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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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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推动下，从1922年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二七惨案发生，加快了步伐。瞿秋白全力投入促进国共合作的活动中。
1923年6月，瞿秋白来到南国珠江之滨的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并与陈独秀、张太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一起，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马林在会后写信给越飞说：“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也出版了。瞿秋白为《新青年》写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中国革命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陈独秀为《前锋》写的《本报露布》却一口否认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说“只愿打头阵”，“不敢说是领袖”。他们两人的意见分歧，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越往后，这两种思想分歧就越大，终于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二、鲍罗廷的助手
孙中山为了推进国民革命，需要联合苏俄，争取军事援助。1923年下半年，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到苏俄考察。蒋介石赴俄前，两次邀瞿秋白、张太雷畅谈苏俄历史与现状。10月，苏俄政府根据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派遣鲍罗廷来广州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占据广州，并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需要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为此，鲍罗廷必须选择一位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精通俄语的中共党内重要成员担任他的助手，以保持他与中共领导层的联络。这样，瞿秋白便成为鲍氏助手的当然人选。
何以如此呢？首先，瞿秋白在旅俄期间，以他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向往，以及他精湛的俄语水平，博得了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欢迎和信任。入俄之初，瞿秋白就与俄共在远东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后来，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而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其次，在中共党内众多人员反对国共进行党内合作时，瞿秋白以其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从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的信赖。马林称赞瞿秋白是中共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党内“惟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惟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
于是，鲍罗廷根据马林的推荐，甚至未与中共中央认真协商，就指名把精通俄语而又聪敏能干的瞿秋白调去广州。这件事，在中共领导层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以致两年多以后，蔡和森在他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不忘记此事，他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
10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赶到广州。年底，李大钊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然后到达广州，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一个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
南国春来早。广州东山春园鲍罗廷的公馆里春意更浓。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家，都聚集在这里，紧张地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瞿秋白就住在鲍罗廷的公馆，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鲍罗廷经常邀请李大钊及其他中央人士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便是由鲍罗廷、瞿秋白、胡汉民、汪精卫等草拟的；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讨论。廖仲恺、蒋介石等参加了讨论。瞿秋白把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译成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
瞿秋白在广州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身边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事宜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李大钊以及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需要瞿秋白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相互十分信任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信任的关系，鲍罗廷相信瞿秋白应该而且能够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1924年1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上明确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不能为广州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当时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孙中山准备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确立新的党纲和党章。由于广州离内地较远，交通不便，又与北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上海发行，对全国影响甚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鲍罗廷特别重视上海国民党的工作，并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之所以这样做，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瞿秋白来贯彻他的改组意图，并加强他以及中共中央与内地国民党之间的联系。鲍罗廷又一次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而赋予瞿秋白以如此重要使命，充分显示出他对瞿秋白的高度信任。然而，鲍罗廷采取如此不尊重中共领导层的做法，也为瞿秋白后来与中共某些领导成员之间的纠葛留下了隐患。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2月7日到达上海，开始积极参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民国日报》在政治上开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它为新近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拥护苏联运动积极辩护，因而引起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猜疑和反对，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声称《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则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四五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协定问题的谈判的消息传开，更引起坚决否认北京政府的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孙中山这时也接连致电鲍罗廷和加拉罕，要求苏联放弃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努力。随着中苏协定于5月31日在北京签订，国民党内右翼势力一时群起鼓噪，许多国民党人公开主张与苏联断绝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等中共党员不得不挺身而出，与右翼国民党人进行斗争，孙中山虽出于取得苏联援助的目的，说服了国民党内主张断绝与苏联关系的党员，但却难以平息党内右翼势力对中共党员无条件拥苏态度的强烈不满，致使国共两党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
对此，中共中央领导层不能坐视不理。陈独秀很快提出使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合法化的主张，要求瞿秋白通知鲍罗廷，设法支持中共“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6月25日，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右翼代表张继等人的谈话中，接受中共中央意见，开始强调党内分派之必然。这时，鲍罗廷在几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后已经深感广州形势对自己和中共十分不利。他不得不一面致电北京苏联大使馆向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担任新近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使瞿秋白能够返回广州协助自己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这一委员会是根据孙中山的提议而设立的，用以辅助孙中山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而以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尽管这时候上海的中共中央仅有3人主持工作，而《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但鲍罗廷坚决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广州有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出鲍罗廷对瞿秋白是何等的重视！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瞿秋白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留瞿在上海主持宣传工作后，瞿秋白便失去在鲍罗廷身边工作的可能，两人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关系便告结束。
三、筹办上海大学（1）
6月的西湖，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湖面上游船如织，岸边游人如潮。
瞿秋白开过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从广州来到杭州，召集浙江省中共党、团会议，传达三大的决议。
平日静悄悄的岳王村瞿世琥家中，近几天分外热闹。瞿秋白住在四伯父世琥家里，与久别的妹妹、弟弟们团聚。世琥早已罢官闲居，叔侄见面，亲切叙谈，解衣挥汗，痛快淋漓。
