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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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法兰西再创奇迹；而反对者把革命视为可怕的事情，担心它动摇、破坏秩序和社会的基石。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自由主义者从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们看来，战斗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些“横暴的人群”，而社会主义不过是“热烈的聪明的疯话，而且更常常是煽动家的狡诈”。格拉诺夫斯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欧洲事态的变化，他担心，“很可能，群众的胜利将是优秀文明成果的毁灭。无产者的胜利难道就不会扼杀现代文明，就像野蛮人的入侵毁掉古代文明那样吗？”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狂热煽起的阶级仇恨是真正应该蔑视的。5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并以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前台。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废除农奴制度，给予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年轻的齐切林以其出众的才华崭露头角，很快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
　　鲍·尼·齐切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时代人，1828年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毕业之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国知识界和贵族上层的思想，也十分熟悉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政治科学界，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关注西欧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趋势。他是一个具有广泛才干的学者，其著作不仅涉及政治理论，也包括历史、国家与法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是俄国史学界“国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因理论化学方面的著作被门捷列夫推荐为俄国物理化学学会的名誉成员；1893年还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甚至齐切林在思想界的论争对手也承认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天才的雄辩和科学上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科瓦列夫斯基都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从19　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阐述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俄国自由主义纲领和策略的基础，是既强调西欧和俄国总的历史道路的一致性，也承认俄国的发展过程有其独特之处。50　年代中期，齐切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整个中世纪社会都建筑于私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在谈到政权的发展阶段和形式在欧洲两半边的一致性时，他指出了俄国和法国中央集权化过程的共同特点：中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所没有的分裂状况，因此，作为土地聚敛者和国家建立者的新王权也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力量产生了；在俄国，“君主制也是民族生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领路人”。“同样的专制制度到处在中世纪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个观点被齐切林用来证明俄国也必将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也不否认俄罗斯国家同西欧国家形成中的不同特点，“如果每个欧洲民族在共同生活基础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特点的话，俄罗斯就更具特色”：由于缺乏一个巩固的封建主联盟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微弱，俄国的专制主义甚于西欧。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对于俄国来说，为了将来的发展，同欧洲接近是极其必要的。
　　但在50　年代，自由主义学者已开始更多地注意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维林发现：“在欧洲，一切都是从下面做起的。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从上面开始的。”这种现象“鲜明地证实了西欧和我们的历史的相反过程。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着交叉或一致之处，但主要是表面的相似。如果出发点不同，那么尽管我们和欧洲的发展看上去都一样，实际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发现这种隐藏于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壳之下的区别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们的相似那样。没有这种发现就没有结论，就得不到完整的图像。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这种区别使得把中世纪的欧洲与和它同时代的俄国作比较成为不可能，就像没法把一个孩子与一个青年相提并论一样。”卡维林的侧重点与齐切林不同，但也是为了论证俄国学习西方、靠拢西方的必要性。
　　俄国自由主义主张，俄国的国家制度应该像西方一样，用体现政治自由原则的形式来代替专制制度。齐切林认为，在体现政治自由的两种形式——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中，俄国只能选择前者，即应该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立宪君主制之所以适合于俄国，一方面是因为君主政权在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是国家统一的最高象征，是民族的旗帜；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君主专制逐渐转向立宪君主制创造了前提。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和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结合的情况下，俄国走上立宪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转变和过渡的最初步骤，应该是进行农民改革，实现公民权利，建立相应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审员的审判等。
