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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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就悄然引兵退走。但杨业却遭到其他宋将的妒忌，有的甚至上书诽谤他，幸好太宗不信那些不实之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决定再次北伐辽朝，分三路出击。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命杨业为副帅，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起初，西路军进展迅束，连克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四州。但由于曹彬、米信率领的东路军进攻幽州失利。宋太宗即命西路军撤退，并把云、应、朔、寰四州吏民迁往宋境内。当潘美、杨业撤军至朔州南面的狼牙村时，辽兵已攻陷寰州，杨业见辽兵势盛，不宜同辽兵争锋，主张绕道而行，避开正面强大之敌，于途中的石碣谷布列3000强弩，再以骑兵援于中路，这样就可保证撤退的宋军将士和被迁的四州吏民安全回到宋朝境内。这个作战计划遭到潘美和监军王侁、军器库使刘文裕等人的反对。王侁说“现有数万精兵，不必如此胆怯畏敌，而应直趋雁门北川”，杨业以为这个冒险举动必遭失败。王侁竟指责杨业空有无敌的称号，并诋毁他遇敌有意不战，是怀有异志。杨业作为一个从北汉归降宋朝的将官，最忌讳别人诽谤他对宋朝怀有二心，于是他气愤地说“我杨业不是伯死，只是认为时势不利，不能让士卒白白死亡而又不能立功，既然你们指责我不去死，我就先死在你们之前好了。”说完就带兵向朔州进发，临行前，杨业老泪纵横对潘美说：“我此去必定要失利，我杨业本是北汉降将，按理早该被处死了，但是皇上不杀我，反而让我带兵，我不是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而是想寻找战机，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今天诸位指责我有意避敌，我杨业一定先死于敌人手中。”接着他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


　　说：“请你们在此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待我杨业转战到这里，你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不然，将会全军覆没”。潘美答应了杨业的请求，在陈家谷口布下了阵，以备救援。可是过了不久，王侁见杨业没有回来，以为杨业已击败辽兵，为了争功，他擅自领兵离开谷口，潘美作为主帅对这种行为不仅没有阻拦，自己也跟着离开了。当潘美和王侁率军离开陈家谷口10公里远的时候，就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他们非但不前去援救，反而率兵逃跑。


　　杨业遭到辽军的伏击，率所部同占绝对优势的契丹兵作战，自正午至傍晚，辗转退至陈家谷口，眼望着潘美、王侁的援军，可潘、王二人竟置杨业于不顾，只管自己逃命去了。


　　杨业至此仰天长叹：“此遭必死矣”，将士们抱头痛哭。当契丹追兵又蜂拥而至时，杨业身边仅存100多名宋军将兵，感到再战，也是徒劳，便命他们自谋出路，若能生还也好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宋太宗报告。众将士为杨业的真诚所感动，皆死战不愿离去。这时契丹兵越围越多，最后部下将官和士兵全部壮烈殉难，只剩下身负十数处重伤的杨业，仍奋力杀敌，直到坐骑受了重伤不能行动，才被契丹兵所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在这次战役中战死。杨业自被俘后，绝不向契丹低头投降，他想到自己对宋朝一片忠心，却遭到奸臣陷害，以致兵败被俘，无限悲愤，决心用绝食而死来表白自己的一片赤胆忠心。这位威震敌胆的沙场老将，在绝食3天后，死于被押解往燕京的途中。


　　杨业之死，使北宋朝野震动。当时许多人听了杨业受陷害以及同部下一起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后，都为之流下热泪。为了褒奖杨业为国捐躯的英雄行为，宋太宗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节度使。他的儿子延朗（后改名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亦因此得到升迁。潘美受到削夺三任的处分，王侁则被除名编管。


　　杨业的七个儿子中，杨延昭最负盛名，他继承了父亲事业，亦驰骋在宋朝抗辽的战场上，也是一代名将，杨延昭在青少年时，就深得杨业的喜爱，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出征，都把他带在自己身边，经受战斗锻炼。雍熙北伐，杨业攻应、朔等州时，延昭为其先锋，英勇杀敌，在朔州城下被流矢射穿了胳臂，他仍然不下战场。雍熙北伐之后，延昭在景州（今河北景县）、保州（今河北安新县）等地抵御辽军侵扰。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契丹贵族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当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东），九月初，辽军攻遂城，杨延昭等人飞书告急，请求增兵为援。河北大将傅潜畏怯不敢出，遂城遂为辽军所困。于是，遂城城小无备，辽军攻围甚急。杨延昭虽指挥部队将他们一次又一次打退，而由于萧太后亲临城下，自执桴鼓督战，矢飞如雨，危势并不稍减。城中守军不满3000，众心危惧，延昭则从容自若，悉发城中居民丁壮登城，被甲执械，日夜护守。一直坚持到十月间。时当初冬，本不甚冷，适值寒潮，气温骤降，杨延昭命城中军民汲水浇灌城墙，一夜之间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辽军攻城不下，只好绕过遂城进攻别处。这次战役结束后，杨延昭等即威震边庭，人们称杨延昭守卫的遂城为“铁遂城”。宋真宗特意召他询对边策，并称赞他“治兵护塞有父风”。


