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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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鼻嗤�器上的铭文大多为刻铭，一般很简短，其内容多为制作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其性质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而已。

　　但是，此时的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发展，青铜器的生产转向以日用品为主了。首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广泛流通与使用。其次，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十分精美的产品。再有，虽然此时铁兵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武器仍以青铜武器为主，并且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及其上的发射构件铜弩机。

　　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经过了极其残酷而激烈的兼并战争，最后，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起，经过10年时间，至公元前221年灭齐，最终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几百年的诸侯分裂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王朝。这一切也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结束。秦汉以后虽然青铜货币与铜镜等仍在继续发展和使用，但铁器以及瓷器、漆器等已在生产和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第一节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战国时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铁的产量大增。在河南登封告城发现的战国冶铁遗址，面积达23000平方米。发掘的熔铁炉直径已达0。84—1。44米，炉壁由里及外分为炉衬层、砂质炉圈层、泥质或夹砂的砖层、薄弧形砖和草泥壳层，耐火而坚固。出土的陶范以农具范为主，用经过淘洗的细泥掺细砂制成，经烘烤后，胎质坚硬，形制规整，扣合严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兴隆出土了一批42副87件战国时期铸造铁农具（锄、镰、钁等）、工具（斧、凿等）及车器等使用的铁质的内、外范，上有“右廪”铭文，系燕国官府手工作坊用器。经检测分析，系用白口铸铁制成，并采用了防止变形和加强的结构，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铁范不仅可以使产品形状稳定，而且可以连续使用，使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必须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冶铁致富的人，如邯郸的郭纵、魏国的孔氏、鲁国的丙氏等，家资巨万。此时冶铁业已成为民间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块炼铁及白口铸铁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将白口铸铁加以柔化（退火处理）从而生产韧性铸铁的技术，克服了白口铸铁性脆易断的缺点，更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使铁器得以广泛地使用。例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遗址出土的铁铲，据金相鉴定，就是用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的柔化处理制成的。其次，经过对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丛葬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铁兵器进行金相考察，说明当时已在块炼铁渗碳法制造高碳钢技术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淬火技术，使兵器的刃部更加坚硬锋利。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淬火兵器。

　　在上述冶铁业与冶铁技术大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战国中、晚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增。考古工作中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包括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区以及北方匈奴、东胡和南方百越等地区。而且出土数量很多，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次就出土战国铁农具和工具达95件之多。此时铁器的种类已包括农业生产工具V字形铁口犁铧冠、臿、钁、锄、铲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斧、锛、凿、锥、刀、削、锤等，武器剑、矛、戟、匕首、胄等，生活用具带钩以及铜鼎的铁足等。说明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又以农具与手工工具为大宗。印证了古代文献如《管子·海王篇》：“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yao尧〕、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等的记载。

　　并且，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再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水利工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等。这一切无疑地使农业生产产生了飞速的进步。此外，铁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一次质的飞跃，为封建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节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

　　战国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但是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产量仍然很大，而且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这套青铜编钟共计八组64件，外加一件楚王熊璋赠送的镈（据其铭文可知，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共计65件，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件数最多的青铜编钟。出土时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高达2。67米，总长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编钟架上，并且同时出土了撞钟用的髹〔xiu休〕漆彩绘长木棒两根及敲钟用的T字形的髹漆彩绘的木槌六个。钟架的中、下两层横梁由六个身上佩剑的青铜武士用头和双手承托。钟架最上一层悬挂三组钮钟共计19件，中间一层悬挂三组甬钟共计33件，下面一层悬挂两组甬钟12件加一件楚王熊璋镈。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编钟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重达2567公斤，十分惊人。经研究，这套编钟也是用范铸法铸成的，其合金成分，除铜以外，含锡12。49—14。46％，含铅一般小于2％，其他杂质很少。这种合金配比科学合理，使钟的综合性能最优良，音色丰满悦耳。经金相组织检测，当时可能已采用预热陶范、延时脱范，利用陶范及钟的余热进行均匀退火以改善金相组织，以减少残余应力，保持音频稳定，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范铸技术的高峰。每件编钟上面不仅铸有精细的花纹，而且还有大量的错金铭文。除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外，其余鼓部等处皆为关于音乐的铭文。包括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和关于乐律的铭文，其中包括当时楚、晋、齐、周和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整套编钟铭文的总字数达2828字，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试，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乐音，而且和钟上的音阶铭文相符，至今音色优美。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和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音域宽广，包括五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已趋向十二平均律的律制，具有一定的旋宫转调能力，至今可以演奏各种曲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音响设计的要求。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北京市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曾为各国驻华使节及朋友们演奏了“楚商”及“一路平安”等中外名曲，大家无不为中国古代人民在音乐及青铜铸造工艺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热烈鼓掌和表示钦佩。

