁番盆地东部）、鄯善等地，新建官坎185条。当时百姓重建民坎的积极性也很高。10年以后，连木沁以西的吐鲁番盆地上，建成的“坎尔以千百计”。
清朝新疆坎儿井的发展，虽然与林则徐、左宗棠等一批官吏的推动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当地维吾尔族、汉族、回族等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维吾尔族人的贡献尤大，可以说大部分的坎儿井，都是他们穿凿的。
不仅如此，研究者认为，坎儿井工程的重要结构之一——涝坝，也是维吾尔族人民创造的。古代的井渠，主要由暗渠、竖井、明渠三部分组成。维吾尔族发展了坎儿井的结构，又增加了“涝坝”。涝坝是维吾尔语，其含义与汉语中的蓄水池相当。涝坝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蓄水。它位于暗渠的出口处，可将冬季从暗渠中流出的水储存于此。新疆冬季气温太低，农业生产停顿，而坎儿井却在继续出水。涝坝便可将冬水储存起来，可供来春使用。二是晒水。这里的地下水，主要来源是融雪，水温很低，如从暗渠引出，立即循明渠灌溉农田，低温便会严重影响庄稼发育。引出的水，只有先储存在涝坝中，经过晾晒后，再灌溉农田，才利于作物生长。三是便于统一调配农田用水。涝坝的创建，使坎儿井工程更臻完备。
目前，吐鲁番和哈密两盆地的坎儿井共约1000多条，暗渠的总长度约5000公里，可与历史上的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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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据多年实测，吐鲁番年均降雨量为20毫米，蒸发量为3000毫米，蒸发量是降雨量的150倍。
②高昌国建于公元460年，公元640年为唐所灭。都城在今吐鲁番东南。
②米氏和王氏的论文，分别题为《新疆坎儿井研究》和《新疆坎儿井的研究》，收录在《吐鲁番坎儿井》一书中，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胡麻井渠”，目前有两种读法。一是“胡麻”连读。两字连读，这一名称可释为“井渠”。一是“胡麻井”连读。三字连读，这一名称可释为普通的明渠。何是何非，有待考古工作者深入现场核实。
④80年代，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县市，都普查了各自境内的坎儿井。其中建井年代，以吐鲁番市的普查实录最为清楚。三地普查实录，见《吐鲁番坎儿井》一书的附录。
第九章 古代治“河”工程
黄河中下游，辽阔坦荡，属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厥土惟黄壤，厥田唯上上”。气候属温带亚湿润区。它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史前的西侯度文化、“蓝田人”文化、“丁村人”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历史时期的夏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隋唐宋文明等，都在这里或以这里为中心发展起来。但是，黄河下游的河道又以“善淤、善决、善迁”著称于世，所以治河又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事之一。
第一节 史前治河的传说
在古代，“河”是黄河的专称。我国史前，有许多有关治水的传说，如共工治水、鲧〔gun滚〕、禹治水等，这些，主要的都是对黄河下游的治理。
共工氏既是人名，又是氏族部落名，相传是神农氏的后裔，在共地（今河南辉县境）从事农业生产。黄河东出孟津后，流到共地折向东北，注入河北南部的大陆泽①，然后再分成多股，汇入渤海。由于共地位于黄河拐弯处，除黄河外，附近还有共水、淇水等，所以水灾较多，须经常治理。《国语·周语》说，共工氏治水的方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即在许多河流上修建堤防，用高处的土将低处垫高。古人认为，共工氏在治水和治土两方面都很出色。据说，后来被祀奉为土地神的句龙，就是共工之子；协助大禹治平洪水的四岳，也是共工的后人。
传说继共工之后与洪水作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鲧和禹。远在距今约5000年的炎帝、黄帝时代，散布在黄河流域的许多部落，已经结成联盟。这便是后人所称的“炎黄部落联盟”。结盟后，对大自然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几百年后，当尧、舜相继担任这个联盟的首领时，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这次洪水，淹没了平地，包围了山陵，百姓叫苦不迭。于是，尧命令居于崇（河南嵩山）的部落首领鲧负责治水。崇离黄河不远，鲧部落也很熟悉水性。但是，鲧的治水方法比较片面，只用修堤筑围办法堵水，没有更多地采用疏导手段，所以尽管他治水也很努力，但毕竟洪水大猛，堤围溃决，以失败告终。
