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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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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1）
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就是要有动力，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 刘杰接过重担——王淦昌隐姓埋名——杜布纳人心思归—— 曹本熹痛失爱女—— 程开甲出了口气—— 彭桓武“搞不清”自己的角色——大宅门口的石狮子，作用大着哩
苏联人走了，九局原本为苏联原子弹样品所盖的仓库，派了新的用场。1960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干部坐在这间仓库的空地上，听宋任穷部长给他们作自力更生的报告。
朱建士说，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奋图强嘛，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因为我们是搞流体力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预备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穷部长来看我们，他问我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说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宋部长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宋任穷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他自己也准备彻底甩开洋拐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来，但就在此时，中央却做出决定，让他离开二机部，去外地任职。
刘杰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同志对我讲，他的工作要调动，调到东北局做书记，那时中央重设大区，让他做东北局书记。我一听这话，就觉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机部机关自1956年迁入三里河办公楼，我们俩始终合用2楼4号房间，我们办公在这里，部党组开会也在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这么做不是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而是有利于商量、研究工作，有利于我们之间和党组之间的团结合作。另外，我们对面办公也是勤俭办一切事业精神的一个行动。正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长桌办公，思想、感情经常沟通，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就对他说，现在这个时候调你走，你是不是可以再说一说不要走啊。
宋任穷说，我那时候其实是不愿离开二机部，不愿到东北局去当那个第一书记的。我走的时候向聂总、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同志说，我说我搞那个事情不行，我对这个有感情了，还是干原子能事业吧。他们当时也是希望我不要走。最后我又去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小平同志给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那时总理问我，你走了以后，这二机部的工作由谁来接替你，是不是还从军队找一个人？我说军队里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可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是可以的。后来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认为刘杰接替我的工作合适。我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杰，并对他讲，回头周总理还要专门同他谈话的。
刘杰后来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面容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调走，这个原子能事业确实很重要，毛主席也同意让你来担任这个部长，负这个责任。刘杰说，当时我提出来，责任很重大，恰好又是宋部长要调走，苏联停止了援助，这样一个局面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这么重大的任务，以我的资历和我的工作能力恐怕是很难胜任的。总理说，对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经批准，就这样定了。当时面临苏联撤人毁约，整个原子能事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应该怎么办，确实是摸不着底的，所以心情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应该很沉着地来应付这个局面。我们首先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所有的厂、矿和研究单位。首先一个意思是说，现在苏联撤退了专家，虽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这反过来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要自力更生。第二点就是由过去的苏方为主转到了以我们自己为主，假如第一个是认识上的转变，那么第二个就是组织上的转变。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当家做主，许多人员的调配组织，都得自己来建设。中心的问题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力，不要浪费时间，下边再有若干的措施，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免去他们的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电报发下去之后，后来才知道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了局面，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在这个前提下，有几步工作，第一是摸清情况，站稳脚跟。第二是调集科学技术人员，第三是组织大协作。在这个基础上，紧跟着提出来，我们要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集中人才力量。钱三强同志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在以后推荐人的时候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当时就是要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前前后后调来一大批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比如王淦昌先生发现了反西格玛粒子，那在世界上是很轰动的。彭桓武是搞理论物理的。我请王淦昌和彭桓武来我的办公室，请他们考虑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王淦昌停了一下，说愿以身许国，彭桓武也讲，没意见。最后让他们三天之内报到。为大力展开协作，我和钱三强、张劲夫商量，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有计委，还有科委的人，有刘西尧、范木汉等同志参加，专门管协作。另一方面，我们把工厂一个一个排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研究所设计一些装置，根据他设计的大体框架把装置做出来，然后在这个装置里进行测试，寻找数据。因为我们这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摸索着去干了。
