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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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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从14世纪开始使用铸币。在基辅罗斯早期的弗拉基米尔时代，虽曾按照阿拉伯币制铸造过金币和银币，但它们在国内流通方面没有起什么作用，当时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流通是以一定重量的金属块为形式的，如格里夫纳。史籍中第—次提到卢布的使用是14 世纪20 年代：莫斯科的尤里与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及其儿子为争夺大公之位而进行多年战争，1321年，米哈伊尔的儿子德米特里提出和平建议，并为此付出了2000卢布。这时的卢布是一种长方形的小银条，长约3 英寸，厚约半英寸，上面没有任何标志或印记，实际上仍是—种银锭。到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顿斯科伊）时期（1362 一1389），莫斯科开始铸造钱币。仿照金帐汗国式样的小铸币代替了原先流通的以重量计的罗斯货币——库纳。由于鞑靼人把他们使用的银币和铜币分别称为“坚卡”和“布洛”，罗斯铸造的银币和铜币也就沿用了这两个名称。
14—15 世纪，罗斯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普及。1352年，黑死病的猖獗使东北罗斯的人口损失了2／3，对于这一惨烈的灾难，编年史作了详细记载，其中包括对鼠疫症状的具体、准确的描写。15世纪，一些外国的医学、天文和地理方面的著作被翻译过来。罗斯人对人体、医疗、草药的知识有了发展，灵魂崇拜在上层社会的观念中逐渐淡化。数学和几何学方面的知识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
同拜占庭和南方斯拉夫各国的联系在14 一15 世纪罗斯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晶从那里源源不断地输入罗斯。新的知识、思想和艺术精神成为罗斯文化复兴的重要刺激因素。
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强烈的怀古倾向和民族意识，人们力图从蒙古入侵前的罗斯独立时代中寻找力量和希望。流传于民间的叙事诗被汇编为基辅叙事诗集和诺夫哥罗德叙事诗集，其中基辅叙事诗集收编了许多罗斯壮士歌，它们所描写的是伊利亚·穆罗梅茨、多勃雷尼亚·尼基季奇、阿廖沙·波波维奇等罗斯勇士同鞑靼人浴血奋战的事迹。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是这个时期罗斯文学的主题。1380年库利科沃战役之后，莫斯科出现了不少歌颂罗斯军队胜利的作品。其中的佼佼者是梁赞人索封尼写的叙事诗《在顿河彼岸》。这部作品在形式和思想上都仿效了《伊戈尔远征记》，只不过描写的内容已是罗斯的胜利而不是罗斯曾遭受过的失败。另一部反映库利科沃战役的作品《马迈大战记》也曾广为流传，它以鲜明生动的语言、高亢激昂的感情记述了罗斯军队与金帐汗国军队的血战场面。15世纪时，许多有关这类题材的民间传说被改编为情节复杂的文学作品。
蒙古入侵以来，罗斯的砖石建筑一度完全停止，建筑艺术直到14 世纪才逐步恢复。1292年，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建造了拔都入侵以来的第—座砖石结构的教堂——里普尼亚村的尼古拉教堂。后来诺夫哥罗德相继建造了—些教堂，但其规模都比蒙古入侵前的建筑小得多。在莫斯科，15 世纪20 年代先后建造了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教堂和安德罗尼克修道院大教堂。除教堂之外，新建的宫殿也反映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水平。1366—1367年，开始用砖石建造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以代替伊凡·卡利达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在诺夫哥罗德的内城，也在15 世纪中叶建起了砖石结构的建筑。由于传统以及同拜占庭和南方斯拉夫各国的接触，这一时期罗斯的建筑风格与蒙古入侵前没有什么变化。全盛时期的圣像画
14—15 世纪，是罗斯圣像画发展的全盛时期。作为“通往天国的窗户”，圣像画已不再仅仅供奉于教堂和修道院，而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在家庭中，圣像画通常挂在面向东南方的墙上，成为全家精神生活的寄托。圣像前的蜡烛要在每天早上点亮，进入挂圣像的房间先要画十字。挂圣像的那个地方是上座。直到17世纪末，圣像画一般是室内墙上的唯一装饰。圣像画的质量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圣像画形式多样，除了画在木板或金属板和墙上外，也有镶嵌、雕刻或刺绣而成的。有的小型圣像画是作为护身符随身携带的。
