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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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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诓渭庸膊骋郧埃欢刃叛霾灰彝ァ⒉灰业戎髡诺奈拚饕澹⒉皇桥既坏摹Ｒ院蟾缸油诠膊衬冢且惨恢敝焙簟岸佬阃尽薄Ｈ欢叫值鼙暇姑挥泄几焊盖椎钠谕汲闪酥泄灿判愕吃焙徒艹龅母锩斓既耍泄锩鞒隽司薮蟮墓毕祝叶嗽�1927、1928年，先后被国民党杀害时，都表现得很有英雄气概。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当时在场的濮清泉回忆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可见他对儿子的感情之深。
三、窘困生活中的浪漫
独秀与君曼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的分歧，没有使他们分离，但到了192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君曼得了肺结核病，经常咯血，无力承担好家务，常埋怨独秀对她照顾不周，发生口角，结果很影响党的工作；二是1921、1922年，陈独秀两次被捕，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需要加强保卫工作。于是决定让陈独秀一人隐蔽起来，其住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党中央和家里人，平时只是陈独秀自己到党中央机关来办公，看文件，他走后，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样，他与君曼娘三个实际是分居了。陈独秀通过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给君曼生活费。俩人需要见面时，也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但是，由于上海物价上涨，君曼的病又需要高营养，君曼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于是又常与陈见面时吵架。汪多次劝解无效，到1924年，两人感情终于破裂。大约在1925年10月，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有君曼娘家的几间破草屋。
可是，陈独秀在分居后，却耐不住情感上的寂寞，移情别恋，又有新欢。同志们都有所感，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大家“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但是，到1925年11月，终于被由南京来上海的高君曼发现，大吵了一场。11月13日，汪孟邹的日记记载：“晚8时，仲翁（即独秀）来，想见君曼女士。”14日日记记载：“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谈，说她去看病，医生说有肺病，穷人害了富病了。到南京去是为了省一点生活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宁后，陈每月只寄50元，太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劝她：“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
再说陈独秀当时经济上也的确不富裕。他由粤回沪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只给每月30元至40元的生活费，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人开销的。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曾聘他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名流为馆外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但是他是个无功不受禄的人，实际上他当时无力为商务编辑或写作，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钱，他也不会白拿人家的钱。这可以从他当时的生活常常发生困难得到证明。
他的经济的主要来源是1922年出版的亚东版《独秀文存》版费。没钱了，他就到亚东图书馆去，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见他当时的窘迫处境。
实际上当时他家（养父陈昔凡）很有钱。虽说因婚姻与革命他与家里搞得很僵，但经济上对他是不吝啬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在琉璃厂，专卖字画古董）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他说，‘铺子不是我开的’”始终不肯进去。所以他每次去亚东支钱，那些伙计（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可是他一个人当硬汉子好办，妻子儿女却怎么活，况且君曼又得了肺病。更不能令君曼容忍的是他还另找新欢，真是穷浪漫。所以君曼气愤地对汪孟邹说：“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就这样，君曼母子三人在南京过着十分窘困的生活。1930年冬，高大众在安庆去世，噩耗传到石头城，本已心碎的高君曼更觉悲痛，深感对不起姐姐，而今自己也落得与她一样凄凉的下场。为此，她不顾家乡人的议论和白眼，带着一双儿女回去奔丧。回来后不久，又得了子宫癌，卧床不起，两个孩子又小，情境凄凉不堪，曾得陈公博接济，却又杯水车薪。翌年，君曼终于在悲愤中离开人间。
消息传到上海，因南京政府悬赏万金通缉“共党首领”而隐居着的陈独秀，只得托好友潘赞化前往营葬。可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却从此浪迹天涯，尝尽人间苦难。
四、神秘的情人
从1926年1月上旬起，同志们发现，陈独秀不来中央看文件了。因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法找他。党中央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中央常委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总没有消息，大家都快要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快要哭出来了。
也许陈独秀“失踪”是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在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于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当时中央给国际的报告说，这次会议是由于发生了“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才召开的，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但当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
陈独秀“失踪”了1个多月又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
但是，陈独秀抛弃高君曼移情别恋的“心爱的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60年后，亦即陈逝世37年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清明气氛中，有在新疆工作的两男一女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0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1978年病故），外祖父是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当初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后，是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一起生活到1927年3月才分手。施与他人结婚，陈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路横浜桥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宣传部干事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是个丫头。1937年8月，陈独秀在南京被释放后来到武汉，陈虹与他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陈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报刊还登载此事，渲染攻击陈独秀。