　　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方式和策略上，自由主义断然拒绝革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在1853　年，齐切林就写信给赫尔岑，指责他进行革命宣传：“您幻想推翻现存制度，幻想破坏历史形成的机体，幻想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鼓动起来的、有激烈的暴力改造世界的下层阶级的国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革命是以暴力推翻法律，如果它经常在过程中得到反映，那就根本谈不上实现普遍的规则……在国家问题上，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法的统治是全体居民的要求之一，因此要把国家机构的合法发展视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秩序的权力只能属于唯一合法的政权。”这一番话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策略的理论依据。自由主义选择沙皇政权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主要手段，因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制主义持妥协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说：“按照齐切林的意见，斗争是有害的。……我们社会的主要毛病在于它过分热情，过分倔强，过分直率地表达自己反对现存制度的愿望。……我们应该在我们正热忱进行的斗争中保持温和态度。”确实，俄国自由主义担心，任何冒失的步骤会葬送俄国尽快实现改造的可能性，就像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出现的情况那样。但自由主义终究是沙皇政权的反对派，是主张变革和发展的。齐切林不断警告政府：拖延改革将引起革命；如果政府沿着旧轨道继续走下去，革命就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于农奴制危机加剧的时期，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但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像西欧资本主义那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而从一开始就与封建农奴制国家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俄国资产阶级也还远未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下，俄国资产阶级的“大脑”要比“躯体”早熟，而“躯体”的先天不足又必然对“大脑”产生影响：自由主义如果不同专制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就无法存在。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是同它的劲敌——反映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差不多同时形成和发展的，这使得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处在专制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在50　年代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专制主义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格局。

四、踏上新路的文学
　　从贵族浪漫主义到资产阶级浪漫主义
　　这一时期，俄国文学大体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当陈旧的表现形式不能容纳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内容时，新的流派和风格就应运而生了。
　　18世纪后期曾是俄国文学中古典主义的繁荣时期，但感伤主义、早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新流派的萌芽也已出现。这种倾向在19　世纪初期变得明显了。费·阿·奥泽罗夫（1769—1816）也许是最后一位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创作的古典悲剧《雅典的俄狄浦斯》（1804）、《芬卡尔》（1805）、《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807）在当时享有盛誉。在反拿破仑战争的年代，他那些描写俄国历史上的英雄的功绩和悲剧的作品鼓舞丁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但奥泽罗夫的作品已不是纯粹古典主义的了，其中也已明显地存在着感伤主义的色彩。感伤主义是18　世纪下半期到19　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接近于前浪漫主义，有时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继卡拉姆津奠定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基础之后，杰出的诗人弗·阿·茹科夫斯基（1783—1852）成为感伤主义的又一代表。1802年，茹科夫斯基在卡拉姆津办的《欧洲通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感伤主义诗作《乡村墓地》。后来，他更多地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了《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等著名的叙事诗。茹科夫斯基的诗作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自然景色和民间神话传说，着重描写内心世界和梦幻境界，充满感伤主义情绪和浪漫主义幻想。在形成俄国诗风和诗歌语言方面，他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卡拉姆津的小说、茹科夫斯基的诗、剧院中催人泪下的戏剧体现了19　世纪初的文学主流。感伤主义一反宫廷文学故弄风雅和矫揉造作之风，使俄国文学前进了一步。俄国感伤派的又一大贡献是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改革。当时文学中流行的文体多用教会斯拉夫语，虽被认为是高等风格，但复杂而又繁琐。卡拉姆津力图使俄国文学语言欧化，创造一种“在书本里和社会上都适用的统一的文学语言，以便能像说话那样写作，像写作那样说话”。他很欣赏法语的流畅，把法语的因素引进了俄语。他还根据俄文词根创造了许多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如“社会性”、“工业”、“前途”等。
