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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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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这时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这年六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
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36 南朝“神不灭”与“神灭论”大论战
公元5世纪的形、神理论风波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450——515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瓛赏识。“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25岁就白了头。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489年），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从而，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
形神关系问题，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论敌提出：木与人既都是质，但是“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岂不是死人与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范缜解释说：人与木、生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觉是人生的属性，无知是木和死人的属性属，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论敌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死人也应有知，有灵魂。范缜辩解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荣木变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即是说，由生人变死人，荣木变枯木，是一种质变，不能等同。“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物之理也。”就是说，人由生到死，树由荣变枯，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生与死，荣与枯，两者既不同质，也不能反变和循环。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与“虑”，（理性）认识上，论敌们问道：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问：“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虑，手等亦应虑也？”范答：“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即是说，认识分为知、虑两个阶段，手等只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他认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而“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论敌们又问：“虑体无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苟无本于我形，而可编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见，他发展了认识论。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
范缜在《神灭论》最后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由于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之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货殚于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南史？范缜传》载言：此论一出，朝野震动，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诂难之。但是，都无法难倒范缜。于是子良心生一计，以中书郎为诱饵，派王融去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缜大笑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取代萧齐后不久，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并对缜挑衅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
据《弘明集》记载：天监六年（507年），他亲自组织朝贵64人，先后写出75篇文章，围攻范缜的《神灭论》。其中有尚书令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东宫舍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等，光禄大夫萧琛的《难〈神灭论〉》等，这些文章都拿不出驳倒《神灭论》的有力论据；
而辅国将军韦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他们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用“异端”、“外道”、“妨政”等大帽子去企图压服范缜，这当然也毫无用处，曹思文后来在上奏中也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无奈，最后只得以范缜“灭圣”、“乖理”等钦定罪名，来结束这场辩论。
范缜的《神灭论》为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不敢公开反对；其次，他没有揭露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最后，他还把形体分为“圣人之神”和“凡人之神”。这些，都是受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结果。因此，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37 隋文帝统一南北
300年的分裂至此结束，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
隋文帝统一南北是发生在隋朝初年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起，我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在南方，陆续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历史上称南朝；在北方，先是北魏，后又分裂为东、西魏，接着东、西魏又为北齐、北周所代替，最后北周又灭掉北齐，这几个王朝历史上称北朝。南北朝就是南朝和北朝的合称。
南北朝时期，南北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到了6世纪中叶以后，南北统一的条件成熟了。几百年中间，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已经逐渐融合在一起了。在北方各族之间，在南北之间，已经不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原来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江南地区，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农业和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南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联系的加强，人民迫切要求结束南北对峙状态，实现全国的统一。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了周静帝的皇位，建立隋朝。他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隋文帝上台以后，决计灭掉南方的陈朝。
他首先制造舆论，说自己挥师南下是为了除暴安良。他对仆射高颍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伐陈诏，历数陈后主罪恶，并抄写30万份，散发江南各地。10月，命杨广率军50余万，分别从六合（今属江苏）、襄阳（今属湖北）、永安（今四川奉节东）、江陵、蕲春（今属湖北）、庐江（今安徽合肥）、广陵（今江苏扬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数路出兵。隋军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的长江沿线对陈发起全面进攻。这一战略进攻的目的在于使散布在长江中下游的陈朝水陆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并且使上流陈军无法东下增援建康，同时便于对陈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589年正月，隋军发起突然袭击，贺若弼、韩擒虎两军渡过长江，分别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今安徽当涂县境）向建康合围。
行将覆灭的陈氏王朝，政治军事一团糟。当许多官员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时，陈后主却说：“王气在此。齐军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大臣孔范随声附和道：
“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于是他们醉生梦死，依然故我，连沿江告急文书都不屑过目。等隋军逼近建康，陈后主先是日夜啼哭，束手待毙，后又出城决战，指望侥幸取胜，结果大败，都城陷落，他藏至景阳殿的井里，最后连同张贵妃、孔贵妃一起被隋军俘获。二月，全境皆平，隋得州30，县400，户50万，人口200万。
之后，隋文帝还平定了地方豪族的叛乱。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590年）冬，遍至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300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
38 隋文帝改革
这次改革，为后世的当政者们竖立了富国安民的样板
隋文帝改革即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强化措施。
隋文帝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他15岁时因父亲的功勋被授官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周武帝时进位大将军，袭爵隋国公，长女为太子妃。公元580年五月，入宫辅政。581年二月，他逼迫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取年号为开皇。589年，隋文帝完成了南北统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300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开皇元年（581年）开始，隋文帝即着手一系列的改革。
他首先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以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就是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这三省的正副长官，即尚书省的令、仆射，门下省的纳言，内史省的监、令，都是宰相。三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户、工等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此外，有御史台和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卿。在地方，简化行政机构，废除郡一级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
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其次，隋文帝下令制定对后世法律影响深远的《开皇律》，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确立法律根据。《开皇律》分为12篇。判刑的名目有五种：一是死刑，二是流刑，三是徒刑，四是杖刑，五是笞刑。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修订《开皇律》时，废除了一些酷刑，如枭刑——斩首悬于木杆上；轘刑——车裂；宫刑——破坏生殖器。也一概不用灭族刑。同时，减省一些刑律，减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千余条，总共保留500条。
这个新的封建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明文规定贵族官僚享有法律特权。凡是在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所谓“八议”范围内的人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都可以减罪一等。九品以上官吏犯罪，可以用钱来赎罪。
第三，隋文帝采取了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其统治。他颁布了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下令将百姓成丁年龄由18岁推迟到21岁，丁男服役期限由1个月减为20天；户调绢由1匹（4丈）减为2丈；丁男年满50，免役改庸等。这些规定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他还整顿了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西魏、北周建立的府兵制，士兵另立户籍，完全脱离生产，实际上是地方豪族的武装，统兵权不归中央。隋文帝改变了这种情况，规定军人户籍属州县管理，平时参加生产，兵农合一化。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既保证国家的兵源，又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和控制。中央政府设立十二卫，各卫设大将军，为府兵最高将领，归皇帝统管，加强了封建国家对军事机构的直接控制权。
此外，建立科举制，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到隋炀帝时，定十科举人，开设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对后代影响很大。
隋文帝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隋文帝统治的后期，国家富足强盛，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为历史所罕见；全国安宁，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文帝所创隋制，为唐朝以后各朝所遵循，在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9 大运河的开凿
世界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
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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