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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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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认为托派传统的靠一张报纸来活动的方式，在武汉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更无实效，必须抛弃，应该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于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负，与王文元等人同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接触。何部即“七七”事变时抗击日军的部队，他在战斗中负了伤，来武汉治疗。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与陈接谈后颇为投机，双方达成一项计划：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兵士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但是，这个情况很快被蒋介石侦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蒋介石停了何的职；同时，由于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的影响，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蔑，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
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独立开创政治局面的企图也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长使英雄泪沾巾。
恰在这时，国民党的失败，使日军很快逼近武汉。陈独秀于1938年7月，带着几多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顺长江而进入了四川。
三、“最后见解”是非多（1）
陈独秀入川后，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傲气不减，如他在几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该诗表达了作者一生（特别在晚年）在狂风恶浪中独立支撑、英勇搏击，以及在反动派压迫与贫困生活折磨下，纵谈笑傲，以酒自慰的风范。
病中口占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该诗反映了诗人烦忧集结，百病缠身的痛苦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革命事业和并肩战斗的朋友同志无限眷恋的情感。
当时他没有职业，又离开了组织，经济上没有正常的收入，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由此可知，他生活之清苦并非一般。1942年春节前，他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商借字帖《武荣碑》，写了这样一个字条：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只见他因胃病发作在床上打滚，情境十分凄凉。但是他那清高的品性，对人家的赠款并非一概接受，第一，对那些因仰慕而来又素无知交者，不愿无缘受赐。第二，国民党的著名官僚和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前者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他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来赠钱者很尴尬。后者如张国焘、任卓宣等。他对他们说：“你们比我‘穷’。”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们不解其意，而觉得陈独秀的说法很怪。第三，无功不受禄。陈独秀晚年，在《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共1万元。但是，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他改书名，如《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则认为，“小学”是音韵学与文字学综合的古称，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点：形、声、义统一，而不是别的学派那样，将三者分裂。因此他拒绝改变书名。于是，该书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出版，他也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1万元；在遗嘱中，他还嘱咐家人他死后不要拿他卖钱。
更加可贵的是，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一方面布置警特继续监视他，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拉拢他，许以国防参议会五个议席和巨额经费，要他组织一个附蒋反共的新党；张国焘叛党到武汉后，也受命在武汉警察局长陪同下，拜见陈独秀，提议合作组建新共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他都坚决拒绝。后来，陈独秀入川后。蒋介石采纳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访，见面后，拿出那次王、康诬蔑陈是“汉奸”事件时国民党要人为其批驳的剪报，煽动他起来反共。陈独秀虽然对中共满腹怨气，耿耿于怀，但不为所动。
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贵品质，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也保持了他的一世清白，如他当时赠友人题写的一首于谦的诗那样：
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闲；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政治思想上，陈独秀继续沿着自己独特的思路走下去，从而提出许多至今仍难以评判的一系列特殊见解，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就是他逝世后被他的学生何之瑜收编在《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中的陈独秀“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的问题上，具体内容是：
（一）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三、“最后见解”是非多（2）
（二）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罪恶，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三）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
原先，陈独秀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于是他就接受了胡适赠给他的“终身反对派”的“桂冠”。
50多年过去了，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英明的预见。由此表明，陈独秀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当时，陈独秀上述思想言论，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中央的激烈批判。托洛茨基得讯后，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设法把陈弄到美国去，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是，陈独秀表示祖国在危急中，自己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拒绝赴美。因为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如此的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的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同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的言论，有碍联苏抗日的外交，因此，报上刊登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后，当局就禁止再刊登该文的下篇。已经排除了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虽已离开了党，但毕竟当过几年党的领袖，于是就托陈的朋友朱蕴山等去说服他，请他到延安去养老，不让他再在外面“胡说八道”。但是，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
本章参考书目：
① 陈独秀：《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版。
②《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③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④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⑤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⑥ 中国托派中央关于陈独秀问题的几个决议，载托派中央内部油印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
⑦《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1948年托派印发。
⑧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25日。
⑨ 张国焘：《我的回忆》。
⑩ 康生：《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第29、30期。
｛11｝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
瞿秋白与陈独秀同行，但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却先自下车，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直达满洲里。此时的东北王张作霖竭力反对“赤化”，残酷镇压共产党，陈、瞿同行目标太大，瞿秋白只好提前下车暂避，待陈安全过境后他才于1月8日抵达满洲里。下车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蛮横无理的中国军警，瞿秋白的爱国热血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顿时凉透了。车到哈尔滨，气势汹汹的军警上车严厉盘问瞿秋白，他只好又在哈尔滨避居三天，直到13日才返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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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走向中共领导层
