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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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长。然后分来一些大学生，通通分到原子能所去，说他们都是原子能所的人，不敢说是九局的。连九字都不敢说，更别说原子弹了，怕泄密。钱先生说，你们去作裂变产物的分析。每天早上起来，练一个小时的俄语，还派了一个俄语教师来教，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后来专家就来了，不久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但我们还不清楚。苏联专家曾经开过一个单子，做什么做什么，其中化学的开了三四条。我拿回一看，发现有些问题，我跑去问他。因为经常去找他，约了以后就可以问他。我说，你给我们开的这几个项目都是爆炸以后要做的工作，希望你告诉我们，爆炸之前我们化学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他说，爆炸之前该做什么，要由你们自己的科学领导人来告诉你们。这就封了口，没法再做下去了。实际上他开这些单子，也是钱先生叫我们爆炸以后做的这些工作。我估计他知道中国科学家的水平，爆炸以后该做什么还是有底的。可爆炸之前化学该干什么？他就是不说。当时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中国的科学领导人赶紧来，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工作做起来了。有一次我回九局去，郭英会看见我，说王方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朱光亚调来了。那时候朱主任调来，可是秘密得不得了哇，原子能所的人都不知道。
　　苏联在1959年6月20日写信说无限期推迟提交原先谈好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之后，二机部调整了以前的一些部署，立足于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的方向也随之做了一些变动。王方定领导的化学组，研究重点由对爆炸后的烟云样品分析转为研制原子弹的点火装置。
　　原子弹的点火装置也叫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核武器爆炸时，需要在裂变材料到达超临界状态的一定时刻注入点火中子，从而引起剧烈的链式反应，也就是使裂变材料燃烧起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时有三条研制中子源的技术路线，其中一条路线的带头人是王方定，研制的地点在原子能研究所。王方定说，有许多东西我都是跟杨承宗先生学来的。做试验的时候，做着做着我回头一看，杨先生他在后边看着你做呢。有时候你看文献，看到法文的文献，他就帮你翻成英文，比翻成中文还快。记得我们刚到原子能所时学习陈伯达的讲话，陈伯达在科学院专门给我们这些新分来的人作报告，谈到如何正确对待老知识分子，怎么样团结老知识分子。因为我们刚刚经过思想改造，我在学校的时候竟然参与改造我们系里的教授，开会去批判他们。来所之后把这种极左思想扭了过来，这一扭就剩下害怕成分了。不过杨承宗先生挺好，他不怎么训人。老实说我有一点没学到杨先生，我就是爱训人。而且我觉得训人工作进展快。
　　有一次，钱三强把王方定叫到办公室，交给他几个装有一点镭…D的石英瓶子。这是钱三强十几年前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带回来的。因为镭…D的半衰期是22年，所以瓶子里的镭…D半数以上还存活着，约有几个居里。王方定说，那时候我觉得他办公室好大，那几个石英瓶子，大概像个小梨形的小瓶子，上面是磨口塞盖着的，里边黑乎乎的。他说这东西从法国带回来，做钋的原料，保留很久了，现在终于得到了它最好的用途了。他挺高兴。要做中子源了，所里成立了一个出中子委员会，何泽慧先生是委员，我们在原子能所这几个人就由何先生管。因为保密，其他人不管我们，业务方面经常向何先生汇报。在这之前领导交代下来，要我用钋做中子源，原子能所没有这种老式的放射性的东西，我就跑到高能所，从一堆垃圾里面找出来了。等衰变以后，得出钋…210，我在高能所试验室里就把它提出来了，后来钱先生给了这么大的中子源，晚上都发荧光，挺可爱的。但钱先生带回来的这个中子源做最后的东西是不行的，还要到反应堆里去生产。钱先生带回来的只有几个居里，中子源用的要比这个大上百倍，必须在反应堆里做。我刚刚不是说做钋源吗？钱先生给我五瓶，但你不能把它放到炸药里面去，它还有杂质，你必须把它精炼出来做成很小的东西。这是理论设计要用的，在平常的情况下它不能出中子；也不能发生别的化学变化。所以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一点不许露出来，而且要把它尽量和出中子的氢金属放在一起。有的同志因为东西泄漏出来，而住了医院，我记得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叫郭高平，他曾一不小心把东西泄漏出来。受放射性污染；人送进医院；从苏联回来穿的高级衣服也锁在箱子里，不敢再动了。钱先生说你们要学居里夫人，她就是在一个很破的工棚里面，做出了镭，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做强放射性试验用的工棚是完全按钱先生的思想搭起来的。外头不起眼不要紧，里头要高标准，五面刷油漆，地板铺着橡皮板。我们躲在那个地方做起中子源来了。那时原子能所的化学顾问扎卡卢毕还在，他就问刘允斌，刘允斌后来告诉我的——他说那个扎卡卢毕问我，你们这几个人怎么不在这边待着，成天往那边跑干什么？我就跟他说，甭管他们，不管他们干什么去了，别管。实际上刘允斌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中子源了，对苏联专家就已经保密了。至于以后为什么拿王方定这个名字来做小组的名字，那完全是为了总结、为了宣传才这么叫的。