　　咸平四年冬，契丹再发兵寇边，杨延昭与杨嗣共守保州，设伏兵于遂城西北之羊山，待辽军攻城，即以少数骑兵自北诱之，且战且退，至羊山下，伏兵四起，尽歼辽军。杨延昭以此功升任莫州团练使，这就是著名的“羊山之伏”，当地居民为纪念这一胜利，因改羊山为杨山，或曰“藏兵山”。


　　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兵大举南侵，一直深入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宰相寇准信赖杨延昭等名将，力主抵抗。杨延昭当时上书建议，乘辽兵大举南下之际，出兵取幽、易等州，但宋真宗根本没有挫败辽军的信心，杨延昭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以为国耻，乃拒绝朝廷“勿伤北朝人骑”之命，与张凝、石普等痛歼辽军游骑不止。及辽军北退又不顾朝廷“勿追契丹”之命，独率所部万骑，进抵辽朝边界，破古城（今山西广灵西南）。景德二年杨延昭升任莫州防御使，并出知保州，后又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主持河北一线的边防。


　　杨延昭也像他父亲杨业那样智勇善战，能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士卒而又不居功，深受士卒爱戴，他前后守卫边境20多年，威名也为契丹人所畏，被契丹人称之为“杨六郎”。他死后，河朔之人多望棺而泣，就连敌方契丹人也举哀致敬。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一名武将，在北宋中期曾在陕西对西夏作战。还曾随狄青讨广源州蛮侬智高，都有战功，后来杨文广还出任过定州守将，为抗辽斗争献策。


　


　



























53　宋辽和战与澶渊之盟





“化干戈为玉帛”，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成为大辽帝国。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柴荣病故的第二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他鉴于北汉与契丹联盟一时难取，因而在进行统一南北的战争的时候，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他念念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准备以封桩库的钱来赎买燕云。开宝末年（976年），赵匡胤突然故去，其弟赵光义即位，他就是宋太宗。


　　这时中原统一的形势已经奠定，漳泉、吴越又相继归降，于是中原剩下来的封建割据政权就只有一个称藩于辽的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南京幽州，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宋军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等州，由于辽军苦守待援，宋军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太宗率军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在辽军耶律休哥、耶律斜轸援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圣宗即位，年方20，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掌握大权。宋太宗认为辽朝“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分东、西、中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受阻，宋军败退。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着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寥寥数语，却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情愿把敌对的辽政权置之不顾，而把武装力量侧重使用在镇压境内的劳动人民方面了。可以说在宋太宗晚年，宋的守内虚外政策的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宋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辽由攻到守，故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运泊（今河北保定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450公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辽圣宗和萧太后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东线辽兵主力在瀛州的君子馆歼灭宋军数万。乘宋河朔守军皆无斗志，长驱直入，攻陷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进扰宋的边区。咸平二年（999年）萧太后、辽圣宗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州，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四月，辽兵入侵定州望都，宋将王继忠与王超、桑赞领兵前去迎敌，在望都附近的康村同辽兵遭遇。王超、桑赞临阵畏缩，率师先退。王继忠虽与部下赴敌力战，但被俘后也向辽投降，娶了萧太后所赐的妻子，做了辽朝的官，还表示要“为辽尽力”。宋真宗还以为他战死了，下诏赠官褒奖，令人啼笑皆非。


　　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萧太后、辽圣宗率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名大举南侵。辽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绕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宋廷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意见。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主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士气。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澶州北城，随即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萧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军床子弩射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大将，士气低落，就稍为退却。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使宋军士气大增。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入宋境后，因阵前受挫败，就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原就害怕同辽兵作战，这时见议和有希望，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遂在十二月初与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和议约定：1、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


　　2、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3、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宋辽互称兄弟之国，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赵桓为兄，双方使者定期互访。这个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的休战协议，历史上就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副产品。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


　


　



























54　王小波、李顺起义





这次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对以后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爆发在北宋建国后不久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并，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除常规赋税外，官府在成都又设置了“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宝。


　　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大多数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贸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只得逃亡。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55　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还有厢军四五十万。北宋政府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思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军饷和官俸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的财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当西夏犯边时，辽国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了2C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