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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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到震惊。果戈里原打算把《死魂灵》写成3　卷巨著，从俄罗斯的丑恶现实写到他心目中理想的俄罗斯。但第二卷的手稿被焚毁，第三卷没有动手写。
　　果戈里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大师，他仔细研究了各个地方、各种场合、各类人物的语言，广泛收集了各种谚语、惯用语，把最富有特征的词句记在自己的本子上。丰富、生动、准确和口语化的语言使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文艺批评家斯达索夫写道：“到处都阅读他的作品，人们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作品。不同凡响的内容和典型，前所未有的空前自然的语言，闻所未闻的幽默——所有这一切使读者如醉如狂。从果戈里开始，在俄国奠定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以其简洁、有力、准确、惊人的灵活和生动而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果戈里笔下所有的词句马上便流行起来……全体青年都开始用果戈里的语言说话。”
　　果戈里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是复杂的。晚年，由于患病和出国，他在精神上陷入危机，并一度将现存制度理想化。但瑕不掩瑜，果戈里的创作是对俄罗斯文学的伟大贡献。在果戈里的影响下，40　一50　年代的俄国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批判农奴制专制俄国的现实为主导倾向的作家，形成了“俄罗斯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流派”——果戈里派，或称自然派。
　　当时，最著名的自然派作家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虽然他们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是60　一70　年代，但他们在改革前就已成为第一流的俄国作家。
　　40年代末，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发表了一系列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小说，后来以《猎人笔记》为名结集出版。在这些短篇中，屠格涅夫不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农奴制条件下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且还用这种手法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风光。这些描写朴素、自然，既没有精雕细琢的华丽辞藻，也没有浪漫夸张的联想和比喻，但却使俯拾皆是、平淡无奇的景物具有了耐人寻味的美感。
　　屠格涅夫在贵族庄园中度过了童年。大学毕业后，他去德国留学，结交了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巴枯宁、赫尔岑等朋友。1840　年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学事业上。在当时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斗争中，受过德国教育、崇拜席勒和乔治·桑的屠格涅夫十分自然地置身于西方派之列。俄国思想界的探索与躁动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1855年，他的长篇小说《罗亭》出版，书中的主人公罗亭就是40　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罗亭聪明，热情，有很高的抱负，热衷于人道主义和高尚行为，嫉恨各种陈腐的现象；但他不能适应生活，在现实中总是一事无成。为了理想，他死于1848年巴黎的巷战。这是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出色的“多余的人”的形象。
　　在《罗亭》之后，1859　年和1860　年，屠格涅夫相继出版了《贵族之家》和《前夜》。这两部长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中期俄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贵族之家》通过暴露一个贵族家庭的崩溃过程，揭示了农奴制度的衰落。而《前夜》则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多余的人”的革命家形象——英沙罗夫：这个保加利亚人为了自己祖国的解放而不倦地努力，他死后，他的朋友继承了他的事业。《前夜》出版后，许多人认为小说反映的正是俄国的现实，俄罗斯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英沙罗夫。但屠格涅夫自己就政治观点来说是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他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农民的解放。
　　在艺术上，《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和《前夜》等杰作使屠格涅夫成为第一位驰誉欧洲的俄国作家。
　　冈察洛夫（1812—1891）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1852—1854年，他随一艘执行考察任务的俄国战舰作环球旅行，沿途所写的《旅行随笔》后来以《巴达拉号三桅战舰》为名出版单行本。这本书在描写异国风情的同时，宣传了反宗法制、反农奴制的思想。但作者并未一味美化资本主义，他既描写了资本主义的进步和成就，也暴露了它的伪善和罪恶。克里米亚战争后，在社会运动压力下，沙皇政府放宽了书刊检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冈察洛夫当了三年不到的书刊检查官。他一再巧妙地避开禁令，使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得以重印，使涅克拉索夫的诗歌能够再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和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等进步作品问世。但这个职务终究有损于他作为进步作家的名誉。