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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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大受影响，因而希望息战和平，重建和亲，即汉仍像以前那样向匈奴称臣纳贡，匈奴兵不南犯。汉武帝不反对和亲，但他希望的和亲则是要匈奴臣属于汉，遣子入侍为质，与其他藩国一样待遇，汉匈地位完全颠倒。双方为此僵持了数十年。


　　汉宣帝时期，匈奴遭邻国多次攻击，“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属国解体。又因内部五单于争立，战乱不已。呼韩邪单于战败穷困，为郅支单于所逼，乃决计归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遣子右贤王入汉作“质子”。甘露三年，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入朝宣帝。宣帝对他优礼相加，仪节高于其他藩国和诸侯王。又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他以帮助，使呼韩邪部渐渐恢复发展，至元帝初年重返北庭，恢复故土，收集余民，政权开始安定下来。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等率屯田士兵与西域诸国联军攻杀远逃别康居的郅支单于。呼韩邪既欣喜又害怕，喜的是多年的对头已灭，怕的是汉王朝下一个消灭目标指向自己。思来想去，终于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入朝长安，提出愿与汉室通婚结为亲戚。元帝应允，即以宫女、待诏掖庭的王嫱（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即以其为“宁胡阏氏”。又上书元帝，愿意承担为汉王朝守边的任务，建议撤除汉王朝边塞吏卒，以省减汉民徭役负担。虽然汉元帝没有答应呼韩邪的建议，但双方和平相处，史称汉朝“边域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西汉末。


　　昭君和番，给汉匈双方都带来了边陲和平，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加强的良好结果。但是应该注意到，这时的和亲已与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汉初是汉王朝向匈奴求和亲，以汉宗室女和大量财物奉献匈奴单于，意在以暂时的屈辱，换取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即使如此，其后果仍然是阻不住匈奴历年的南下杀戮抢掠。而此时的和亲则是匈奴在自身虚弱，慑于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主动向汉王朝臣服和求婚的。汉王朝已不是以庄重的对等婚姻形式嫁公主于匈奴单于，而是以高傲的姿态赐汉室宫女于匈奴单于。其目的则是要在其恩威的情况下，使匈奴永远臣服于汉朝。所以说，汉朝对匈奴的和亲基本上可以说是处理敌对国家间的一种政策。


　　西汉的和亲关系除了匈奴以外，还有乌孙。而与乌孙的和亲可以说是汉王朝处理友好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政策。乌孙地处西域，距汉地遥远，在今甘肃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敦煌一带，汉文帝时，才来到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一带从事游牧。起初乌孙曾依附于匈奴，后来逐渐强盛，乃远离匈奴，保持中立。匈奴击之，不胜。而乌孙与匈奴的矛盾，便成为西汉与乌孙和好的基础。在西域诸国中，有的充当匈奴耳目，攻击或刁难汉使，终于导致兵戎相见。而唯独乌孙没有与汉政权发生类似冲突。况且，乌孙乃西域大国，地广人众，兵力强大，国内物产丰富。西汉若与乌孙缔结友好，一则可以彻底制服匈奴，二则有利于西汉势力的向西发展。因此，汉武帝采纳张骞“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的建议，联络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后来乌孙主动提出与汉王朝结亲，又以千匹马作聘礼以迎汉女。元封六年（前105年），汉遣宗室女细君妻于乌孙昆莫猎骄靡。她入乌孙时，汉王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待御数百人，赠送甚盛。”后来猎骄靡年老，细君从乌孙俗，改嫁其孙军顺靡。不久细君死，汉武帝又遣公主解忧续配军须靡。军须靡死后，解忧又作其堂兄弟翁归靡之妻。翁归靡死后，她又作前夫军须靡与匈奴妻所生的儿子泥靡之妻。


　　西汉与乌孙的和亲，使乌孙由惧匈奴而疏汉逐渐变成叛匈奴而亲汉。当匈奴进攻乌孙时，西汉则对匈奴用兵，这就使西汉与乌孙由亲戚关系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军事联盟。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西汉与乌孙联合对匈奴作战，汉发15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由东而击匈奴。乌孙王翁归靡亲率翖侯下5万骑由西方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俘获匈奴单于叔父、嫂、公主以及各王、千长、骑将以下4万人，各种牲畜70余万头。匈奴在两面夹击下死伤甚重，从此走上衰亡的道路。


　　和亲政策对西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它既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同时，嫁于乌孙的汉公主所生子女后来多成为乌孙国家的重要军政人物，在维护和促进与汉朝友好的事业中起着推动作用。而且还把友好的种子撒向西域其他地区。汉王朝先进的经济、文化在促进乌孙与西域一带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6　文景之治





它为人们带来的那段温馨的日子，为历代史家所讴歌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减轻了笞刑。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17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乱平，对当时的社会和未来的历史都是一大贡献


　　吴楚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卬。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


　　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7人。此后，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6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侄9人为王，即同姓9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大大超过中央政权所保留的15郡的土地和户口。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


　　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给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


　　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


　　刘将阁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伺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他们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110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的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袁盎、晁错等对淮南王长骄矜不法，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时，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都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印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侯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守城，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62，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仍封兄子刘濞为吴王。


　　吴国是有50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江之南）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奕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棋盘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20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20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


　　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沙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从分封制度上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8　汉武帝抗击匈奴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之举


　　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这时汉朝已建立60多年，封建政权巩固，经济上也有了实力。因而，他有条件和匈奴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解除内地的威胁。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联络）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御史大夫韩安国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至今已五世平安了。


　　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