　　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编磬四组32枚、鼓四件、瑟12件、五弦琴及十弦琴各一件、笙四件、梗�〔chi迟〕及排箫各两件等乐器，生动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队阵容的庞大和乐舞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第三节　青铜货币的大发展

　　根据考古发现，商代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同时，海贝也作为货币来使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随葬有海贝6800余枚。商代还发现有用青铜、兽骨和蚌壳等仿海贝制成的铜贝、骨贝及蚌贝等。西周时期仍以海贝作为货币，并使用铜块等作为称量货币。春秋中、晚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此时开始出现了金属铸币。1959年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遗址出土了12枚春秋晚期用青铜铸造的仿照当时使用的青铜铲的形状铸造的货币，高约12厘米，耸肩尖足，平裆，其中一件有面文六字。柄部中空，称为空首布。此外，东周王室在春秋时期也出现了空首布，有大型、小型平肩或斜肩桥足空首布，面文大多一字，如“王”字，乃“王城”之省称。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面文有“东周”等。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促使青铜货币有了空前发展，广泛流通与使用。由于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当时各国所使用的青铜货币的形状也各有不同，主要有布币、刀币、圜钱及铜贝四种（图17）。韩、赵、魏主要使用布币，其特点，柄部已不再是中空的，而与铲身同为扁平状，称为平首布。魏国的布币大多是平首、平肩（或圆肩）、方足、圆跨。币面上有的铸有地名，如“安邑”、“蒲阪”、“阴晋”、“共”等。有的币面铸有币值铭文，如“梁奇（或释充〔夸〕）釿〔jin斤，即“斤”的本字〕，百当锊〔lue略〕”、“梁正币（或释尚），百当锊”、“梁奇釿，五十当锊”、“梁半币，二百当锊”等。因此，魏布一般分为“半釿”、“一釿”、“二釿”三等。据测定，一釿约为12—15克。赵国的布币多为平（或圆）首、圆肩、尖（或圆）足，一般分为两等。币面有的也铸有地名，如“晋阳”、“兹氏”、“榆即（次）”、“离石”、“蔺”等。此外，赵国布币有的上面有三个圆孔，称为三孔布，其面文有“南行唐（正面）、十二铢（背面）”等。此外，赵国也有刀币，小而直，通称直刀，面文有“甘（邯）单（郸）”等。韩国的布币大多为小型方肩、方足、方跨布，面文有“平原”等。但到战国晚期，韩、赵、魏均流行小型方足布。

　　图17　战国货币

　　齐与燕主要使用刀币，因其形状仿自刀削，故称刀币。齐国的刀币较大且厚重，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齐法化（货）”、“齐之法化”、“齐返（或释造）邦＇立长＇（长）法化”、“節（即）墨之法化”等。燕国刀币，早期是尖首刀。晚期形体较小，其刀背有磬折与弧形两种，弧背时代较早，磬折时代较晚。上面多铸有面文“明”字，又称明刀。

