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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文化-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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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大多用青铜制成,多为虎形。从中脊剖分为二,一半留在国君手中,一半由军队的将领保存。发兵时,使节必须持有国君手中的一半虎符,前往与将领手中的一半相对,合验“符合”,方为有效。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国信陵君让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虎符功能的具体例证。实物遗存如战国末年秦国的新郪虎符,上有错金铭文四行40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fan凡〕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节,一般是通行的凭证,亦用青铜铸成。例如1957年及1960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包括车节与舟节,均呈长方弧形,作仿竹节之状。车节长29。3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47字。共发现三枚,原应有五枚,恰好合成一个圆竹筒形。舟节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64字。共发现二枚,原亦为五枚,合成一个圆竹筒形。它们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鄂君启的用车或船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详细规定了商队车船的数目及通行路线,反映了楚王对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
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尤以齐国和鲁国最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很有名,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丝织品“冠戴衣履天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由于楚国地下保存条件较好,所以在考古工作中以楚国地区的发现最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经常出土丝织品。尤其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的战国中期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堪称为丝绸宝库,可以作为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典型代表。该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纱、绢、绨、罗、锦、绣、绮、绦和组,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其中以绢最多,最稀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50根、纬线20根;最细密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164根、纬线64根。共出土了衣着16件(绵袍八件、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二件、绵袴一件、帽一件)、丝衾(被子)三床等。在衣被上用朱红、绛红、金黄、棕黄、茶褐、浅绿、深赭、茄紫等色织出或绣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及几何形图案,色彩十分绚丽。例如其中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长165厘米,袖展158厘米,袖宽45厘米,腰宽59厘米,下摆宽69厘米。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两袖平直,宽袖口。袍面是凤鸟纹及花卉纹绣的浅黄色绢,袍里是深黄色绢,内絮丝绵。领外缘为田猎纹绦,内缘中部及大襟上部内侧为龙凤纹绦,内缘两侧为凤鸟菱形纹锦,袖和下摆缘为大菱形纹锦,实为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珍品。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丝织业的发展为汉代丝织业的繁荣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第八节 发达的漆器工艺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考古工作中在当时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域内均有发现,说明漆器的产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此时漆器的品种大增,门类齐全。有床、箱、案、几等日用家具,耳杯、豆、盘等饮食器具,盒、奁〔lian帘〕等妆奁器,鼎、豆、壶、钫〔fang方〕等仿铜礼器,鼓、瑟、笙等乐器,甲胄、盾、弓、剑牍、戈矛的竹木柲等武器,车、肩舆等交通工具,以及棺、虎座飞鸟、镇墓兽等随葬品。说明此时漆器已经逐渐应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人们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漆器的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薄板胎显著增多,并且出现了竹(蔑)胎与夹纻胎。夹纻胎用多层麻布或缯帛制成,轻巧牢固,易于漆液的渗透与粘附;夹纻胎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一大进步。此外还发现有在铜器、陶器或皮革制品上髹漆的制品。此时镶嵌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漆器表面贴嵌金箔、银箔或铜片的工艺。金箔等被剪成各种花纹图案,上面有的并有针刺纹饰,富丽堂皇。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在器物上加镶用铜或银制成的扣箍,称为釦〔kou扣〕器。除了有加固作用之外,还使器物更加美观。此外还在漆器上附加铜铺首、盖、足、鋬等金属附件。
此时普遍在漆器上用红、黄、蓝、绿、黑、金、银等色绘出繁缛的云纹、涡形纹、菱形几何纹、蟠螭纹及鸟兽纹等,十分华丽。并且在漆器上往往有漆书、针刻或烙印戳记的文字,其内容有官府或私人作坊名称、工匠姓名或使用者的姓名等,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南方地区由于自然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保存完好的漆器较多,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狩猎乐舞神怪龙蛇纹漆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鸟鼓架,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的皮革胎漆盾等。尤以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堪称为稀世珍品。高15厘米,宽51。8厘米,厚三厘米。由扁平底座及长方形屏面组成,镂空透雕鸾凤、鹿、蛇、蛙等,表现鸾凤与蛇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寓意深远。以黑漆为地,饰以硃红、灰绿、金、银等彩色漆绘,颇为艳丽。又如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左尹邵□墓)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漆奁,器外壁以黑漆为地,其上用橘红、土黄、棕褐及青色等绘出贵族乘车出行及迎宾的场面。共绘有26人、车4辆、马10匹等。有的静止,有的奔跑,天上有飞鸟,地上有摇曳的树木,是罕见的漆画作品。