　　感伤派所进行的文学语言改革引起了文学界一些推崇古风和传统的作家的反对。1811年，出现了一个以杰尔查文和希什科夫为首的文学团体——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这个团体批评文学中的新方向，认为俄语受到了外国词汇的侵蚀，主张捍卫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恢复其原有的光辉。1815　年，卡拉姆津派和一些进步作家组织了“阿尔札马斯社”，与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对立。参加这个文学组织的有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屠格涅夫兄弟和普希金等人，他们主张发展俄罗斯文学语言，使之接近口语化。如果说在19　世纪20　年代之前，感伤派代表了贵族浪漫主义的兴起，那么在2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的浪漫主义也已形成，其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
　　十二月党人认为，文学应该起教育人民、激发其高尚感情的作用，主张选择俄罗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以唤醒同胞对祖国的热爱和为祖国谋幸福的信念。1819　年，他们在彼得堡成立丁一个名为“绿灯”的政治性文学团体，其宗旨是以文学为手段进行政治宣传。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还一起主持了文学丛刊《北极星》的出版工作。雷列耶夫（1795—1826）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在1821—1824　年间创作了一系列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短诗，着重描写了为人民自由而斗争的英雄形象，其中的《伊凡·苏萨宁》后来被格林卡改篇为著名的民族歌剧。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两年，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后来在民粹派青年中广为传诵的短诗《公民》即是其中之一。《公民》充满着革命和民主的激情，是雷列耶夫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待到生死存亡的时刻，
　　我是否会玷污公民的称号，
　　去仿效那娇嫩、堕落的斯拉夫人？
　　不，我不能耽于情欲，
　　不能在可耻的花天酒地中虚度年华，
　　不能忍气吞声，
　　听任专制制度的压榨。
　　那些尚未看准命运的青年，
　　不想了解时代的使命，
　　不想为被压迫者的自由，
　　去投入未来的战斗。
　　他们对苦难深重的祖国如此冷漠，
　　全不考虑将要蒙受的耻辱，
　　还有那后世子孙的合理谴责。
　　一旦人民奋起寻求自由的权利时，
　　如果看到他们仍在寻欢作乐，
　　如果发现他们根本不像布鲁图和李哀各
　　他们就将后悔莫及。
　　雷列耶夫及其亲密朋友丘赫尔别凯尔、奥多耶夫斯基等十二月党人诗人的浪漫主义诗作，充满热烈的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对自由的向往，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而且影响了一大批20　年代的进步作家。
　　20　年代，“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开始升起——年轻的诗人普希金（1799—1837）已经蜚声俄国文坛。普希金的创作道路有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还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少年普希金就深得名诗人杰尔查文的赞赏。他曾参加了阿尔札马斯社和绿灯社的活动，与许多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1817—1819年间。他写了许多抒情诗，讴歌自由民主，表达了先进的俄国青年向往光明的炽烈感情。在《致恰达耶夫》这首短诗中，他呼吁自己的同代人把“心灵中美好的激情”奉献给祖国，并坚信俄罗斯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迷人的幸福之星就要升起，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废墟上，终会写上我们的姓名。”1820年，普希金完成了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部浪漫主义长诗被进步文学批评界视为杰作，别林斯基后来也说，长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诗句、意境、诙谐，以及童话气氛和严肃画面的交织。”这一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国南方。在这里的几年中，他同彼斯特里、达维多夫等南方协会的军官时有接触，思想上日益倾向革命，并先后创作了《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强盗兄弟》、《巴赫契萨拉伊喷泉》等长诗。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倾注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讴歌了壮美的南俄风光和纯朴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从而使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达到了顶峰。
　　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自然派
　　20年代中期，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已十分明显。上个世纪末就因创办讽刺刊物而闻名的克雷洛夫继续以寓言形式表达他作为生活的现实主义观察家的思想和感情，创作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佳作。而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不朽喜剧《聪明误》则标志着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真正开始。格里鲍耶陀夫还在11　岁时就已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反拿破仑战争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结交了当时也在外交部任职的普希金。他虽未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组织，但也经常同他们一起讨论现状与出路。在此期间，他先后与朋友合作了《大学生》、《假装的不忠》等喜剧，并开始构思《聪明误》。1824年，《聪明误》完成后，马上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传诵，并使作者得以与俄国第一流的作家并驾齐驱。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成长着的新事物和衰落着的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描绘了以法穆索夫为首的一帮农奴主贵族官僚的腐朽、堕落，而且还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次塑造了恰茨基这样一位先进的贵族青年、新思想的代表。对现存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富有魅力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使《聪明误》成为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杰作。