宋任穷说，到9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宋任穷动身前往东北的时候，邓小平和彭真去给他送行，刘杰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在那里对刘杰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走了，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承担，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同志也说，你要担当起来，有困难就叫，你这个人不好叫，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时的情况下，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从1960年春开始，全国为二机部九所选调的科研人员陆续到位。这时候，已经有基本上一直从事核科学研究的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从美国和西欧归国的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程开甲、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姜圣阶、曹本熹、汪德熙、陈国珍、黄祖洽、于敏、秦元勋，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领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力量正在逐步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攻关中便日渐显露出巨大的作用来。
第70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2）
王淦昌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梅特纳共过事。1956年，他进入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返回前，他担任这个所的副所长，并在此期间和另两名同事发现了反西格玛超子，蜚声中外。虽然他的个人志向是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学，但国家却需要他转变研究方向，并且要求王淦昌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从1961年4月3日起，王淦昌更名为王京。别人向他老伴打听王淦昌哪里去了，他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
王德基说，我父亲去了哪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没见过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时候我和父亲通信，他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妈妈说，你爸爸调到信筒里了。
从杜布纳回国的还有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何祚庥说，1960年9月，钱三强去了莫斯科，作为中方学术的总代表参加杜布纳学术委员会。在钱三强来以前，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了中苏关系问题。苏方撤退了专家，看来中国缺人，我们在这搞点粒子物理又怎样呢，只不过是可以写点论文，但这点东西的用处离国家的建设还是比较远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我们就起草了一个报告，意思是要求回国一起干。报告写好搁了一两天，钱三强来开会，就找钱三强说了我们的意思。那时候怕失密，报告本身没留底稿，看完就毁掉了。正好晚上刘杰打长途电话给钱三强商量有关的事情，钱三强就在电话里汇报了这件事，刘杰说很好，就这样大体定下来了。我和吕敏回去不成问题，因为本来就是核工业部管的。但周光召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讲师，他能不能从北大调过去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按当时的政治条件，周光召的社会关系非常之复杂，他家里有人在台湾，以前他出国来杜布纳就没通过审查，当时还是钱三强跟彭桓武两个人极力为他争取通过的，因为他只不过是作点粒子物理的研究嘛。现在要调去核武器研制部门，钱三强问我，周光召这个事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照我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说不上话，我们太年轻了。问周光召的业务能力怎么样？我说极强极好，他点了点头回去了。当时我们就那么点儿人，一开始觉得有这些人就可以开始搞原子弹了。等到真正搞起来才发现，这个摊子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最初的想象。
1963年1月初，曹本熹从石油部来二机部报到后，在核工业领域内领导了铀、钚、锂、氘、氚的化学研究和生产试制任务，并且研制成功了用氟将二氧化铀氟化为四氟化铀、将四氟化铀氟化为六氟化铀、将六氟化铀还原为四氟化铀的三个流态化。白文治说，曹本熹的女儿曹瑛在清华大学二年级读书，儿子曹珏在一○一中学初三读书，全家生活安宁稳定。不料到了1963年初冬，他夫人魏娱之告诉我，女儿曹瑛突然病了，住进北医三院，诊断是白血病。我大吃一惊，几乎难以置信，我立即请局里的卫生防护处李毅民处长和李学群大夫同我一起赶到北医三院，首先我们到病房去看曹瑛，看她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就下来到医务处，了解一下诊断的情况。他们介绍诊断结果是白血病，我问会不会不是白血病，有没有误诊的可能啊？他们说没有误诊的可能，确实是白血病。我在失望之中，几乎失去控制，只好委托北医三院多予照料。当时曹本熹在北京的技术攻关已全部通过验收，他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执行生产任务去了。晚上魏娱之也来了，我打电话通知曹本熹回来，叫他交代交代工作，把工作安排好，先回来，需要他回来汇报。我没有说他女儿病了。他回来之后，只呆了一个月，又走了，因为那边工作实在离不开他。白血病的医疗费用很大，女儿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后来又重新回到家里。当时的办法就是输血，输了好几次血，而输血是要花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自费，曹瑛当然也不能例外。我见到曹本熹跟他讲，准备给他补助。我曾几次同曹本熹说，女儿的医疗费用，公家可以补助。曹本熹答复说，我还有一点积蓄，现在不需要，等到需要时再开口。后来我才得知，他为了给女儿治病，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却仍无法挽救爱女的生命。协和医院医生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儿去世后，进行尸体解剖，以便对白血病进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娱之商量后，流着泪同意了。1965年女儿曹瑛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曹本熹谁也没有惊动，悄悄地打电话请协和医院来了一辆救护车，把女儿的尸体送到协和医院，贡献给医学科学研究。
为了加强九所核武器研制与试验的力量，从苏联人走后的不长时间里，配备了五个技术副所长，即朱光亚、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和程开甲。程开甲说，我当年从英国回来，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起来了。当时英国放映他们的军舰紫石英号由于向人民解放军挑衅而在长江上遭到炮击的新闻片，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说明新中国多么野蛮，但我看过后，心里却激动极了。在英国地盘上，看到以往总受欺负的中国人敢于回击，第一次有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1960年的夏天，我正在南京大学，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让我到北京去报到，我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第二天就走了。到了北京之后我找到二机部，二机部让我去九所，我也不知道找谁，一个人都找不到，没有一个认识的，因为当时是保密的。后来九所知道了我在招待所，他们派车把我接去了。当时南京大学和九所协议，我是两边兼的。南京大学不愿意放，而九所一定要。吴际霖和李觉对我讲，叫你来是搞原子弹，把我任命为九所的副所长，当时来的已经有朱光亚，还有郭永怀。他们把苏联专家讲的一套东西给我介绍了一下，朱光亚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给我讲了讲。但原子弹是什么样子我一无所知。我去的时候给我两种工作，一是化学爆炸，再有炸药波传递以后里边状态的变化，因为我懂这方面的状态方程式。但是炸药我一无所知，炸药从来没碰过。当时，张爱萍和郭英会、郭永怀、吴际霖几个人到八达岭，找爆炸试验用的地方，原来是工程兵三所的一个场地，叫17号工地。陈能宽主要管外面的部分，我分管里面的部分。那时并不清楚外面的炸药爆炸对里面核反应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生病了。休息了一些日子，回来以后，王淦昌、彭桓武也来了，彭桓武是研究理论的，研究核爆炸、核反应过程的理论。我对化学方面是不大懂的，所以就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了王淦昌。这个过程复杂得很，我用简单的方法来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问题。紧接着就开始拼命干了。那时候，虽然饿得人发虚，但大家都通宵达旦地拼命干，说是废寝忘食可真一点不假。记得有一次我忙了半天，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大家正在呼呼大睡，心里就有些恼火，马上找来负责人责问。结果是我自己搞混了时间，错怪了别人。原来早已吃过了午饭，都进入了午休时间。
