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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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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回国后，担任党中央理论机关报——新复刊的《新青年》和新创刊的《前锋》杂志的主编，并参与政治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工作，还出任培养党的干部的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主任。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郑超麟，第一次见到他时，这样描写他和陈独秀不同的气质：“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同我们介绍。……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是我们的理论家。”而“此时，陈独秀不过四五十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
但是，二人最深刻的差别是在思想理论上。瞿很快发现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于是，他撰写一系列文章进行批驳。
瞿秋白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列宁的《两个策略》、《怎么办？》等马列主义原著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出发，研究中国国情后，不同意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和软弱。中国的资产阶级尤甚，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而无产阶级只有民主革命彻底胜利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胜利时，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并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产阶级必须去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此，无产阶级又必须联合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还必须掌握军队，发展工农武装。
在革命方式问题上，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进行北伐战争的方针，反对陈独秀简单搬用西方“宣传，组织，暴动”的公式。他指出：示威、抵制、总同盟罢业、武装暴动、革命战争等，这些斗争方式都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和交通阻梗，乡村里的战斗，即使胜利也是局部性的；城市里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民众武器落后，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主要依靠工农武装暴动，而“必须有正式革命军队之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隐藏着抹杀资产阶级革命性，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危险），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及毛泽东思想所总结的革命经验所证明。在当时，对陈独秀也是有影响的。
关于当时的形势，特别是1924年，一是由于广大共产党员的努力，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系统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地方党部几乎完全操纵在共产党员手里，只有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二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旅莫支部的同志们讨论中国革命时，达到了一致的认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应该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于是，随着维经斯基来华指导中共中央工作和旅莫支部一大批党员（其中很大部分是赴法勤工俭学经过苏联的）回国，党内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全国党员共300余人，旅莫支部占了1/10。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四大”。为了纠正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大会的政治决议案和其他重要文件都由维经斯基起草，瞿秋白翻译。新回来的旅莫支部负责人彭述之，在会前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给陈独秀看，表示不同意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宁非梦想”。而“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由此，他发明了“天然领导者”的论断。
五、领导“五卅”运动（2）
陈独秀看了彭的文稿，立即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与彭文一起发表在《新青年》（季刊）上。陈文表面上放弃了原来“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观点，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如此，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3人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似乎是一致了，实际上仍有深刻分歧。正如后来周恩来所分析的，“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而瞿秋白则强调要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陈独秀故意不用当时已经流行的“领导者”这个词，却用“督战者”，其用意也十分清楚，即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能否担起领导仍有疑虑，因此，只能站在旁边“监督”，有力量实施监督，也就实现了对革命的领导，否则，也仅仅是监督而已，谈不上领导。因此后来陈独秀就与彭述之走到了一起，在斯大林指示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执行让步政策时，就轻易地放弃了领导权。平心而论，当时中共也没有力量去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否则国共会提前分裂。斯大林正是出于这个担心，一直压抑共产党的发展，特别在武装力量上。
“四大”通过了政治和工、农、青、妇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强调了党应该去积极领导这些运动，选举了新的中央，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原有毛泽东担任的，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直到1926年底，才调周恩来到中央负责组织部，虽然周不是中央委员）。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代表共产党领导了整个大革命。自然，实际上上海陈独秀党中央听维经斯基指导，广州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听鲍罗廷的，北京李大钊、赵世炎等听加拉罕的，他们又都听莫斯科斯大林的指挥。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仍是陈独秀，他负责中央秘书处（毛泽东走后，秘书兼会计是任作民，1926年冬，调来王若飞）。党初期的一批干部多数都离去了，李汉俊因反对国共合作而退党，李达也因故去了湖南帮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等。现在换了一批国外回来的新人（张国焘长期在北方搞工运，并且被捕入狱，很久以后才到中央工作）。陈独秀是个没有宗派观念的人，总是平等对待，紧密团结一切党内同志为革命而工作。在地方上，赵世炎去了北平（北京），帮助李大钊，实际主持北方区委的工作，陈延年去广东，王若飞去河南，尹宽去山东，李维汉在湖南，不久旅莫支部的另一个负责人罗亦农也到上海区委。他们都担起了领导责任。国内原来的领导同志纷纷退让，对这些国外回来的同志一般都表示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尤其是工农运动，很快恢复到“二七”以前的水平。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地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重要事项，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何时结束等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共同开会决定。因此，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同时，陈独秀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终于在5月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第二天，七厂（织布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当晚，中共上海地委作出决定，发动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接着，陈独秀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中央通告第三十二、三十三号，具体布置运动的搞法，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并且强调“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要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不要局限为地方事件，而应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
五、领导“五卅”运动（3）
广大工人和学生立即响应，社会各界也予同情和支援。但是，少数学生在租界募捐时，竟遭逮捕，租界当局还决定在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激起公愤。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主持，最后决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广大学生和工人做工作，在30日组织学生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为了争取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的援助，提出反对公共租界当局炮制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直接损害中小资产阶级。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屠杀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陈独秀继续把握全局，“居中指挥”。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3人。彭述之因患伤寒病于2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因气喘病去北京疗养，10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从6月初到9月运动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11篇指导运动的文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6月6日）、《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6月20日）、《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7月2日）、《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8月23日）等，内容包括：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所有这些，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了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