　　这时，普希金在达到其浪漫主义鼎盛时期之际，也开始转向现实主义。1823年5　月，他着手《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后穿插着完成了体现“人民意志决定一切”这一主题的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和一些反映自己与十二月党人关系的诗作。1830　年的秋天，是普希金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节。在波尔金诺村小住的3　个月时间里，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短篇小说集《别尔金故事集》、一组小悲剧、30　首左右的短诗等。《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部诗歌体的长篇小说对19　世纪20　年代的俄国生活作了“广泛而自由的”现实主义的描写。通过对奥涅金这个人物的塑造，刻画出了先进的俄国欧化贵族的道德面貌。这是在俄国文学中首次出现的“多余的人”的形象。普希金指出了先进贵族脱离人民而软弱无力的问题，他们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但又不能为改变现实而斗争。收入《别尔金故事集》的5　篇短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农奴制俄国的芸芸众生，其中有表现外省贵族生活的《暴风雪》和《农村小姐》，反映穷苦手艺人生活的《棺材匠》，以及在俄罗斯文学中首次使受侮辱和受欺凌的“小人物”成为主人公的《驿站长》。30　年代，普希金还写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中篇小说，它们也都是传世佳作。普希金的小说构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基础，对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普希金的作品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不朽丰碑，如同他在逝世前一年写下的诗句那样：“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造的纪念碑，通向那里的小路上杂草将不再生长。”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是力图使俄国现代化的愿望与农奴制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深深为这种矛盾所折磨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痛苦感情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欲望，使现实主义风格逐渐成为俄国文学中的主流。继普希金之后，又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莱蒙托夫（1814—1841）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他的作品反映了19　世纪30　年代先进贵族青年的思想和感情。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他创作中的高峰。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尼古拉一世反动时代的英雄形象——毕乔林。毕乔林疯狂地追求生活，不妥协地对待现实，迫切地渴望行动，但他缺乏果断，沉溺于自我分析，痛苦地谴责自己的谬误，并不断地为内心的疑问所折磨。他的形象是反动时代先进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小说在描写毕乔林时，对俄国社会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强烈的抗议。别林斯基称这部小说为“艺术中一个崭新的世界”。
　　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文学中的果戈里时代。和莱蒙托夫一样，果戈里（1809—1852）也是普希金的学生和追随者，他的作品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出身于波尔塔瓦一个乌克兰贵族地主家庭的果戈里，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他的父亲爱好写诗、写剧本，还亲自上台演过戏。上中学时，他迷上了普希金，也喜欢雷列耶夫。1828年到彼得堡后，先后结识了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等名作家。果戈里30　年代初期的作品属浪漫主义流派，如《迪康卡近郊之夜》。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835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已很少浪漫主义色彩而对生活作了深刻和真实的描写。同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了《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等故事，暴露了彼得堡社会的尖锐对立，描绘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一文集后来增加了《外套》和《鼻子》两篇而编成了《彼得堡的故事》。
　　在1836年问世的《钦差大臣》这部讽刺喜剧中，果戈里把他“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一切”。某城市的市长告诉下属，钦差大臣即将来到。此时恰好有一个彼得堡小官员回乡途中困于该城旅馆，市长等一班官僚误以为他就是钦差而竭尽阿谀贿赂之能事。当小京官丰收而去时，真的钦差到了。喜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邪恶，并让观众的笑声来对一群无耻之尤进行惩罚。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努力，1842年，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卷在彼得堡出版。小说以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而发财致富的活动为主线，表现了旧的农奴制度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乞乞科夫是精力旺盛、世故奸滑的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典型，而马尼罗夫、泼留希金等则是贵族地主经济衰败、道德堕落的象征。别林斯基说“这是一部拥有无限深广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是思想深刻的社会历史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在读这本书时深为果戈里对俄罗斯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充分揭露而感到震惊。果戈里原打算把《死魂灵》写成3　卷巨著，从俄罗斯的丑恶现实写到他心目中理想的俄罗斯。但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