第九节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我们已经一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等国的都城,现在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秦都咸阳、赵都邯郸、韩都新郑与燕下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里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15公里窑店渭河北岸,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南部一部分已被渭河冲毁。在城内中部偏北发现略呈长方形的夯土墙基,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可能是宫城的所在。在宫城内外已发现2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177米,南北宽45米,现高6米。夯土筑成,呈凹字形阶梯状。其上依台逐层建筑木构房屋,组成多层的高大建筑。西半部上层正中为主体殿堂,周围及下层为卧室、盥洗室等,底层为回廊。出土了大量的龙纹、凤纹、几何纹空心砖,方格纹、米字纹、太阳纹铺地砖,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云纹、动物纹、变形夔纹等圆形瓦当以及陶排水管道等。室内地面和墙壁用草泥土分层涂抹,表面刷白色或红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墙壁上发现了彩色壁画。有大红、朱红、黄、赭、石青、石绿、黑等色,其颜料为矿物质,至今仍很鲜明。在附近的三号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壁画,其内容有车马、仪仗、建筑、人物和麦穗等。这些宫殿遗址均发现有明显的火烧遗迹,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焚烧秦都咸阳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的记载相吻合。此外,在宫城西面及城外西南部发现有铸铁、铸铜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西南。赵自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2年被秦始皇灭亡,一直都于邯郸。赵都邯郸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俗称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城(廓城)组成。二者相距仅60余米。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城垣夯筑。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八米,发现有陶排水槽等。城内有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十余处夯土台基,系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以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残高16米,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处出土有大量瓦片以及素面和三鹿纹、涡云纹等圆形瓦当。大城为居民区,西城墙长约6000米,南城墙长约4000米。1995年又钻探出东城墙与北城墙,估计全部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在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灵山等夯土台基。
韩哀侯三年(公元前375年)韩国兼并郑国后,迁都于新郑(原为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及周围地区、洧〔wei伟〕水(双洎〔ji济〕河)与溱〔zhen真〕水(黄水河)交汇处。城依河而建,平面不大规整,南北最长达4500米,东西最宽约5000米,中部由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又称内城,在中部有一个南北长320米、东西宽500米的宫城遗址。在宫城及其以北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例如其中梳妆台基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80米,高八米。在内城西北部阁老坟村北发现一处冷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基址,为口部略大于底部的长方形竖穴,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3米,深2。4—3。35米。室内地下有五口陶井,深2。5米左右,为储存家畜、家禽肉食的冷藏窖。东城又称外城,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等。在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1923年在西城内东南部李家楼村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大型青铜礼器,前述精美的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此外,1971年在东城内东南部的白庙范村发现一坑青铜兵器,出土戈、矛、剑等180件,其中170余件有铭文,是战国晚期兵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包括上都蓟和下都武阳等。根据考古发现,蓟城大约位于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出土有兽面纹半圆形瓦当、陶井圈及燕国货币明刀等。燕下都武阳城的始建年代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但战国晚期燕昭王时已很繁荣。城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从1930年起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查与发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一六公里,是战国都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又称内城,北部又有东西向的隔墙一道。东城北部有武阳台、张公台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北又有老姆台等夯土建筑基址,这些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其中武阳台最大,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残高达11米,分为上下两层。1966年在城内发现高达74。5厘米的建筑饰件青铜铺首衔环,可以想象当年建筑之巍峨。城内还出土有兽面纹、双鸟纹、双龙纹、山云纹等半圆形瓦当以及三角形蝉翼纹、黼黻〔fu扶〕纹脊瓦和垂脊瓦、大型圆筒形虎头状口的泄水管道等。在城内还发现有冶铁、铸造铜镜、钱币及武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带有戳印铭文,大多为“陶攻(工)某”,有的字数较多,内容为年月、左(或右)陶尹、左(或右)陶倕〔chui垂〕某、敀〔po破〕某、左(或右)陶工某等,为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标记。此外,在内城西北隅的虚粮冢、九女台等处还发现有许多大型成排墓葬,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业经考古发掘,是燕王及高级贵族墓葬之所在。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廓城。
第十节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的墓葬。开凿于小山上,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为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四室。椁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随葬品保存较为完好。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禁大壶一对、鉴缶两套、尊盘一套两件、盥缶四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其中的一对大尊缶,高达1。26米,腹径一米,重达327。5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u书〕和带矛车軎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吨之巨,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并且,此墓还出土有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此外,墓中还出土竹简240枚,上有墨书文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加上青铜礼器、乐器以及衣箱上的漆书文字等,总字数达12696字,是自西晋汲冢竹书出土以来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对历史学、音乐史、天文学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现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径约200米、高约二米的封土堆。下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室,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东端有一条斜坡墓道。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11米、宽约9米至10米。中间放置长约三米、宽约一米、高约一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4000余件,包括千余件青铜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体巨大,高59。7厘米,口径60。5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53。6厘米,口径45。9厘米。