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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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何颐怯欣褚逯�俗，怎么能向夷狄称臣呢？他被推举主持云州州事。在吴峦的率领下，云州军民闭门拒守，契丹兵不能攻克，只好绕城而走。


　　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分置南京道和西京道，以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石敬瑭割让十六州，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当时人桑维翰曾经谈到北边形势，指出契丹骑兵，利在坦途，中原步兵，利在险阻。割让十六州以后，燕蓟以南，千里平原，步兵与骑兵谁更有利，是十分明白的。


　　石敬瑭死后，侄儿石重贵继位。石重贵不向契丹称臣，在后晋朝臣中也有以景延广为首的强硬派。耶律德光怒不可遏，派使者质问。从开运元年（944年）起，耶律德光多次入侵河北、河东各州县，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开运二年（945年），契丹军队攻掠邢（邢台）、洺（河北永年县东南）、磁（河北磁县）三州，到了安阳河。后晋为了抗击契丹，动员了全国兵力，阳城一战，契丹大败，耶律德光丢了车子，骑骆驼逃回幽州。


　　开运三年（946年），后晋将领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相继投降契丹，契丹大军在耶律德光统率下长驱直入中原腹地。第二年年初，开封陷落，石重贵被俘。中原人民纷纷起来，奋勇抗击契丹统治者的骚扰。这时，原为石敬瑭部将，这时担任太原节度使的沙陀人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为汉。


　　契丹据有燕云十六州，使它成为南侵的根据地。后周时，契丹又帮助北汉进扰中原，北汉也勾结契丹，想仿效石敬瑭。


　　周世宗柴荣曾于显德六牟（959年）进行北伐，收复了瀛、莫、宁（河北静海县南）三州和益津关（河北霸县）、瓦桥关（涿县南）、淤口关三关。因周世宗病逝，北伐中止。


　　北宋建立后，统一了内地，形成了宋辽对峙的局面。宋太宗曾两次大规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故地，但都没有成功。


　　由于北边险要地区的失去，北宋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只好以兵为险，靠驻扎大军来守卫边防，这对北宋国家政治军事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0　陈桥兵变与北宋统一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统一永远是历史的主流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7岁（一说5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因而得到原后周大小官吏的支持。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腿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也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


　　虽然，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的辖区外，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一客观形势，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


　　因此，一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起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使他大为高兴。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也就是后人归纳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对辽和北汉，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嗣位。盘据衡州（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周保权为此一面派杨师�＇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这就给北宋出兵消灭这个割据势力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宋太祖抓住战机，立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调兵以讨张文表为名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出兵湖南。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北宋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只有军队3万人，且内困于暴政，外迫于诸强，其势日不暇给。于是赵匡胤制定了以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势力的方针。乾德元年（963年），宋军兵临江陵府，要求假道过境，荆南主高继冲束手无策，被迫出迎宋军，荆南亡。接着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十月，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暗中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宋朝为借口，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6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自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上，直入夔州（今四川奉节县）。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二路兵马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乾德三年正月，孟昶投降，后蜀亡。


　　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宋太祖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南汉主刘鋹负隅顽抗，但由于南汉许多将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刘鋹残杀，掌握兵权的是几个宦官，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因而无法阻挡宋军的进攻，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亡。


　　灭亡南汉，北宋就加紧备战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南唐。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认为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序，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未成行。因此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开宝八年十一月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南唐亡。


　　在削平南方诸国其间，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均未获克捷。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的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51　杯酒释兵权





强干弱枝，巩固中央集权，中国从此不再分裂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建隆元年（960年）末，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一天，召见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他便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治理的办法也没有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并逐步付诸实施了。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了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因为殿前都点检是宋太祖黄袍加身前担任过的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石守信接替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起初太祖以石守信等人都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赵普就向他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事件，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采取措施要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


　　“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


　　“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锅，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


　　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52　杨家将抗辽





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让杨家将的忠勇流芳百代


　　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已达800多年，它主要是叙述北宋名将杨业及其子孙们抗击北方辽朝和西夏统治者侵扰中原的事迹。其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依据，但是大量的故事情节，却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塑造出来的。


　　杨业（？——986年），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他的父亲杨信在后汉曾任麟州刺史。杨业青少年时代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的部属。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刘崇在太原割据，建立北汉政权，提拔杨业为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并赐名刘继业，让他长期镇守北方重镇代州捍御辽兵。在抵御辽朝侵扰的斗争中，杨业屡立战功，每战必捷，当时被人称作“刘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97年），宋太宗率大军亲征北汉，兵围太原，杨业随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宋。太宗早闻杨业大名，见杨业归降，大喜过望，命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并复其姓名为杨业，仍带兵镇守代州。杨业自归附宋朝以后一直带兵驰骋在河东的抗辽战场上。


　　太平兴国（980年）三月，辽景宗发兵10万攻雁门，当时杨业只有数百名骑兵，无法与辽军硬拼，他出奇兵抄小路绕到雁门关以北，从辽兵的背后杀出，与潘美前后夹击，大败辽兵，杀死辽朝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杨业因此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自此契丹人都畏惧杨业的威名，每同宋军作战，只要一看到杨业的旗帜，就悄然引兵退走。但杨业却遭到其他宋将的妒忌，有的甚至上书诽谤他，幸好太宗不信那些不实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