　　第66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2）

　　1949年6月，朱光亚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25岁那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于2月27日踏上了归国路程。许慧君说，我是1948年去的，在国内时受家庭影响，思想倾向于进步，我弟弟就是地下党，在上海坐过牢。到美国后，我也常常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也就是在那里和朱光亚谈上了恋爱。朱光亚早就决定要回国了，在他博士学位还没拿到之前，就已经做准备了。我们一起商量，他先回去，因为我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拿到学位，稍后再动身。所以，他2月份拿到学位之后，随即就动身了。走之前，他和其他人写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当时有52个人签名，我记得是在密歇根大学里边起草边讨论的。这之后，我的学位一到手，也在6月份上船回国，在船上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心想再晚一些，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1950年3月，朱光亚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光学兼普通物理。1952年4月，朱光亚穿上志愿军军装，和其他学者专家一起从北京秘密出发，跨过了鸭绿江。一路上，战火纷飞，他们乘坐的苏制敞篷大卡车在沿途要不停地躲避敌机轰炸，这使他又不禁记起了当年在西南联大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情景，他那时还常常背着自己的师母（吴大猷夫人）跑警报，华罗庚教授有一次在城墙根就被轰炸得埋在里面，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他扒拉出来。多少年来，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挨日本鬼子的枪炮，受美国人的轰炸封锁，朱光亚自己就有亲身体验。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和美军进行较量的无数个场合，朱光亚作为翻译，亲眼看到了美国人做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也清楚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检测美国人是否在此使用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也就在与美国人面对面的较量中，他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儿。
　　1957年，朱光亚秘密调入原子能研究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1959年底，朱光亚调到九所任副所长，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开始了真正的原子弹秘密历程。当时，胡干达是九所的秘书，除了为其他几位领导服务，也还要负责朱光亚平时的生活和安全。
　　胡干达说，我们刚分配到二机部的时候，宋任穷在欢迎会上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下去检查工作，领导干部给我汇报，我不听成绩，就看有什么问题。他有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果连你这个单位出现什么问题你都讲不出来，证明你还没有发现问题。我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宋任穷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后来我分到九局，开始大概几十个人，郭英会给我们讲了讲，他说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给周总理当过军事秘书。我们这个单位保密比中南海还严，但工作性质他没有讲。不过我们从一开始进这个单位，心里就大致知道它的分量。后来明确我当秘书，几个领导都得服务，工作非常紧张。当时人比较少，单位又很重要，领导要求是很严的。郭英会很严，布置工作要限制时间完成，而且他要检查。比如开完会以后，他归纳一下马上要把开会的内容整理成简报，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就去整理。整理完以后，他拿去看，改完以后你拿去打字，他才回去吃饭。如果需要送到部里的话，还要开车送到部里。郭英会这个人很精干，性子很急，我们两个秘书经常受批评，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受锻炼。每天晚上我养成这么一个习惯，脑子里要演一遍电影，回顾一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有一次，郭英会说你把纸和笔拿来，我有个东西你记一下，拿回去整理。我到他办公室，他口述，很详细，连段落标点符号都讲得很清楚，让你回去整理，什么时候交来。时间是很紧的。其中说到按照二机部用人条件，要求各个单位物色合适人选。这“物色”两个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改成了“挑选”。挑选跟物色意思差不多吧，如果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也就过去了。但郭英会用红铅笔把“挑选”两个字勾掉，改成“物色”，我一看，感到这个人工作确实很精细。我们还有一个学术秘书，叫张开山。他有一次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外边联系工作，郭英会把落款日期写错都看出来了。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汇报工作，啰嗦是不行的。
　　胡干达说，那时九所的行政领导是李觉为核心，吴际霖和郭英会是他的左右手。李觉善于抓大事，吴际霖经常起着一个大管家的作用，特点是细心、谨慎，他不像郭英会那么急躁。郭英会是部队型的，部队团政委下来的，工作抓得有步骤、有检查。吴际霖当时的担子很重，他还是九局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侧重抓组织管理，包括机构怎么设置、怎么运行。那时三个机构一块牌子，青海金银滩叫前方，北京九所叫后方。因为金银滩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生活条件恶劣，技术干部调来以后马上去那里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北京西北郊搞了一摊，技术干部来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先做一些科研生产的前期工作，以及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吴际霖、郭英会抓。像室主任一级的人调来的时候，吴际霖都要亲自到招待所去看，李觉也去看，这种作用是很好的。包括一些老的技术工人他们也都要去看，干部部门给我们说今天到了多少人，我们要及时汇报给领导，领导去看他们大部分是晚上。院里人才济济，王淦昌侧重实验物理，彭桓武侧重抓理论部，郭永怀侧重抓工程，朱光亚是科研方面抓总的一个人，大家协作配合，运转得很好。王淦昌先生说我们在九院这个地方工作，感到科研环境比科学院还要好，对我们很信任。领导干部之间很融洽，大家对李觉很尊重，专家分工也很明确，专家跟党政干部的关系也很融洽，对李觉、吴际霖、郭英会评价都很高，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这种精神很难得、很可贵。为了保证科研时间，院领导开完会之后，直接给几个大专家传达。不让他们专门抽出时间读报纸，不搞这些形式主义。苏联专家想知道一些情况，院领导亲自出面沟通。