圣像画传入罗斯的初期，其风格完全仿照拜占庭式样，严肃而又刻板。但在经过大约两个世纪之后，罗斯圣像画已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区色彩的独特风格，出现了诸如诺夫哥罗德派、莫斯科派、特维尔派等多种圣像画流派。在这种原来一直给人以威严肃穆印象的宗教艺术中，开始流露出感情色彩。基督、圣母和圣徒们的形象更加接近于普通人，画面也更加富于动态。
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圣像画家，当首推安德烈·鲁布廖夫。
鲁布廖夫（约1360一约1430）是莫斯科近郊安德罗尼科夫修道院的修道士，年轻时曾同当时罗斯文化的著名中心——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有来往。在鲁布廖夫生活的时代，罗斯尚未摆脱蒙古压迫，但罗斯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罗斯人开始重视精神生活。鲁布廖夫绘制的圣像画线条明快，色彩柔和，人物形象生动，具有浓厚的抒情格调。1405 年，他同费奥凡·格列克和普罗霍尔一起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大教堂绘制壁画。他创作的《西特罗沃的福音》极富个性，用柔和的紫藤色和天蓝色描绘的天使形象尤其优雅、精致。1408年，鲁布廖夫和他的朋友达尼伊尔一起完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壁画。就在这一年冬天，弗拉基米尔城又遭金帐汗国军队烧杀劫掠，鲁布廖夫的壁画也被烟尘蒙蔽，直到1918年修葺这个教堂时才被发现。他在大教堂西侧拱门上所绘的天使优美而富有魅力，在那具有俄罗斯人特征的脸庞上表现出信念与乐观的神情，表达了作者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
鲁布廖夫最著名的作品是为扎戈尔斯克城三位一体教堂所绘制的圣像画《圣三位一体》。这幅画取材于《圣经》创世纪十八章中关于神化作三位青年，到先知亚伯拉罕的家，预言其子以撒的诞生，亚伯拉罕招待他们吃饭的故事。鲁布廖夫在这幅画上用三个身材修长、具有女性般温柔的青年，来表现化为三个人物的神的形象，整个画面充满仁爱与和平的气氛。《圣三位一体》色彩明朗、纯朴，主要使用了淡蓝色和金黄色，这两种颜色是东北罗斯到处可见的亚麻花和矢车菊的象征。因此，这幅圣像画中的杰作也表现了罗斯大自然的纯朴和宁静的魅力。
鲁布廖夫的创作未能越出中世纪圣像画的范围，但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已形成的关于人的尊严、精神的力量和美的观念，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标志着圣像画的莫斯科流派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鲁布廖夫的作品洋溢着明朗、乐观的情绪，那么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圣像画家费奥凡·格列克的画风恰恰相反。
费奥凡（约1340 一约1405）是希腊人，出身于拜占庭，从14 世纪下半期到15 世纪初在罗斯生活。他曾先后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为许多教堂绘制了圣像和壁画，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他在1378年为诺夫哥罗德的伊里英救世主教堂所绘的壁画断片和1405 年在克里姆林宫圣母受胎报喜大教堂圣壁上画的圣像。费奥凡笔下的圣者都具有坚毅、威严的神态或忧郁不安的表情，使画面充满震慑人心的感染力。据同时代人说，费奥凡“是一位可敬的贤人，能言善辩的哲学家。……他是在书籍上绘制圣像的高手，圣像画家中的出类拔萃者”。如果说他的圣像画反映了他的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基本点就是：世界是充满邪恶的。他塑造的形象令人产生紧张、不安乃至恐惧的感觉。费奥凡是在14 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发展起来的圣像画大师，他富于创造精神，从不简单模仿别人，而善于观察生活并把对于生活的感受倾注于作品之中。他的圣像画构图自然，笔力稳健，用色朴素，内涵丰富，具有戏剧性的效果。费奥凡对罗斯绘画艺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5 世纪末。圣像画是14 一15 世纪罗斯文化的缩影，从中流露出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那种风格和精神。罗斯的文学艺术虽然还不可能摆脱宗教和教会的束缚，但已出现了力图表现人及其内心世界的倾向。即便是宗教艺术，也逐渐接近生活和自然了。
专制主义与文化
14—15 世纪罗斯文化中出现的那种精神和风格未能继续下去。如果说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政治上具有进步意义，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却使社会精神和文化生活陷于停滞。