盖上刻铭33字,器上刻铭31字,共计64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战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鐈〔qiao乔〕鼎,以供岁尝。”据研究此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1950年至1951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的王陵,坐落在共山脚下的一个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50米的高台地上,其上有三座大墓并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二号墓(魏王墓)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长宽各为15米,深约17米。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为长方形,长9米,宽8。4米,高2米。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外面积砂积石,用以防止盗掘。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享堂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27。5米。经复原是一座七开间四角攒尖的瓦顶建筑。此外,在一号墓享堂东南部散水下面发现两个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出土有玉简册、玉圭和大玉璜等。这些说明此时墓祭已经产生。二号墓被盗严重。但一号墓出土了成套的仿铜的陶质礼器,有升鼎九件、簋二件、壶四件、鉴四件、盘一件及匜一件等,这说明传统的礼器制度已大为衰落。在一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有放置车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来在大墓旁另建车马坑的制度已经改变。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战国中期中山国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CUO错〕墓(一号墓)最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与享堂。封土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封土上面建有上覆瓦顶的享堂。封土南面有两座车马坑及一座船坑和一座杂殉坑。墓室为土坑竖穴,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椁室两旁有藏器坑以放置随葬品。西边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铜礼器正(列)鼎九件、簠四件及鬲、豆、壶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铁足铜鼎,高51。5厘米,口径42。7厘米。腹部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同出的中山王□方壶,腹部刻铭450字;'(妾子)(上次下虫)'〔ci次〕壶,腹部刻铭182字。内容丰富,除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外,还记载了中山国参加公元前314年齐伐燕的战争,并且“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佚。该墓还出土了中山国特有的大型山字形铜仪仗用器及罕见的青铜兆域图版。图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一厘米。上面是错金银的中山王陵园平面图,图中还有铭文460字,包括中山王命营陵的诏书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对研究战国时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制品,如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座、错银双翼神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树形铜灯、银首人形铜灯等,栩栩如生,极为生动。根据文献记载,中山国是北方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帐构等反映游牧生活的制品。但大量的器物则与中原赵、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第十一节 简牍、帛书与帛画
1949年以来在楚、曾、秦等国的墓葬中,由于当地地下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了几批战国时期的简牍。主要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几批竹简、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四川青川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木牍等。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使用的主要的书写材料,简是修治好的细长的竹片,牍是修治好的较宽的长方形薄木板(或竹版),在上面用毛笔书写文书等。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共计240余枚,6686字。简长72厘米至75厘米,宽约一厘米。内容记载用于丧仪的车马兵甲,属于“遣策”一类。遣策即墓中随葬品的清单,是竹简中最常见的。例如湖南长沙仰天湖一号墓及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可与墓中随葬品相互对照。而在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组108支竹简,约600字,内容有“周公”、“先王”、“三代”等,反映了儒家的思想,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书籍。此外,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又有记载墓主人患病期间进行占卜及祭祀祷告于神祇和祖先等的内容。荆门包山二号墓(左尹邵□墓)出土有字竹简278枚,共计12472字,内容有遣策、卜筮祭祷记录及文书三类。在祭祷简中记载了楚人先祖老僮、祝融和媸酓〔xiong熊〕(鬻熊)的先后世系,可与《史记·楚世家》相互印证。文书简中包括有狱讼、审理案件的记录,对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有重要价值。青川木牍内容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等。
楚帛书,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书写于白色丝帛之上,长47厘米,宽38。7厘米。中间有墨书两段。一段8行,为正书;一段13行,方向相反。内容提到伏羲、女娲、共工、禹、契等,还涉及天象灾异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可能是数术性质的佚书。周围用彩色绘出12个神的形象,有的三头,有的鸟身等,旁边题有神名,与《尔雅·释天》12月名相合,分别代表一年中的12个月,按上夏、下冬、左春、右秋排列。每个神旁又附有一段关于本月宜忌的文字。整幅帛书总计共900余字。四角又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植物枝叶图像。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除用简牍外,还用丝帛作为书写材料。根据《晏子》外篇第七:“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至迟在春秋齐桓公时已经有了帛书。但由于丝帛在地下不易保存,所以楚帛书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弥足珍贵。
楚帛画。已发现两件。一件为1946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画在白色丝帛上,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一个侧立的广袖细腰长髻女子合掌立于新月形物体之上,左上方有一龙一凤。另一件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之中,与上述楚帛书同出于一座墓。长37。5厘米,宽28厘米,上缘包裹着一根细竹条,上系有棕色丝绳。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外棺中间的隔板上面,画面向上。上面绘有一个高冠长袍佩剑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船行,下面有鱼,后面有鹤。据研究,帛画上的人物就是墓主人的肖像,帛画的内容是表示墓主人的灵魂在神灵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有密切关系。这种帛画的性质是葬仪时使用的铭旌。这两幅帛画构图巧妙,形象简洁,线条流畅,代表了战国时期绘画达到的高度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在中原商、周王朝先进的青铜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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