列宁于1919年创建的共产国际，是他的世界革命理论在组织上的体现。为了解除苏俄政权遭受列强围攻的困境，必须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把布尔什维克革命输往全世界。在东方各国组建共产党，开展民族革命，用以配合苏俄，确保其远东边界安全，消除撤退到中国东北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威胁，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外交目标和苏俄国家利益。共产国际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宰决策，1922年底列宁病重，苏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斯大林手中。此后，不再是苏俄外交政策适应共产国际，而是共产国际适应苏俄外交政策了。共产国际和苏俄驻华代表，为推行东方战略，不仅帮助中共建党，而且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进行接触，寻求扶植亲苏政权，力图将中国革命置于服从苏俄国家利益的地位。
瞿秋白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共产国际及其理论战略的第一人。他指出，俄国革命的惟一出路是推行世界革命，这使苏俄存在两种外交：一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其机构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一是俄国共产党的外交，其机构是共产国际。两种外交最后都统一到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苏俄政府外交，追求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结交他国上层政权；共产国际则推行世界革命，发动他国下层民众推翻上层政权。两者的区别与矛盾，最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协调。两者派驻中国的代表，被赋予充当指导者甚至“保姆”（斯大林语）的使命。中国革命过程中，先后发生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右的或左的错误，其指挥者均为这些驻华代表，而其决策都源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这些决策和指挥，一旦导致革命失败，中共的执行者便毫无例外被扣上“机会主义”帽子，充当决策者的替罪羊。
由驻俄记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家。
由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到中共中央领袖。
由共产国际代言人到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这三句话，可以全面、准确地概括瞿秋白共约十五年的政治生涯（其中有十二年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从而透视了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走向。
1923年，对于24岁的瞿秋白的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都是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瞿秋白从苏俄回到中国，成为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前锋》的主编，成为中共第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这一年，瞿秋白主持起草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纲草案，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并作为苏俄来华代表鲍罗廷的助手，参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这一年年底，热恋中的瞿秋白在写给未婚妻王剑虹的情书里附有一首情诗。诗云：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虽是一首情诗，却映现了瞿秋白精神世界的重要侧面：他的一生都在20世纪前期中国那个冷风凄雨，严霜寒雪的环境中，同国内外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们斗争着。他自诩为“检点新泥”，直射云天的春燕，“斗寒潮”、“衔春色”，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回春再造。这首诗，象征着青春，热情，追求，信念，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1923年，成为瞿秋白走向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起点。
一、青年革命家（1）
自莫斯科东行的列车，顶着呼啸的狂风，奔驰在西伯利亚原野上。沿途俄国居民的生活已有很大的改善，列车上也变得清洁舒适。瞿秋白感到俄国变化这么快，与他两年前以驻俄记者身分来俄时比较，真有天渊之别啊！
先是，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在圣彼得堡（后移于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统一战线方针，并专门讨论了东方问题，进一步推行列宁的东方革命战略，以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前来出席大会，瞿秋白也参加大会并担任陈独秀的译员。大会结束后，瞿秋白应陈独秀之邀，随陈离俄回国参加中共的工作。
瞿秋白与陈独秀同行，但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却先自下车，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直达满洲里。此时的东北王张作霖竭力反对“赤化”，残酷镇压共产党，陈、瞿同行目标太大，瞿秋白只好提前下车暂避，待陈安全过境后他才于1月8日抵达满洲里。下车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蛮横无理的中国军警，瞿秋白的爱国热血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顿时凉透了。车到哈尔滨，气势汹汹的军警上车严厉盘问瞿秋白，他只好又在哈尔滨避居三天，直到13日才返抵北京。当火车驶近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的蓝顶和城楼的黄瓦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果然，不过六七天，众议院门前的一群持枪弄棍的军警，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要求解决教育问题的青年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武夫（这时北京政府由军阀吴佩孚控制）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它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瞿秋白指出，中国若要实行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在工人运动高涨、农民运动乍起的形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瞿秋白回国不久，就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指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以官僚、政客为代表属于士绅阶级的旧的势力，他们是应被割除的肿瘤；一部分是以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教师、职员、青年学生为代表属于新兴阶级的力量。前者是专制派的镖师，后者是民主派的健将。新型的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在革命运动兴起，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清晰地解析知识分子的新旧分野，指明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很必要的。
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纯白家中。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北京政府外交部准备聘用瞿秋白在部内任职，月薪200元。瞿秋白委婉地拒绝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纯白的住宅是个不小的四合院，瞿秋白住前院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纯白夫妇住室相对。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春天开花时节，一片粉云映窗。瞿秋白经常在夜里伏案写作，睡得很晚。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堂兄嫂和侄儿重华、小农，兴味浓厚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完这首歌，他轻声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笑着耐心地给重华讲解工人农民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如没有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都笑了。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歌词在当时中国已有三种译文，都不大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上口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重新配译中文歌词。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8拍，不易唱好。瞿秋白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青年革命家（2）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由上海迁往北京。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屠杀，死伤工人500多人。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李大钊准备为瞿秋白在北京大学谋取教授席位，执教俄国文学史，北大迟迟不发聘书。不久，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并参加编辑《向导》，为这些刊物撰写稿件。他还抽空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大多发表在上述报刊，这是他的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精辟地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者，是决不过分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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