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巩固，莫斯科的君主竭力限制和扼杀—切它认为可能危及其统治的东西。曾在14—15 世纪的文化繁荣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被兼并于莫斯科后，新文化失去了重要的基地。1560 年，印刷术在莫斯科首次被采用，但沙皇政权担心知识的传播造成有害影响而不愿使之推广，罗斯印刷书籍的创始人伊凡·费奥多罗夫和彼得·姆斯基斯拉维茨很快离开莫斯科去了立陶宛。整个16 世纪下半期，莫斯科国家才印行了20 种书籍，沙皇政权还利用教会严格监督和控制人民的言行举止。1551年的宗教百条决议禁止人们读杂书、玩乐器、下棋、演出和观看杂耍，禁止与外国人——异教徒和渎神者——交往，甚至还禁止男人刮胡子。
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还实行对外封闭政策。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了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合并的会议，原籍希腊的罗斯总主教伊西多尔参加了会议并在合并协议上签了字。但莫斯科大公和罗斯教会拒绝承认合并协议，把伊西多尔称为“拉丁教的恶魔”并撤掉了他的职务。于是，罗斯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明显地遭到破坏。对于同外国的人员交往，莫斯科加以严格的控制。没有沙皇的允许，任何人不能出国。贵族及其子弟若擅自出国者，均以叛国论处，其世袭领地或军功领地收归沙皇，其家属将受肉刑。商人如要出国经商，必须有贵族担保，以便使他们连人带货都能肯定回来。而到俄国来的外国使节也必须经过一套繁琐的手续，一进边境就要接受没完没了的询问，然后在警察官员的陪同下踏上去莫斯科的路程。至于外国商人，他们在进入俄国时，要让官员们为他们的货物确定价格．并首先让沙皇宫廷选择购买。莫斯科还曾严格禁止从西欧进口书籍，一旦发现，立即没收并销毁。由于这种锁国政策，再加上拜占庭帝国崩溃这一外部因素，罗斯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莫斯科国家的日常生活也同欧洲相去甚远。贵族妇女依然闭门不出，除了近亲之外见不得陌生男人，甚至连教堂也很少去，她们的唯一娱乐活动是荡秋千。富人们虽然穿着贵重的呢绒、丝绸和毛皮服装，享用着镜子、酒等舶来的奢侈品，却还没有普遍地使用椅子。住房的墙一般都是未经粉刷的。在进入宽大的前室之前，先要经过必须低头的矮门，就像钻进帐篷一样。就是士兵的生活也还如同蒙古骑兵那样，他们随身携带一些燕麦面、腌猪油、盐和辣椒，充作口粮。
从15 世纪末到16 世纪，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俄罗斯民族语言也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文字固定下来。但这时的文学状况是与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逐步形成的趋势相适应的。就形式而言，圣徒传记和政论文章占了主要地位，其主题都是宣扬宗教、歌颂君主、论证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0 卷本的罗斯圣徒列传、弗拉基米尔诸王子传，伊凡四世等人的政论。这些作品的表现手法雷同，文风华而不实，艺术水准下降。
《治家格言》是16 世纪时由诺夫哥罗德的贵族和商人编纂的为富裕阶层治家提供依据的参考书，其内容涉及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礼仪常识。同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相适应，《治家格言》要求在家庭中确立家长的绝对权力。在历史著作方面，主要的有叙述喀山汗国历史及其归并于莫斯科的过程的《喀山史》和一部图说编年史。后一部著作叙述了从“创世”以来到16世纪中叶为止的世界史，并附有1．6 万幅小型精细画。这本书同时也反映了绘画方面出现的新特点，即绘画题材已超出宗教范围而开始涉及现实的事件和人物。
圣像画仍然是绘画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季奥尼西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圣像画家，先后为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罗斯托夫的约瑟夫一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和基里洛夫城郊的菲拉蓬托夫修道院绘制过圣像画和壁画。他的作品画面华丽，有一种欢乐气氛。