如果说陈独秀与高大众的悲剧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造成的，对陈无可指责，而他与君曼的结合则是自由恋爱的产物，因此陈与君曼的婚变，虽有“党”、“家”不能两全的因素，但从感情上来说，陈移情别恋，又不顾他们母子的死活，不能不说是有悖于道德的。
五、恋爱与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青年人。这个运动所提倡和带来的思想解放，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性解放，反应尤其强烈。青年们一下子从长期封建包办婚姻的禁锢中冲出来，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令世人瞠目结舌。但由此也发生一系列三角和多角恋爱纠纷事件。这种情景自然也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第一领导人，除了领导革命工作，也要经常处理同志们的这种爱情纠纷。那么他怎样处理这些事件呢？
曾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中共巴黎支部创始人之一的尹宽，1925年到山东任地委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时，有一个叫王翔千的老同志是个清朝秀才，但思想进步，信仰共产主义。他有个不到20岁的女儿叫王辨，特别疼爱，把她当作掌上明珠，介绍到共青团中来，受共产主义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很大的希望。可是，王辨与尹宽接触后，就爱上了他。每次尹宽在会议上讲话，她总是如痴如醉地听着，表现出十分钦佩的神情。她似乎把尹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山东当时的工作开展得较好，她也以为是尹宽的功劳，对尹有一点个人崇拜。尹宽感受到了王辨的感情，所以在这年8月，当他奉中央命令调到上海时，临走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辨，要她随着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简单的衣服，跟他走了。结果发生了一场风波。
山东的党员同志几乎全体闹了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的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的女儿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要带刀来上海，与尹宽拼老命。山东的同志们都支持他。
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陈独秀当然不愿向这种封建落后意识让步，但这件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许多工作以后，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见中央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要求尹、王二人举行婚礼，而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和恽代英（团中央宣传部长）两人出来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问题就挂了一段时间。陈独秀本人主张恋爱婚姻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条原则，党的干部恋爱自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所以，他还是积极想办法来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正好这时尹宽旧病复发，肺结核，大口吐血。于是中央决定：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上海区委书记的工作；王辨去莫斯科读书。
虽然没有开除尹宽的党籍，也没有拆散尹与王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也只好收兵了。1927年，王辨回国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困难时期。由于工作需要和地下斗争的危险环境，她和尹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却都未能谋面。后来尹宽任安徽省委书记，俩人才调到一起。但那时工作很忙，俩人虽同居一处，仍没有工夫共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暇，尹宽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乐趣。
谁料好景不长，不久，安徽共产党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王辨和另一女同志被捕。尹宽还支持了一个时期，以后也逃到上海。王出狱时已是1929年秋天，这时尹宽和陈独秀等人已转向托派，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党中央向王辨介绍情况后，劝她不要与尹宽见面。她坚持要见，终于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尹宽住处，二人相见。这时的王辨已经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涩，增长了识别是非的才干。她当即与尹宽及在场的郑超麟夫妇争辩起来，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劝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结果失败。于是，她就拂袖而去，再也不与尹宽见面。
另一位女同志是我党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早年参加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时与蔡和森是一对情侣，后来结婚，是党内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她表现得很正统，看不惯党内的一些浪漫事件。开会或闲谈时，陈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的事情当作笑料来说，她在场就会正色地提出抗议，弄得独秀下不了台。别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都害怕她。瞿秋白称她是“党内马克思主义宋学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调北京区委工作后，她在上海也发生了情变，爱上了彭述之。不久，蔡奉调回上海准备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火车站未见她来接，引起怀疑；经多次盘问，她才讲出实情，说自己爱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团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加上团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代表开工作会议，她也参加。散会时，蔡站起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了妻子移情别恋的事，一下子场上气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许久不能说话，因为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由她自己来决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说一句话。独秀说：“你究竟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她总是不响。“你不爱和森了么？”也没有回答。无可奈何，中央只好自己解决这件事了。即独秀、秋白、国焘3人提议：蔡和她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然后留驻莫斯科；她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并不反对。于是便作为组织决定执行。为了尽量缩小这个事件对党的工作的影响，陈独秀嘱咐在场的人对这件事严守秘密。
1925年10月，两人服从组织决定去了莫斯科，但到了那里，还是分手了。后来两人分别回国，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本章参考书目：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②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③ 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4辑。
④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⑤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施芝英》，未刊稿。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6、47页。
