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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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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
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统一中国后，人民得到安定的社会条件从事生产，社会经济逐渐恢复。隋文帝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重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
但是，大规模的修造，还是在隋炀帝杨广上台以后。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还在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
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隋代开凿的一系列运河，西到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宁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
后来的各个朝代，从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都继续使用和修筑了大运河。元朝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到这里。因而，需要一条直通南北的运输线。
元世祖忽必烈在1289年，下令开凿会通河。这条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从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杭州到北京，就可以不绕道洛阳，直接到达。而隋朝开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现在的大运河，基本上是元朝的河道。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为1794公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40 隋末农民起义
埋葬隋王朝的汪洋大海
隋末农民起义是爆发在隋末推翻隋统治者的农民起义。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骄奢淫逸的皇帝。他统治期间，百役繁兴，民脂榨尽。仅建筑东都洛阳，每月役使200万人，半数以上死在工地。他在西郊建造了一个大花园，周围100公里。从江南采得大木柱，运往东都，每根大柱须2000人往返递送，沿途络绎不绝。据记载，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不知搜刮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
611年，隋炀帝为了发动攻打高丽的战争，大批征兵、调粮、造战船。在隋朝官吏监督之下，造船工们日夜立在水中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去很多人。被政府征调的兵役，由全国各地向幽州（今河北、辽宁地区）集中，源源不断；搬运粮食、兵器、盔甲和攻城机械的民夫千里征途，日夜不绝。
许多人有去无回，尸体“臭秽盈路”，十分凄惨。在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山东、河北一带，历来是隋统治者搜刮财赋的中心，又是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征调最多、受害最深的地方，再加上这年夏天发大水，山东地区灾情特别严重，“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处在饥寒交迫困境的贫苦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农民起义的烽火便首先在这里燃起。
山东邹平县铁匠王薄首先举旗造反，各地农民纷纷响应。
从公元614年到617年间，农民革命的风暴已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后来，农民起义军汇成三支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一支是河南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
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较强的一支，先由翟让领导，起义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这支起义军“多是渔猎之手”，“善用条枪”。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隋朝政府和门阀士族，规定不得侵掠百姓，因而得到当地农民的拥护。他们又联合附近小股起义军，使队伍扩大到万余人。
616年10月，隋炀帝派军队2万人来镇压。瓦岗军采取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战术，把隋军全部歼灭。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突围不成也丧了命。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荥阳大捷，奠定了在河南的胜利基础。617年二月，瓦岗军攻下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开仓恣民所到，老弱襁负，道路相属”。把粮食分给贫苦的群众，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数十万。接着，瓦岗军又大败越王杨侗的军队，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原地区起义队伍的中心。不久，这支农民军又攻占了黎阳，回洛二仓，开仓济民，10天内得兵20余万人。农民军向隋朝东都洛阳进军，隋炀帝十分恐慌，派王世充率精兵增援洛阳。瓦岗军和几十万隋军展开了激战。洛阳战役历时3个月，经过60余次战斗，打得王世充全军溃败，所剩不过数千。瓦岗军围困东都，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这时，瓦岗军发布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揭露他罪大恶极，“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在瓦岗军节节胜利的同时，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也转战河北各地，占据了河北大部分地区。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也紧密配合瓦岗军，不断地给隋王朝以严重打击。在各地农民军的包围之下，隋朝统治者占据的少数城邑如同大海中的几个孤岛。驻守江都的隋炀帝极度的惊慌。
他对着镜子说：“我这个好脑袋，不知道该谁来砍它。”他坐卧不安，梦中经常惊叫有“贼”。隋炀帝杨广最终被部下杀掉，隋朝灭亡。
当瓦岗军即将到得胜利之时，李密的投降活动导致了瓦岗军的失败。李密出身大官僚贵族家庭，参加杨玄感兵变失败后，隐姓埋名，流浪在河北、河南之间。公元616年，他混入瓦岗军的队伍，用欺骗手段取得了部分领导权。同时，他又招降纳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李密的阴谋活动引起了瓦岗军内部的斗争。翟让的“部将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由于翟让没能及时识破李密的真正面目，“不以为意”，反被李密夺了权。李密自称魏公兼元帅，让翟让当了副手。公元617年十一月，李密以赐宴为名，杀害了翟让，篡夺了领导权。后来李密被隋朝招降，瓦岗军最后失败了。公元618年王世充击败李密，李密投降李渊（即唐高祖），后为李渊所杀。接着河北起义军和江淮起义军也先后被李渊镇压下去。英勇奋斗14年的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李渊地主集团夺去。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对唐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1 贞观之治
没有大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的艳称。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突厥贵族向中原侵扰，唐太宗坚决进行了抵抗，派李靖、李勣率领十几万军队，于630年打败了东突厥。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灵州间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州，任命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隶属唐朝中央政府统辖。这样，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蕾，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42 开元之治
它为汉唐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开元（713一741年）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的艳称。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
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705—712年）政局极不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
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以下措施：
（1）把武、韦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把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员额由睿宗时的10余人减少到二三人，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2）用恩礼优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而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
（3）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坚决予以贬斥。
（4）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开元初以姚崇为相，他帮助玄宗执行上述几项政策，又裁汰僧尼，整顿吏治，对实现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后，所用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皆为名相，对政治均有所建树。
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
米斗至十三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自唐高宗以后，吐蕾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
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43 安史之乱
这是唐王朝从盛至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
“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10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
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之者。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并无赖之徒，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
756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伙同杨国忠以及杨氏弟兄姊妹，西奔四川。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军士鼓躁不进，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也被迫吊死。
安史叛军烧杀掳掠，遭到沿途老百姓和部分唐政府军的反对，“河朔之民苦贼暴，所至屯结，多至2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唐朝地方官吏和将领颜杲卿、张巡、鲁炅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唐朝部分将吏的抗击下，安史叛军受到挫折，内部矛盾重重。此时，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任用郭子仪等大将，集合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淮南、江南的雄厚财力、物力，并向回纥等少数民族借兵，准备平乱。
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军因缺乏统一指挥，加上粮食供应不足，士气低落。759年，史思明率13万人进攻，结果唐军大败。史思明在邺城（河南安阳市）取胜后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
接着，又攻陷洛阳。后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史朝义出逃中被迫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历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方镇割据的局面。
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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