在九所的几位技术副所长中，彭桓武是唯一搞不清自己角色的一位。彭桓武常说，不管你是总理还是总统，我这人说话都特别随便，所以我第一不会办事，第二搞不清谁管谁。因为不是党员，所以开始他也就根本不知道苏联和中国关系怎样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中国自己的专家们便顶了上来，自力更生。彭桓武形容当时的情景，说他们就像大宅门门口那两个石狮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稳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第71节：第十九章 龙头舞起来了（1）
第十九章龙头舞起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和苏联人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算到九次结果都一样——周光召把紧箍咒摘了——彭桓武大刀阔斧抓主要矛盾——周毓麟越过计算高山——南有任越千，北有秦元勋——搞到概率就想起姜德培——11点通知，2点报到——过了24年家里才知道我是搞原子弹的洋拐杖没了，中国人只好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弹初期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六个大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六个环节的龙头，如果原子弹的研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就是龙头。这是邓稼先的话。九所当时的一个要紧举措，就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下，继续原子弹理论及基本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
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1960年4月开始的。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伙伴，在四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二十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
傅樱说，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以中等粗细的网格来说，从启爆到碰靶，全区要分成上千个网格，每个网格点要计算很多个参量，解很多个方程。其中有三分之一个点需要算两套参数，有些网格点还要进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对每个网格点还要计算1至2个检验方程。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几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干了两个来月，三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却和苏联人讲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正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说明我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所讲的那个指标。这就再次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时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进行了第八、九次计算，结果自然一样。1961年中，周光召调来，出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细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利用我们在大学都学过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数据出现的不可能。同时，部分数学专业的同志在周敏麟指导下，编出了第一个反应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九组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误差在5％左右。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个时刻的打印纸带上出现了苏联专家曾提到过的数据，我们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个数据是在用人为粘性处理冲击波时，在振动收敛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略掉的数据。当时我们既诅咒它，但也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仔细地作了各种分析，搞清了每种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一直用在以后的工作中。
朱建士说，开始很顺利，每一步都跟已知的数据对上了，大家就很高兴，都对得上，挺好。最后就是一个数据对不上，对不上时就回过头来找问题。我们看了一些书，做了一些假定，把这些假定去掉再算。算来算去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就是跟苏联专家的那个数据对不上。当时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做得是相当的细了，但是那个数据不让随便推翻。正好周光召来了，他来了以后把我们的计算结果仔细看了。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看法，对那个数据也有一些怀疑，但毕竟是大学生，第一次工作，真要推翻那个数据还没有那个能力。周光召对于计算结果很了解，跟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最后他很快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证明了那个数据是不可能的，把那个紧箍咒摘掉了。但是真正证明我们算的是对的，还是靠后来的试验。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工作，没想到一毕业就碰上了这么个大难题，可以说是整个九所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自己感觉也受益匪浅。参加这样的难题对自己是一个锻炼，通过这个工作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干部，后来许多同志都觉得通过这个工作，对原子弹内部爆炸的力学过程了解得比较细了，因为一个一个点都是手敲出来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的很多假定有些是看书得来的，有些假定发现这个数据怎么老不变，算来算去老差不多，后来觉得也可以做成假定。一查书呢，发现书上也讲到了，可以做这种近似。因为当时我们不是书看够了才去做工作，而是在做工作当中发现有些东西回过头再看书，又得到验证。这是我们中国核武器研究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事件，我是从头一直参加到尾，收获不小。
第72节：第十九章 龙头舞起来了（2）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了提供原子弹教材和模型之后，中国人下决心自己搞原子弹，逐步调集了不少人。郑绍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的，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吴翔、孙绍麟和陈乐山。
郑绍唐说，我是搞核物理的，吴翔和陈乐山也是北大金属物理系出来的，孙绍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当时这边是叫九局还是九所，我们也分不清楚。来了以后，知道九局是很保密的，苏联保密的那套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地址地名是公开的，苏联则不公开。中国学的是苏联的做法，所有的笔记都记在保密本上，保密本用一根绳子穿起来，盖上章，所有草稿纸都要编上号，每一个室都有保密员，经常有保密检查。刚分到原子能研究所时见到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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