　　秦国主要使用圜钱，圆形，无廓，中为方穿（孔），上面铸有铭文“半两”，又称半两钱。此外，还有“文信”等圜钱。必须指出的是，秦国同时还使用布帛作为货币。

　　楚国使用铜贝币，椭圆形，通称蚁鼻钱。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上吅下六字去丶＇（巽〔XUN逊〕，或释贝）”、“＇上夂下朱＇（＇上夂下朱＇朱）”，还有“君”、“金”、“＇十斤＇（釿）”、“匋”、“行”等。楚国亦有少量铜布币，有大、小两种，长方、平肩、方足。大者首部有圆孔，面文为“斾〔pei佩〕钱当釿（旧释“殊布当釿”）”，可能是楚并吴越等地后铸造的地方性货币。楚国同时使用黄金铸币，在方形或圆形的金钣上，凿印有正方或圆形小印，印文常见有“郢爯（称，旧释爰）”、“陈称”，此外还有“＇鬲阝＇称”、“专称”、“卢金”等。1974年在河南扶沟古城内出土了郢称等金币、圆形金饼、马蹄金及银币18枚。银币皆为布币，长方铲形，有大、中、小之分，除一枚空首外，余为实首，为东周银币的首次发现。

　　必须指出的是，到了战国晚期，除楚国以外，各国大多已制造并流通圜钱。如东周铸造的圜钱，直径约2。5厘米，圆穿有廓，面文有“西周”、“东周”等；魏国的圜钱，圆穿无廓，面文有“共”、“漆垣一釿”等；赵国的“蔺”、“离石”圜钱等；燕国的“明匕（货）”圜钱等；齐国的“賹〔ai爱〕化”、“賹四化”、“賹六化”圜钱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秦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节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

　　度量衡器是测量长度、容积或重量的器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牙尺，分寸刻画，采用十进位制。经实测，一尺约为15。78—15。80厘米。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实物租税逐步代替劳役地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便于商品交换与征收赋税，精确耐用的青铜度量衡器出现了。传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尺，扁平长条形，长23。1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一侧刻10寸。

　　战国青铜量器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制作的标准量器方升。长方形，一端有柄。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器身左侧刻铭文32字：“（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即以161/5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说明此时已经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时期在数学运算和器械制造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经计算，一升为202。15立方厘米。底部后来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是以商鞅方升作为标准的。此外，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战国时期齐国的青铜量器：子禾子（田和）釜、陈纯釜、左关＇釒和＇〔he合〕。子禾子釜经实测容积为20460毫升，推知一升为204。6毫升。子禾子釜腹部表面还刻有铭文90余字，说明左关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应予制止或处以刑罚，表明当时对量器已有校量与管理制度。

　　战国时期的青铜衡器有铜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环形权。例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的楚国天平与铜环权。天平为木杆（衡），扁平条形，长27厘米。正中钻一孔，孔内穿丝线作为提钮。杆两端内侧0。7厘米处各钻一孔，内穿丝线以系铜盘。铜盘直径四厘米。铜环权一套共计九枚，分别为半斤、四两、二两、一两、12铢〔zhu朱〕、六铢、三铢、二铢、一铢。据半斤权重125克推算，当时楚国一斤重为250克。这种天平和铜环权大概是用来称量楚国的黄金货币（郢称等）使用的衡器。一种是半球形权（少数呈瓜棱形等），顶端有鼻钮。例如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高奴权，上面铸有铭文16字：“三年，漆工巸（熙）、丞诎〔qu屈〕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此外，并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元年诏书及“高奴石”三字。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权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重30750克。据此推知战国秦一斤约合256。3克。此种形制的秦权，也有用铁铸造的，上面往往镶嵌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铜诏版，建国以来在山东文登、内蒙古敖汉旗老虎山、山西左云等地均有出土。