相对而言，建筑艺术的进步要明显一些。这也许是由于建筑是最能反映中央集权国家和东正教会的威严和地位、最能满足王公显贵享受欲望的艺术的缘故。事实上，在旧址上新建并不断扩展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就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标志。伊凡三世曾专门聘请了一些意大利建筑师为他营造克里姆林宫：亚里斯多德·费奥洛凡特设计建造了克里姆林宫内新的圣母升天大教堂，这是一座结构严整、风格简朴的建筑；马尔克·弗里亚津（鲁福）和彼得罗·安东尼奥·索拉里共同建起了多棱宫，这座以白色多棱石块为外墙的宫殿是举行重要仪式和庆典的地方；他们两人还和阿列维茨·弗里亚津等人一起设计和修筑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和塔楼。瓦西里三世继位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内新建丁天使长大教堂。这座大教堂也是罗斯王室的祖庙，伊凡·卡利达以来所有大公的寝陵都迁到这里，以后直到彼得一世为止的所有沙皇也都安葬于此。这批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建筑师带来了他们的故乡正在风行的建筑风格，也充分吸收了罗斯建筑艺术的传统，如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完全是意大利式的，而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天使长大教堂都保留了罗斯教堂特有的葱头型圆顶。
第二章 俄罗斯面向西方
一、17世纪：转折的百年
学习西方
17 世纪，俄罗斯在经历了“混乱时期”之后，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中央集权国家得到巩固，绝对的君主专制渐趋成熟。封建土地所有制有了新发展，农奴制度继续强化。这些在俄国方兴未艾的过程迥异于西欧的发展。西欧的17世纪早已不是王权的辉煌时期，英王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封建农奴制度在易北河以西早就消失，资本主义关系已在荷兰、英国确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新文化欣欣向荣。
但是，17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寻常的世纪。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它终于迎来了自己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内部结构继续朝农奴化和专制比方向发展的同时，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
这—趋势在16 世纪时就已初见端倪。实际的需要迫使莫斯科的君主把眼光转向西方。最初来到莫斯科的西方人是意大利人。伊凡三世曾让本国工匠建造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但在接拱顶的时候倒塌。他听从他的拜占庭妻子索菲娅的建议，从威尼斯请来建筑师完成了这个工程。他在位期间初具规模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也是由意大利人设计建造的。西方的药剂师和军械师也开始来到莫斯科，为大公服务。
促使俄国缓慢地转向西方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想成为欧洲大国的强烈欲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军事和经济的需要。16 世纪以来，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时有冲突，但由于它的发展落后于西方，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而进行的战争总是不顷利。它不得不承认欧洲文明的优越，并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伊凡四世曾在向东方和东南方的扩张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长达20 余年的立沃尼亚战争中，他虽曾一度得手，但最终仍然遭到失败。伊凡四世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清楚地看到，西方的军事技术比自己的好，而这将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当时，按欧洲标准装备起来的波兰立陶宛军队和瑞典军队，确实使俄国军队相形见绌，伊凡四世曾想招聘日耳曼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技师工匠来为他工作，但因瑞典的封锁而未能成功。他也曾利用被他占领的纳尔瓦港大量输入来自西方的商品，其中首先是那些“他前所未知的武器”。而波兰国王西吉蒙特在给英国女王的信中也坦率地承认，“我们迄今能够打败他，只是由于他没有教育，不懂技艺。但如纳尔瓦继续通航，则前途如何，殊难逆料。”
