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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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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500多公里。夏天，霍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1000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汀辜鼍偃迳蹶拔芍辛睿早何反蠓颍锶迨酰岢獾兰遥亩涞凼敌姓胃母铮踔两ㄒ椴幌蝰继笞嗍隆ｑ继蠖源瞬宦诮ㄔ臧罩鹜蹶啊⒄早海尽⒇┫嘁惨虼吮幻庵啊＝ㄔ辏继笏溃寮沂屏υ俣柔绕稹Ｔ庠辏ㄇ�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20 “丝绸之路”的开辟
其“起点在2000年前的汉代，终点却在无限遥远的将来”
丝绸之路指汉代从中国到西方的交通大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后，汉武帝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国，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扦泥城。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后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短时中断关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与欧、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达300年，影响十分深远。
这条道路虽然主要是商路，但中国和亚欧各国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也都依赖这条通道。通过它，中亚和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以及一些工艺技术（如制作金银器、绘画等）也传到西方。
唐代以后，海运逐渐发达，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兴衰变化急剧，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与安全保障逐渐降低而趋于衰落。在元代，由于驿路畅通，又曾繁荣一时。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
它由东向西可分为3段。
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其中在黄河以东的道路，与现在的几条公路干线和铁路线大体相当，线路较多，可称陇西道。在黄河以西则是循今武威、张掖、酒泉以至敦煌的“河西走廊”线，只有一条干道，可称河西道。在这条主要道路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一条线路，即自今成都西北通过今松潘，循积石山北麓到青海，沿柴达木北缘，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
这条线路是南北朝时南方通往西域的道路，它当时穿过黄河，经吐谷浑境内，所以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
中段是从玉门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由于有广阔干旱的沙碛和高峻寒冷的雪山阻碍，它是线路上的咽喉地段。
在汉代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指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其间主要交通点有今若羌、且末、和阗、莎车。从塔克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可南下至印度，或西行至西亚各国。北道指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之间的通道。经过的主要交通点有楼兰和今焉耆、库车、阿克苏。由此或西南经喀什西越阿赖山脉进入中亚；或西北越过天山进入中亚。东汉明帝以后，北匈奴被迫西迁，汉朝开辟了另一条道路，称为新北道，即由敦煌转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西至柳中、高昌壁，至焉耆与原北道合。在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以北的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今新疆乌鲁木齐北）、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
西段指葱岭以西。也有几条主要通道：一条从帕米尔经瓦罕山谷进入今阿富汗境，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东南至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条越帕米尔，经费尔干纳盆地，西行至河中地区，转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进入欧洲或非洲；一条由中亚西北行，经咸海、里海、黑海以北草原，进入欧洲其他地区。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而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
21 盐铁之议
这是汉昭帝给当时社会注入的一剂强心针
盐铁之议是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
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1）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设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2）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3）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22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极为鲜见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23 赤眉绿林起义
推翻新莽政权，是赤眉绿林起义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赤眉绿林起义是爆发于西汉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有的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更多的则完全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
由于封建统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汉祚已尽，王莽借机篡权。王莽为缓和社会危机，实行托古改制。
由于托古改制措施损害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激起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加之王莽法禁烦苛，滥用刑罚，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无理用兵，结果民怨沸腾，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最后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18年，山东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东北）集合饥民百余人起义，占据泰山，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不久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等都率领群众参加，起义队伍猛增至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中心，转战山东，到处捕杀官军，没收地主财物，严惩恶霸地主。
樊崇领导的起义队伍，都是纯朴农民。他们没有文书，没有号令，也没有旗帜和标识，领袖和普通老百姓平等相处。其中职位最高的人被称作“三老”，其次是“从事”，再次是“卒史”。这些都是原来对乡闾小吏的称呼。他们互相之间以“巨人”相称，表示地位平等。他们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作为起义队伍的纪律。
这支起义军屡败王莽的地方军。王莽派太师王匡，率大军前往镇压，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了和王莽军队区别开来，他们把眉毛涂上红色，因此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纪律良好，当时流传的歌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起义武装和王莽官军的爱憎。此后赤盾军活动于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诸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声势越来越大。
在赤盾军起义的同时，全国农民起义军还有铜马、大肜、五校、高湖、檀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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