辞去这一职务后，他很快完成了震动文坛的名著《奥勃洛莫夫》。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于1859年在《祖国纪事》上分期发表。冈察洛夫塑造了伊里亚·奥勃洛莫夫这样一个渺小得令人厌恶的贵族形象，着重刻画了他那种冷漠、懒惰、呆滞和精神受奴役的性格，并且揭示了产生这种性格的环境——处于宗法制状态的贵族庄园奥勃洛莫夫卡。冈察洛夫以惊人的艺术真实全面地表现了奥勃洛莫夫卡的农奴制特征，同时又向人们表明，这种贵族庄园已不可避免地衰败了。他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实干的人物——作为“劳动、知识、毅力的代表”的斯托尔兹，从而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资产阶级迅速繁衍的趋势。斯托尔兹明确地对农民问题发表了看法：“最好发给他们证件，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谁觉得：庄这里更有利，他就不会走；而如果他觉得没有好处，那你也不见得会有利。为什么要留住他不放呢？”《奥勃洛莫夫》是俄国生活的产物、时代的象征，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冈察洛夫本人的政治观点。作家自己说过，在40　一50　年代，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新思潮，而他的作品也反映了他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反农奴制的思想，以及对于改造整个俄国生活的期望。对斯托尔兹的理想化描写表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从艺术角度看，《奥勃洛莫夫》的构思完美，语言朴实、清晰而又色调鲜明，奥勃洛莫夫性格成为旧事物的象征。列宁曾说，冈察洛夫描写了农奴制俄国非常典型的画面，他经常借用奥勃洛莫夫习气来形容旧文化的残余。
　　冈察洛夫的作品与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很多方面有类似之处，此事曾引起两人之间的龃龉。后来由安宁科夫、德鲁日宁所作的仲裁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作品都产生于同一块俄罗斯土地，因此必然会有某些相似的内容，某些思想和表现手法偶尔也会出现巧合。确实，俄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完全可能引起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相同感受的。
　　40　一50　年代，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78）已经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优秀诗作。1856　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诗集，以其大胆、清新和战斗精神震动了社会。为此，批准此书出版的检查官受到处分，内务大臣下令禁止翻印。涅克拉索夫认为，诗歌应该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诗人首先是一个效忠祖国的公民。在《诗人和公民》中，他写下了鼓起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希望和激情的诗句：“儿子不能眼见母亲受苦而心中平静；真正的公民也不会对祖国冷冰冰……生和死都要磊落光明，你不会白白牺牲。事业将永垂不朽——只要有人为它流血。”这也是涅克拉索夫心声的流露。童年时代，他曾目睹父亲庄园里农奴的悲惨生活，耳闻伏尔加河岸边纤夫的号声，也不止一次地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遇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囚犯，这一切使他产生了对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学毕业后，他违背父命，不上贵族军事学校，而进了彼得堡大学当旁听生，决心将来做一名诗人。即便在父亲断绝经济供应的情况下，他的这一志向也没有动摇。
　　农奴制改革前夕的1858年，涅克拉索夫创作了不朽名作《大门前的沉思》，表达了对灾难深重的俄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并呼吁他们奔向自由：
　　　啊！祖国的大地，
　　请告诉我这样的地方——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角落：
　　耕作和珍惜土地的俄国农民
　　没有发出痛苦的呻吟。
　　呻吟在田野、在路上、在牢房
　　也戴着镣铐呻吟在矿井；
　　呻吟在谷仓前、草垛边、马车旁，
　　也呻吟在露宿的草原上；
　　呻吟在贫寒的陋室，
　　甚至呻吟在神赐的阳光下；
　　呻吟在每个偏僻的市镇，
　　还有那法院和华厦的大门旁。
　　奔向伏尔加吧！是谁的呻吟
　　响彻在这俄罗斯大河的上方？
　　我们把这呻吟喻为歌唱——
　　那就是纤夫所喊的号子！
　　伏尔加啊，伏尔加！你春天的大水
　　能淹没这原野，
　　但人民那巨大的不幸
　　更充溢着我们的国土。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呻吟……
　　可怜的人啊！
　　你那无尽的呻吟意味着什么？
　　是从沉睡中醒来，鼓足了力量？
　　还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在做了可能的一切之后
　　　像呻吟那样歌唱，
　　让灵魂永世安宁？
　　这些诗句后来成为广泛流行的民歌，许多民粹派青年都能背诵如流。当时属于自然派的还有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他们也已发表了一些真实描绘俄罗斯生活的作品。自然派作家的创作活动构成了改革前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部分。

五、发展中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现实主义登上戏剧舞台
　　从进入19世纪到农奴制改革，俄国的戏剧经历了同文学相似的发展道路。在这个世纪的前20　年，以神话和本国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典悲剧在俄国戏剧舞台上占据了主要地位。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是这样描绘当时的俄国剧院的：“在那里，奥泽罗夫和年轻的谢苗诺娃分享着人们不由自主的眼泪和掌声。”在上流社会，法国的戏剧很受欢迎，就像这里通行法语、陶醉于法国书籍、迷恋于法国服装和发式一样。19　世纪初，莫斯科有10　余家显贵宅邸设有家庭剧院，戏友们常在这里用法语演出悲剧、喜剧和歌舞。