　　第五节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

　　在古代，最初人们是用陶盆盛水以鉴容，因此，盆又称为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开始用青铜来制作镜子。多为圆形，正面微凸，光洁明亮，用以鉴容。背面中间有钮，用以系绳悬挂。周围铸有纹饰，富有艺术性。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镜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晚期的铜镜。圆形，有的背面铸有叶脉纹、连珠纹等纹饰，中央有半环形钮，制作粗糙。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镜发现也很少，说明在青铜礼器发达的时期，青铜生活日用品的生产是不发达的。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青铜礼器衰落了，而铜镜等日常生活使用的青铜器的生产大为发展起来，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例如在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约四分之一都随葬有铜镜。楚国的铜镜主要有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四兽纹镜等；往往以细密的羽状纹作为地纹，含锡较高，制作十分精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可以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工艺十分精湛，有金银错镜、镶玉嵌琉璃镜、镜面与镜背分别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制成的复合镜等。此外还有武士骑马持剑与野兽搏斗的狩猎纹镜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十分生动。

　　秦汉以后，铜镜继续发展，出现了铸有铭文的铜镜，尤其是透光镜（即当光线照射到铜镜正面时，能反射出镜背面纹饰的大致图像）的出现，反映了制镜工艺的高度水平。隋唐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了高峰，如瑞兽葡萄镜、月宫镜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清时期玻璃镜开始流行，取代了铜镜，成为主要的鉴容用器。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铜带钩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铜带钩是革带（腰带）上的带釦（扣），一般为琵琶形。前端较细，作成钩首，多呈兽首形。钩身微曲。后端粗圆，背面有圆钮。钩首与圆钮分别扣入革带两端的孔中，用以束腰。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带钩，时代早于周边地区的发现，说明带钩首先是中原地区发明的，而不是北方鲜卑族的创制。战国时期的带钩以铜带钩为主，此外，还有金带钩、银带钩、铁带钩与玉带钩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不仅实用，而且是精美的装饰品。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包金嵌玉银带钩，长18。4厘米，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的浮雕兽首，上面嵌有三个白玉玦，两端的玉玦中心又各嵌有一颗料珠，钩首用白玉制成，十分精美，代表着战国时期工艺技巧的高度水平。秦汉时期带钩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带钩衰落，被铰具（带扣）所代替。

　　在日用品中，青铜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内盛油脂或蜡烛，点燃用以照明。其形状多仿陶豆，但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造型复杂生动的精品。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树形灯、银首人形灯等。其中银首人形灯，高66。4厘米。中间是一个站立的身着长袍的男子，头系银质，两眼嵌宝石，面部表情愉悦恬静。右手握一条螭龙，螭龙口衔一个高高的灯柱，柱顶为灯盘。灯柱上又有螭龙蟠绕，并有一只猴子在攀援。左手亦握住一条螭龙，螭口托住另一个矮灯的灯盘。造型生动，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战国时期除铜灯以外，还有陶灯与玉灯等。秦汉时期青铜灯更为盛行，著名的有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等。

　　第六节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玺印，但目前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官吏改由各诸侯国君来任命，任命需要授予凭证，因此，作为官吏身分与权力凭证的官玺也就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私人之间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个人身分与信誉的凭证，因此，私人玺印也得以出现。总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公私凭证的玺印发展起来了。战国玺印主要用青铜铸造，此外还有玉、银、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状多为方形，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钮，多为鼻钮，以备穿系，以便将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章法布局，古朴巧妙，又是优秀的艺术品。玺印在战国时期主要是用来钤印于封泥之上，用来封缄简牍或物件，防止私拆，并作信验。此外也钤印于帛上或陶器的湿坯上，或烙在马匹身上。官玺个体较大，一般边长在二厘米以上，印文多为地名和官名。例如“乐阴司寇”、“司马之玺”、“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玺较官玺个小，常见边长1。5厘米者。一般为姓和名，例如“王买”等。此外还有吉语玺和肖形玺。吉语玺的印文有“出入大吉”、“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玺印文为各种动物（虎、鹿等）或人的形状，简括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称为印，从此，一般的印通称为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印章材质仍以青铜为主。明代以后，石印发展起来。治印包括印文、边款、印钮的雕刻，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名家辈出，如明代的文彭、何震，清代的程邃、丁敬、邓石如、赵之谦，现代的齐白石等。

　　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