接着，由鲧的儿子禹领导治水工作。禹的治水事迹，古籍中留下许多传说，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一是他联合各方面的人与自己一起治水。据载，与禹一起治水的有以益为首的东方部落，后来的商族就是由这个部落发展起来的。还有以稷为首的西方部落，他们是后来周族的祖先。此外，又有对治水经验十分丰富的共工氏后裔四岳。后人认为联合各部落一起治水，是禹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二是禹本人的身体力行和以身作则。《韩非子·五蠧〔du妒〕》说，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ba拔〕，胫不生毛”。就是说他身先百姓，投入艰苦的劳动，腿上的汗毛都被磨掉了。还记载说，他公而忘私，在治水的过程中，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听到儿子的哭声，也没有进去探望。三是治水方法比较科学合理。据说他发明了测量工具“准绳”、“规矩”，以测定地势高低，作为施工的依据。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采用以疏导为主，辅之以拦蓄的综合治理的方法。所谓疏导，就是“疏川导滞”，疏通河道，导泄积水。所谓拦蓄，就是“陂障九泽”，拓建湖泊，便于将水汇于低地。他们经过13年（一说八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将洪水治平了。
在古代，不仅中国，还有许多国家都有治水的传说。由于那时人们的力量有限，在洪水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所以其他各国的治水传说，多以失败告终。或者说他们的人民全被洪水吞没了；或者说，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中国则不同，虽然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以胜利结束，并通过治水，使自己进入文明时代。
人们认为，这一治水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这样的一些情况：当时农业已有初步发展，聚落增加，先民们逐渐由高地移居平原和河边；从农业灌溉的要求出发，从聚落的安全出发，都需要治水，即修建排灌工程和堤围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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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又名巨鹿泽、广阿泽。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间。它汇聚太行山区之水，下流泄入漳水。古黄河也注于此，再分多股入海。古为“十薮”之一，今已淤为平地。
第二节 下游大堤的形成
春秋中期，在黄河下游的今河北省冀中，曾发生了一个颇为滑稽的故事，强大的齐国将自己在这一带与燕国接壤的一片土地，割让给弱小的燕国。割地的来龙去脉大致这样：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散居在今燕山等地的山戎族南下骚扰燕国。齐桓公答应燕国国君庄公的请求，率领齐军打败山戎。庄公非常感激，在桓公凯旋归国时，躬身远送，不知不觉送出燕国国境，进入齐国领土。桓公便将燕君到达的那片齐地，让给燕国。
齐桓公为什么把自己的这片土地割让给燕国，这当然与他当时正在大力推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尊王”政策有关。周天子规定，诸侯迎送天子，必须出国门；诸侯之间迎送，不得出国门。桓公知道，要证明自己真正“尊王”，必须遵守这条规定，决不能以天子自居让燕君送出国门，否则，诸侯们便会认为自己的“尊王”号召是一个骗局。但是，当时的事实是，燕君已经送他出了国门，进入齐国境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齐、燕两君并未越轨，桓公只好将燕君进入的这片齐地，割给燕国。庄公远送桓公，是一次很隆重的行动，为什么会发生错误，超越国界，这当然不是齐、燕两君有意违反国王的规定，是因为齐燕两国在冀中一带以黄河为界，而当时黄河下游河道十分混乱，分成多股（《禹贡》称为“九河”）入海，其主要河道又常常南北摆动的缘故。那时，黄河下游河道所以很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岸的堤防尚未建成。