16世纪中期，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俄国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提供了机会。16世纪的英国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但绕道非洲去印度的航路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为此，英国的一支探险船队试图寻找一条经北冰洋到印度的航路。探险没有成功，但由英国航海家理查德·钦斯列尔指挥的那条船被暴风刮进了白海，到了北德维纳河的河口。当地统领把这一消息报告莫斯科后，钦斯列尔被伊凡四世召到首都，俄国沙皇对于同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国家建立联系很有兴趣，充分利用了这条绕道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北方航路。他对于经白海来到俄国的英国商人给予优惠待遇，用俄国的木材、麻、松脂等产品换取英国的航海装备、呢绒、金属和金属制品。1555 年，英国商人开办了一家“莫斯科公司”，专事与俄国的贸易。从70 年代开始，荷兰商人也接踵而至。伊凡四世死后不久，在北德维纳河口不远处建立了阿尔汗格尔斯克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一次俄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交易集市。16 世纪后期，在同英国、荷兰直接贸易的影响下，原来偏僻落后的北方成为经济上十分繁荣的地区，而且，全国都因此而“面向北方”，面向这个与西方交往的窗口。
如果说转向西方的趋势在16 世纪已经显露出来，那么到17 世纪，它就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俄国与西方的联系有了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俄国，甚至在俄国军队里也有外国军官在服务。在沙皇米哈依尔时期，莫斯科迅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日耳曼城”的外侨居住区，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从事矿冶、纺织、医药、钟表等专门技术职业或商业。1639年，米哈依尔亲自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德国学者亚当·奥列阿里来俄国。沙皇在邀请书中说，这位对天文、地理、土地测量和其他技艺才智很有造诣的学者，正是他所需要的专家。
新技术的引进为俄国手工工场的兴起创造了重要条件。1632 年，荷兰商人维纽斯取得了在图拉地区开采铁矿的权利，在这里建造了3 个水力铁工厂，生产生铁、熟铁、大炮、炮弹和铁锅，产品均以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瑞典人科耶特在莫斯科郊外办了一家玻璃厂，其产品主要供宫廷使用。这是俄国最早出现的一批由外国商人用外国技术开办的手工工场。在它们的带动下，国家、商人和土地占有者也办起了—些制铁、铸铜、造纸、纺织、制革、玻璃等手工工场。在这里，有些工序已采用了水动的机械装置；使用的劳动力大多是农奴，也有少数是来自城市贫民阶层的“普通工人”。
除了经济和技术之外，西方文化在其他方面也在影响俄国。17 世纪上半期，波兰文化对俄国上层社会的冲击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序。波兰同俄国之间时有战争，但战争本身又是波兰文化影响俄国的方式。在沙皇的高级官员中，波兰文的书籍很受欢迎。波兰出产的各种用品也被莫斯科的显贵们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这种西方化的倾向在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期（1645—1676）变得更加明显了。1654 年5 月，25 岁的年轻沙皇率10 万大军远征波兰一立陶宛。这次远征标志着俄国以欧洲大国的面貌出现，同是也是俄国转向西方过程中的重要—步。
阿列克谢很快进入了被波兰占领了40 多年的斯摩棱斯克。翌年夏天又攻占了明斯克和立陶宛古都维尔诺。之后，阿列克谢改变策略，同波兰媾和而集中力量对付瑞典，争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1656 年，俄军包围了汉萨同盟的繁华港口一—里加，这是通往西欧的跳板，国际贸易的中心。但俄军久攻不克，阿列克谢最终于1658年与瑞典缔结了停战协定。
阿列克谢的战争目标未能实现，但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西方文明的优越。阿列克谢开始广泛地学习西方，成百上千的欧洲技师和工匠络绎不绝地来到莫斯科。阿列克谢最为重视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他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俄国最早的一批正规的常备军团队。俄国在16世纪时已有了一支常备军——射击军，但这支军队还不是正规军，射击军士兵住在莫斯科或其他城市的特定地区，平时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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