⑧ 郑超麟：《记尹宽》，1990年手稿。
⑨《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第六章 右倾与辉煌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失去了稳定的基石。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老右派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在8月刺杀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通过《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中之党籍》等一系列决议。与此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及蒋介石为首的中派即新右派，也为五卅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和影响所震惊，表示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决心与共产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
一、“退而不出，办而不包”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失去了稳定的基石。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老右派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在8月刺杀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通过《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中之党籍》等一系列决议。与此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及蒋介石为首的中派即新右派，也为五卅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和影响所震惊，表示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决心与共产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戴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宣称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又说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宣扬“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员不可”；主张驱逐共产党出国民党，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做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但是，他们又与老右派不同，以为要取代北洋军阀尚需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的支持，还不能立即反苏反共，只是要限制和削弱中共的力量，要中共追随他们，以掌握革命领导权。
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国际斯大林指示中共，对老右派坚决打击，并将他们逐出国民党，但对新右派妥协让步，以利用他们反帝北伐的积极性，尽快推翻北洋政府。因此，在10月北京驻华使馆召开的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议“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时，被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多数中央委员所否定。陈独秀本来对加入国民党就勉强，又有根深蒂固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把国民革命视为“他们的革命”，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主张退出国民党。国际代表和多数中央委员反对他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为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国共合作的方针，共产国际不会同意。但是这次会议还是受到斯大林和陈独秀思想的双重影响，使中共对国民党的看法和策略有了改变，不再强调“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争取领导权的方针，而认为国民党内演成共产党与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应该退出旋涡，让国民党左右派自己去斗争，我们不要去包办代替。因此，会议决定在巩固国共合作的同时，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和独立工作，新入党的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工作。
王若飞后来评论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扩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从此，党对国民党的策略，就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轨道，心甘情愿地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苦力，这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特点，完全适合新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限制共产党、要共产党追随他们的需要。但决定这条路线的是斯大林，而不是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陈独秀。斯大林把“打倒北洋政府”的希望，完全压在蒋介石的北伐上，只要中共作“附庸”。因此，后来斯大林定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完全是文过饰非的表现。
会议之后，为贯彻国际指示，陈独秀写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对戴书中“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进行了批驳，但是没有指出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要害。而且，为了表示团结新右派的诚意，于12月的一天，在维经斯基的赞助下，陈独秀与蔡和森、张国焘三人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有联系的戴季陶派人物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国共关系问题于上海苏联领事馆内。陈独秀表示中共不想包办国民党事务，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不增选中共方面国民党中委的人数，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并“保驾”对方回粤参加大会。谈判后，陈独秀即派张国焘去广州执行，从而破坏了中共广东区委的原定方针。以陈延年、周恩来为首的广东区委及鲍罗廷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准备在国民党“二大”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委中共产党员占1／3，少选右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是遭到张国焘的抵制。陈独秀也写信表示，由于北方郭松龄倒戈失败，冯玉祥四面受敌，奉军气焰嚣张并与吴佩孚勾结在一起的形势，革命处于低潮；指示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政策：在国民党“二大”上要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包括进中央委员会中去，右派也要争取，以示团结。
鲍罗廷和广东区委对陈独秀党中央（实际是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使共产党掌握了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如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等，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影响和张国焘的牵制，作了错误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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