　　第67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3）

　　胡光达说，朱光亚是1959年底来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发现吴际霖是行政干部，就提出我是搞技术的，你要给我挑一个对等的人。这样给刘杰汇报以后，通过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朱光亚当时比较年轻，原子能研究院不愿意放，我听李觉他们议论，可以到九院工作，但是关系先不要转，原子能所方面的工作朱光亚还兼顾一点。按照方案，一家工作三天。为了有连续性，星期一早晨我们派车，把朱光亚接到院里来工作，星期三晚上送回去。朱先生来了以后也是白天黑夜地干，星期三根本回不去，有时候星期五回去，有时候星期六回去，原子能所一看，干脆关系也转过去算了。朱先生刚来的时候，郭英会叫我给他安排好生活，郭英会交代说，你就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吴际霖把我叫过去，说新到一个领导同志，副所长朱光亚，我说我都安排好了。九院有个好传统，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跟大专家争论。那时候经常要讨论问题，天天谈到很晚，有时太晚了，我还得催。每天是朱先生先睡下以后我才能睡。为了不影响他休息，他起来以后我才能起来。他的习惯是睡得很晚，起得也相对晚一点儿，我过去的习惯是早起早睡，现在我只好服从朱先生的生活节奏了。有段时间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儿，因为每天时间很紧张，我给他把洗脸水弄好以后就睡觉，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说过话。后来因为北京经常刮风，有两天我没有擦桌子，朱先生说桌子上怎么有那么多土啊？因为朱先生很爱干净。我就解释了一下，说这两天比较忙。他很和气很婉转地说，擦这个桌子的时间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我后来经常要擦一到两遍。冬天的时候我看见他穿一件志愿军的棉服，我就问，朱先生你是不是到朝鲜参加过志愿军？他就给我讲那段时间的事情。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主要负责秘书处的英文翻译。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公开进行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如今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6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却一去不复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8月3日全部撤完。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30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23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16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14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必须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30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13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16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致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力，迫使中国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生产。
　　在兰州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于7月27日从北京接受指示后回到工厂，随即召开各组长和各专业专家的会议，当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国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馆经济联络处党委副书记巴特拉舍夫和工作人员莫洛托夫也赶到铀浓缩厂，当晚召开全体专家紧急会议，次日一上班，专家普遍表现沉默，只是各自埋头清理资料，焚烧保密本。
　　但是，这种沉默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天下午至第三天，专家即纷纷下车间告别，把这当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认为工作没做完，没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遗憾。他们也希望继续工作，不愿离开，但没有办法，要听从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们，我们不讲群众路线，没有讨论余地。总工程师若尔尼斯基找到主车间工艺组长华戈旦说，我们的上级把我派来，现在又突然把我调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样。但我不相信上帝，很遗憾，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过去都是按计划办事，早知道这样，培训工作是可以赶一赶的。现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还在这里。机械师卡夫里京，仪表调整专家米哈依林，生产专家副组长阿布金等人在向工厂讲解了有关问题之后，向大家告别说，我们奉命要走了，但工作还没有完成，走的时候没有来的时候愉快，没有看到机器正式运转就离开，很遗憾。在工厂举行的两次饯别宴会上，大家频频为友谊干杯，在宴会完了送别时，不少专家夫人都流了泪。

　　第68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4）

　　刘杰说，苏联毁约撤人，其实我们也早有预料。1960年4月，扎吉江任期满了，他们让他回去，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办法，来来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义，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儿子是搞导弹的。扎吉江走时我和陈毅副总理、宋任穷部长都去机场为他送行，我们一再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也很激动，很动感情，对我们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过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学技术力量，苏联没有援助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扎吉江的走我们就感觉到，苏联可能很快就要摊牌了。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专家绝大部分对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专家日日夜夜人对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带来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完整地完成了设计，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谈判时说过，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公然毁约后，毛主席在北戴河听取了李富春同志汇报，主席说，我们的尖端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1962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1960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听了，摇头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你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1962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第69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1）

　　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就是要有动力，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