7月初的一天，瞿秋白到烟霞洞拜访在那里养病的胡适。这年胡适32岁，他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早已海内闻名。瞿秋白对胡氏以师长相待，礼节周到。胡适对这位青年学者的来访，也很看重。谈话中，胡适希望瞿秋白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联系，做些学问，从事翻译和写作。胡适立刻写信给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推荐瞿秋白。瞿秋白回到上海见到王云五，王希望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百科丛书》，为各家杂志写文章，并从事译著。这时，瞿秋白已奉中共中央之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工作。他复信给胡适，表示希望上海大学能够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瞿秋白住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学校就在附近的庆云里，还没有招生开学，但党务工作因中共三大结束而忙碌起来。全上海党的五个小组中，上海大学党为第一组。这个组中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王一知、施存统等人。不久，又加入恽代英、蒋光慈。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党员聚集的小组，生活是很欢快的。五个小组上面是中共中央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张国焘、王荷波、沈雁冰（就是后来以“茅盾”笔名写小说的作家）等人担任执行委员，瞿秋白也时常参加执委会的活动。8月，瞿秋白匆匆赶到南京东南大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的还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实、恽代英、张太雷、施存统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中共三大决议，实行国共合作。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代表们在讨论时发生意见分歧，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存统等赞成加入并耐心地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也要加入国民党。
这一时期，瞿秋白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办改革上海大学的工作上。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由原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发展起来的。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李大钊到上海，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宴请李，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出任总务长，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到校不久，瞿秋白也来了，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为筹措办学经费，特设以孙中山为名誉校董的校董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明令上海大学为党立学校，经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补助。
8月8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酒家开会，成立学校最高决策机构评议会，于右任为评议会主席，瞿秋白、邓中夏、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任评议员，成为学校的领导成员。于右任不常到校管事，学校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负责。瞿秋白就办校方针和发展规划等问题，写了长篇文章《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发表在《民国日报》。他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能够独立认识社会，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以担负革命的重任。为了办好社会学系，培养革命的人材，学校聘请了一大批有学问、有名望的进步学者和共产党人来校任教，如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沈雁冰、郑振锋、朱自清、傅东华、田汉、施存统、肖楚女、蒋光慈、杨贤江、周建人、俞平伯、丰子恺等人。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近40种，称得上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教学规划。它注重基础知识训练，力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社会学系的学生学完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就能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历史和现状，对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又有比较扎实的功力，比较熟练地掌握古文、外语和考据方法等。毕业的学生，既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又为从事专业研究打下初步基础。社会学系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许多学生以此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筹办上海大学（2）
上海大学的教授们，注意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启发引导，深受大学生们欢迎。沈雁冰讲的外国文学，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俞平伯讲的宋词，张太雷讲的苏俄革命问题，肖楚女讲的中国农民问题，恽代英讲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等等，都能引人入胜，成了叫座的课。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编写《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部讲义，构成“现代社会学”系列讲座，成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早期传播史的重要著作。瞿秋白的课，似乎更能吸引学生。喜欢听他课的人，不仅有社会学系的学生，还有中文、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进步学生，甚至一些教师都愿来听课。教室座位有限，室外也站着听课的人。瞿秋白讲课时，神态安逸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学生们水平高低不齐，他为了使大家听明白，引证了丰富的古今中外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同学们都很认真地记下笔记，缺课的学生也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去安心睡觉。施蛰存多年后写小诗，对比瞿秋白和田汉两人讲课的风采：“滔滔不绝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施坐在同学丁玲背后，整个学期，但见其背影）
瞿秋白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意课后辅导。下面请看一位学生丁玲的回忆：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200多个生字、文法，对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校中常常以社会科学为主举办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来校演讲。如李大钊讲《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马君武讲《一元哲学》，胡适讲《科学与人生观》，杨杏佛讲《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讲《中国语音系统》，郭沫若讲《文学之社会使命》，美国学者华德讲《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8个星期中。共有名流学者35人参加演讲，作了51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报告中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叶楚伧的《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讲座、演讲，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扩大学生的视野，都是有益的。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为宗旨，会员有80多人，除举办演讲会外，每周例会一次，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如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独立进行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四、炽烈如火的爱情（1）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走进了瞿秋白的生活。
事情是从1923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开始的。前面说过，中共三大后，青年团在南京开团的二大，瞿秋白到会。会间，施存统拉着他去看望原来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过书的两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原名蒋袆，字冰之。这时，她叫蒋冰之），一位是王剑虹。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了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她们听，引起她们极大的兴味。过去，她俩在平民女校，也听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先生讲苏联情况。两个讲师给她们的感受竟如此不同：先前那一位像瞎子摸象；瞿秋白则像熟练的厨司剥笋，十分得要领，使听者感到层次清晰，丝丝入扣。当瞿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她俩就像小时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也许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她们和他，在成为师生之前，已经成为朋友了。
王剑虹，原来叫王淑瑶，1903年生，四川酉阳人，土家族。早年丧母。父王勃山，擅长医道，同盟会员，后任广州国民政府秘书。1918年丁玲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时，王剑虹已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剑虹成了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在一些辩论会上，她的带有煽动性而又极富应变才能的演说，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几乎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辩论的对手问得瞠目结舌。丁玲说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尖兵。不久王剑虹来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并参加了妇女工作。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上海创刊，王剑虹参加了编辑工作。她还在《妇女声》、《民锋》等刊物上撰写文章。1921年寒假，她回常德，动员丁玲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但是，不久她们不满足于在平民女校的学习生活，又双双来到南京。一年多来，两个姑娘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买了书。正在她们渴求满足更多的知识欲望的时候，结识了瞿秋白这位良师益友。
瞿秋白极有兴趣地听着她们讲述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以及她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鼓励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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