　　30　年代，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成为戏剧的主流，出现了一批如莫恰洛夫、马尔德诺夫那样的第一流的演员。与此同时，戏剧中的现实主义也因《聪明误》和《钦差大臣》等剧目的上演而开始了。40　一50　年代，莫斯科小剧院成为俄国戏剧艺术的中心，它的艺术活动促进了现实主义在戏剧界的发展和巩固。小剧院上演了许多俄国进步剧作家揭露社会黑暗和丑恶的作品；在它的舞台上，莎士比亚、席勒等人作品中的主角也发出了严正、热情和激愤的声音。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是密切联系的，小剧院实际上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并非偶然地把它称为“第二个莫斯科大学”。
　　农奴出身的著名演员米·谢普金（1788—1863）为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谢普金从小就参加庄园里的业余演出，1805年加入了库尔斯克剧团，主要扮演喜剧角色。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他的技艺日趋精湛。1821　年，关心和支持他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列普宁公爵帮助他赎身为自由人。1823　年，他进入莫斯科小剧院，很快成为小剧院的台柱。他同许多作家和学者结为知己，并因此而获益颇多，他曾说过，是这些人教会他思考和深刻地理解俄国艺术。在小剧院，谢普金探索和创造了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到30年代末期，他已是闻名于世的表演艺术大师，成功地塑造了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一系列角色和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的市长这类角色。作为俄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第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谢普金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赫尔岑：“他创造了俄罗斯舞台的真实，是第一个在舞台上没有矫揉造作的人。”
　　别林斯基：“对他来说，每一次新的演出都是一次新的研究。”
　　谢·阿克萨科夫：“对谢普金来说，生活意味着演戏，演戏意味着生活。”50年代，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创作的戏剧巩固和加强了现实主义在舞台上的地位。在他塑造的人物中，既有“黑暗王国”的主宰者，各种卑劣、凶残的角色；也有他们的牺牲品，善良和纯真的“小人物”。继1856年《肥缺》这一著名剧作问世之后，奥斯特罗夫斯基在1859年完成了五幕悲剧《大雷雨》。剧本中的女主角卡捷琳娜被杜勃罗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剧作家以巨大的艺术魅力表现了一个非自由人的反抗。此外，能干的库利金、勇敢的库德略西和瓦尔瓦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也反映了人民对自由的追求。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说：“艺术家在《大雷雨》中号召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力量进行果断的斗争”，而这种思想和社会意义，是在高度的艺术成就中实现的。奥斯特罗夫斯基是出身于平民的剧作家，他的父亲是个律师，他本人也在大学尚未毕业时就从事司法工作。这一背景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对俄罗斯生活的深刻了解使他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俄国这个“黑暗王国”。
　　俄罗斯古典乐派的形成
　　30—50　年代，俄罗斯民族音乐由于格林卡（1804—1857）的创作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
　　格林卡原是一名军官，后来献身于他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他曾在意大利和柏林学习钢琴和作曲，1836年开始创作俄罗斯主题的管弦乐曲。1836年，他的歌剧《为沙皇献身》在圣彼得堡上演，使他一举成名。1842年，他把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改写为歌剧。这部歌剧的主题具有东方色彩，音乐富于独创性。1845　年，他的两部歌剧的选段在巴黎上演，担任指挥的是柏辽兹等著名音乐家。这是俄罗斯音乐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格林卡成为第一位闻名欧洲的俄国音乐家的标志。格林卡不仅是俄罗斯歌剧的奠基人，他所作的《马卡琳斯卡雅》、《西班牙序曲》等作品还奠定了俄罗斯交响乐派的基础，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浪漫曲的第一位经典作家。
　　格林卡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音乐家。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曾聆听过俄国著名学者库尼岑·加利奇讲课；他和普希金私交甚笃，能够背诵他的许多诗篇；他也喜欢雷列耶夫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沉思》；他还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有来往，因为他敬佩十二月党人，对于继承其传统的政治小组感兴趣。格林卡在创作中广泛运用了民间音乐的旋律，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风格，并且充满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先进俄国人的思想和期望。但他的音乐被贵族阶层轻蔑地称作“马车夫的音乐”，他本人也受到敌意的对待，最后不得不侨居国外，客死异乡。