从春秋起，铁器的使用日渐普及，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进一步开发土地，扩大耕田面积，已经成为可能。同时，因为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人们也需要增加耕地。黄河下游的近河地带，土壤疏松肥沃，很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人们纷纷来此建立家园，垦辟农田。与安家立业同时，人们也在这里的黄河两岸，因地制宜，由西向东，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逐步修建黄河大堤。
根据有限的资料，黄河下游的河堤工程，在春秋时已着手兴建了，特别是在下游偏西一带，即相当于今天的豫东、鲁西、冀南等地。而且还发生一些纠纷。因此，在当时一些诸侯的盟会上，对这一地区修建河堤，不得不作一些有关筑堤的规定。如公元前651年，在齐桓公主持下，由齐、宋、鲁、卫、郑、许、曹等国诸侯参加的葵丘（宋地，今河南兰考东）盟会上，就制订一条“无曲防”的盟约，要求与会各诸侯国遵守。这就是说，各国诸侯在本国黄河两岸筑堤时，必须顺应黄河的自然流向，不能用筑堤把黄河曲引到邻国，以邻为壑。在诸侯的国际会议上，对修建黄河河堤作了这样的规定，反映了这一带的诸侯们正在纷纷建造河堤，并利用河堤作“以邻为壑”的勾当。
到战国中期，七雄中的齐、魏、赵三国，有一段国界以黄河为界。齐在东南，地势较低，为了防备河水灌齐，在沿离河道不远处，建起了黄河长堤。魏、赵两国虽然地势比齐略高，但由于齐国筑起了长堤，黄河泛滥，洪水势必漫入自己国境，因此，两国继齐之后，也各在自己的境内，在离黄河沿岸不远处，建造了长堤。这样，黄河下游的南北大堤，在春秋战国时陆续建成了。
由于这一南北大堤的兴建，黄河下游的干流正式形成，河床比较稳定。大致说，这段干流，西起河南的荥阳，向东北行，穿过今浚县、濮阳、内黄等县境内，进入今河北省的大名和馆陶，山东省的临清、高唐和德州，以及河北省的沧州和黄骅，注入渤海。堤防的修建，河床的稳定，洪水泛滥得到控制，到这一带安家立业的人更多，因此，本来较少人烟村落的冀中平原，面貌逐渐改变，到战国后期，便涌现出了如安平（今县）、饶（今饶阳东北）、高阳（今高阳东部）、武遂（今徐水县西北）、武垣（今肃宁县东南）、平原（今平原南部）麦丘（今商河西北）、饶安（今盐山县西北）等近20个城邑。堤防的兴建，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王景、王吴治河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疏松，即使植被良好，也会有一部分泥沙随水带到黄河下游，抬高河床。秦汉时期，开拓西北边疆，原属游牧区的黄河中游许多地方，被垦为农田。这些土地的垦辟，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但也加剧了水土流失，使黄河下游河床淤高的速度加快。到西汉时，一再发生决口，特别是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的一次大决，导致今豫东、冀南、鲁西北大片土地被淹。河道紊乱，除循汴渠、济水等水道东流外，还有一股到千乘（山东高青县东南）入海（图14）。
图14 从春秋至北宋前期黄河下流经行示意图
对于这次黄河决口、河道南摆，要否治理，东汉初年的地方官吏态度截然不同。改道后黄河所经地区的官吏，主张迅速堵塞决口，使黄河回归旧道。而黄河旧道一带的地方官吏竭力反对，认为应顺其自然，主张维持现状。东汉朝廷不知所从，治河工程遂被拖延下来。后来，灾区人民十分不满，纷纷指责朝廷。群众的压力很大，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明帝才派王景、王吴治河。王景“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后汉书·王景传》）他特别“能理水”，曾与王吴合作，用“墕流法”治理浚仪渠很有成效。因此，东汉朝廷便授命他们两人治河治汴。治汴工程已见本书第一部分“周、秦、两汉运河”。治河工程据《后汉书·王景传》载①，主要有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和建立水门等。
这次王景、王吴治河，所确定的以后黄河下游水道，上起荥阳，下到千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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