当时运动成败的关键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在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很快发动起来后，争取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为此，陈独秀亲自做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负责总工会联络工作的李立三到北京活动时，还请虞写了给财政总长李思浩的介绍信。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运动起来后，中共中央创办的专门指导运动的报刊，由瞿秋白主编）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又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就这样，从5月31日开始，上海就出现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局面，而且，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狂涛怒潮很快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共产党在运动中扩大了队伍，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党。陈独秀也成了威望很高的革命领袖。
本章参考书目：
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年8月26日。
②《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03页，正中书局1948年版。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⑤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⑦ 郑学稼著：《陈独秀传》，台湾1989年版。
⑧《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二部分
高是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遵从“三从四德”，与陈独秀情趣相悖。故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架。高特别不支持陈独秀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1901年陈第一次赴日时，曾与她商借金手镯当盘缠，她坚决拒绝。陈独秀也不妥协，所以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特别是高大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在爱情和婚姻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
第五章 家庭与爱情
陈独秀3岁丧父，后来过继给当知县而无嗣的叔父陈昔凡。17岁考中秀才，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看中，由养父和母亲做主，与统领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高是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遵从“三从四德”，与陈独秀情趣相悖。故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架。高特别不支持陈独秀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1901年陈第一次赴日时，曾与她商借金手镯当盘缠，她坚决拒绝。陈独秀也不妥协，所以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特别是高大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在爱情和婚姻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因此，陈独秀写的批判封建包办婚姻的文章，特别深切感人。
一、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
陈独秀3岁丧父，后来过继给当知县而无嗣的叔父陈昔凡。17岁考中秀才，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看中，由养父和母亲做主，与统领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高是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遵从“三从四德”，与陈独秀情趣相悖。故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架。高特别不支持陈独秀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1901年陈第一次赴日时，曾与她商借金手镯当盘缠，她坚决拒绝。陈独秀也不妥协，所以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特别是高大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在爱情和婚姻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因此，陈独秀写的批判封建包办婚姻的文章，特别深切感人。
高氏于1930年冬去世。两年后，陈独秀入狱，从来探监的三儿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松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迷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
高大众的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与姐姐不一样，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每与姐夫相谈，十分投机。于是两人渐渐坠入情网。1910年，东窗事发，姐夫与小姨子相爱，为社会舆论所不容。陈昔凡和高登科逼迫他俩断绝来往。陈独秀和高君曼决不让步，终于被逐出家门。二人来到杭州，正式过起夫妻生活。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历史地理，一度生活相当美满。当时与他们在一起的沈尹默回忆说：他们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陈独秀还作诗曰：“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他把君曼比作“佳人”、“萧九娘”，可见所爱之深。友人们都夸他娶了个才貌双全、志同道合的妻子。好友汪孟邹曾称君曼为“女中之杰”。
但是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积极参加了浙江、安徽的光复斗争，失败后投入反袁二次革命，又遭挫折。在这个过程中，君曼一直追随他，辗转杭州、芜湖、安庆、上海，饱经风险，同时又生育了一女（陈子美）一男（陈鹤年）。1920年由北京移居上海后，君曼为了让陈独秀全力从事党的工作，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工作，还在陈的帮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与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会梧（李达的夫人）、王剑虹（瞿秋白的夫人）等发起“星期演讲会”，邀请陈独秀等到各个学校、机关、团体去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民主和科学。
然而，他们两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分歧最早发生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
二、父子情“薄”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们逃亡到上海以后，袁世凯在安徽的爪牙到安庆去抓陈独秀没有抓到，抄了他的家，并要抓延年和乔年。陈独秀就把兄弟俩召到上海生活，并按照他“新青年”的标准，培养他们。早在领导新文化运动期间，陈就严厉批判旧教育制度对青年的摧残。他在对比西方强国与中国青年状况时指出：我国青年“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麟角。”“所以未受教育的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活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陈独秀为中国青年纤弱的担心，不仅为青年本身着想，更为祖国的前途考虑：“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身心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又说：“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
陈独秀按照这种理论来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要他们培养坚强的意志、强壮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只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俩在家里住。当时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赞化回忆说：延年兄弟俩“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君曼更反对这样做，她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姨妈，又是继母，夺夫之恨，本来就对不起姐姐，再这样对待姐姐的孩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孩子这般受苦，她“流涕不已”，托潘赞化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对潘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于是独秀与君曼经常为此发生口角。
按理说，陈独秀如此严格要求孩子，并不为错，他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看似父子情薄，实是骨肉情深，不过是藏于心底罢了，是望子成龙的一种心理表现，而且如上所述，也为了国家培养有用人材。但从君曼的立场和感情出发，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延年、乔年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不久，陈独秀偕君曼及两个孩子到北京大学。陈托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两兄弟从小见父亲长期离开家庭，对待生母又那样薄情，现在又如此严酷对待自己的亲身骨肉，自然也不容易接受，因此二人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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