　　格林卡的同时代人，年轻的作曲家亚·谢·达尔戈梅日斯基（1813—1869）也努力追求，创作了许多有特色的声乐和器乐作品。达尔戈梅日斯基幼年时就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833年结识格林卡之后专心于作曲。1839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根据雨果原著改编的《埃斯梅拉达》。随后，他又创作了两部歌剧：《酒神的胜利》和《美人鱼》。50　年代，他的创作开始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表现了社会不平等的主题，如新题材的民间生活音乐剧《水仙女》，讽刺诙谐歌曲《蛆虫》、《九品文官》，戏剧歌曲《老伍长》等。达尔戈梅日斯基擅长以再现生动的语言音调的手法来创造人物形象。他后来着手把普希金的《石客》改写为革新性的歌剧。他的管弦乐曲《芬兰幻想曲》和《哥萨克舞曲》等在和声方面很有独创。
　　但总的来说，当时俄国音乐舞台上演出的俄国作曲家的作品是不多的，圣彼得堡流行意大利歌剧，观看意大利歌剧的包厢座位通常在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一空。不过，意大利歌剧与那时激进的社会运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威廉·退尔》和《清教徒》中的革命曲调总是得到狂热的喝彩，并在许多进步青年的心中燃起希望和理想之火。
　　画坛新风
　　农奴制改革前，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样涉及绘画艺术。19　世纪初，俄国绘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学院派。学院派尊奉古典主义，其作品一般取材于圣经故事和古代历史，讲究画面布局，重视光线效果。到30　年代，勃留洛夫（1799—1852）的创作为俄国画坛带来了浪漫主义和生活气息。
　　勃留洛夫最初是在当画·家和装饰雕刻家的父亲指导下学画的。1809年进入彼得堡美术学院，1822年去罗马学习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的绘画和雕塑，直至1835年返回俄国。在此期间，他已开始摒弃晚期仿古典主义绘画的冷漠和虚构的特点，而把浪漫主义热情和从生活中发掘美的革新精神引入了学院派艺术。1832年所作的油画《维尔萨维亚》突出地表现下人的造型美感。1833年完成的《庞贝的末日》气势磅礴地表现了庞贝城被毁灭的惨剧中最高潮的一瞬间，塑造了具有高度戏剧性的形象。这幅画虽然在选题、布局、人物造型方面还未能完全摆脱古典主义历史画的框框，但其创作方法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在真实、可信的环境中，人物心理得到深刻的揭示。油画在国外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受到俄国进步文化界的高度评价，普希金、果戈里、赫尔岑都曾为它写过诗或评论文章。这幅历史题材的油画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它是在当时一系列震动欧洲和俄罗斯的事件的背景下诞生的。赫尔岑曾指出，画家选择野蛮的、超理性的、毁灭性的自然力形象来作画，决不是偶然的。勃留洛夫虽然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显然敏锐地感觉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紧张的社会气氛，并通过自己的创作间接地表现了它。勃留洛夫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肖像画的大师。《瓦·亚·茹科夫斯基》、《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伊·亚·克雷洛夫》、《考古学家兰奇》和自画像是他的肖像画中最优秀、最深刻的作品。勃留洛夫是一个出自于学院派古典主义，但又破坏了这个体系的伟大画家。他的作品创造了俄罗斯绘画中前所未有的更为生动、多样的艺术形象，他的风格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现实主义画风在美术学院之外也在发展。1819年，阿·加·维涅齐阿诺夫（1780—1847）放弃了在美术学院中的职位，放弃已经很有成就的肖像画创作，搬到特维尔省农村，专心致志于反映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创作。他以真诚的感情最先在俄罗斯绘画史上创作了一大批农民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作于20年代初的《打谷场》是他在这个方面的最初成果，并使他享有盛誉。随后，他又创作了《采蘑菇的农妇》、《女地主的早晨》等农村风俗画。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维涅齐阿诺夫表现的农民形象已不是感伤派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虚构的农民，而是朴素、稳重、普通、真实的农村劳动者，而且他们都被安排在自然的环境中。他的《春耕》、《夏收》、《坐着的牧童》等作品还是最早的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典型的俄罗斯自然景色的油画。
　　维涅齐阿诺夫的作品中存在着把农奴制条件下的农村生活理想化的倾向，他对农民的痛苦和希望感受是不深的。但作为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伟大画家。他的创作标志着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瓦·安·特罗皮宁（1776—1857）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艺术中民主主义思潮的成长。农奴出身、1823年才获得自由的特罗皮宁是个杰出的肖像画家，也创作风俗画。他的作品受到前辈匠师的影响，但其创作源泉是社会和自然，他“不停地写生，……描绘一切生物和非生物”。他在20　年代和30　年代上半期完成的普希金、拉维奇、布拉霍夫等人的肖像画，以真实鲜明的性格描写和深入细致的心理刻划以及大胆的色彩处理见长。从30　年代到40　年代，特罗皮宁肖像作品上的风俗画特征加强了，他以更加复杂的构图和入微的细节描绘塑造出表现生活风习的人物形象，如《卡尔辛基娜肖像》、《马祖林娜肖像》以及《拿拐杖的农民》、《占卜者》、《司库员的妻子》等。在他的作品中，虽然能看到当时肖像画的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但对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现象的强烈感受仍然表现为主要的倾向。在《拿酒瓶的仆人》、《带母鸡的老妇人》等50　年代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民主主义的精神。
　　俄罗斯绘画艺术中批判现实主义的首创者是巴·安·费多托夫（1315—1852）。费多托夫曾是军官，其早期作品都与军旅生活有关，但很快就转向风俗画的创作。1837　年，他画了水彩画《节日前警察局长的门厅》，揭露了沙皇官吏的腐败。40年代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