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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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城市的特定地区，平时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与城郊居民没有什么区别。而现在的正规军由征募兵和志愿兵组成，请外国军官按照外国方式训练。阿列克谢搜集了许多西方军事著作，并要求编写适合俄国军队需要的兵书，解释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如何组织进攻和防守。他还积极筹划建立舰队和商船队．因为他在俄军围攻里加时痛感海军的重要。军事力量的增强要以经济力量为后盾，阿列克谢又建立于一些新的手工工场。他开设了医科学校，希望用西方的知识和标准来培养俄国的医生。
　　阿列克谢曾到过维尔诺和普沃茨克等立陶宛和波兰城市，那里的欧洲式文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按照欧洲的标准和时尚来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宫室装饰了西方的雕塑和时髦的壁画，他下令建造西班牙式样的玻璃夏宫，他的服装按波兰式样裁剪，他的肖像按西方流行的艺术风格绘制。他还下令使用盘、碟、刀、叉吃饭，宫中的禁卫军要穿外国式样的制服。他也喜欢西方的娱乐方式，建起了俄国最早的宫廷剧院——娱乐宫。
　　阿列克谢的西方化努力，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不断引进西方新的生产技术、鼓励外国商人在俄国投资办厂，促进了俄国工场手工业的逐渐形成；而同西欧国家之间海上和陆路贸易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俄国各地的市场和集市融合为全俄统一市场的过程。
　　西方文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了俄国生活。到17世纪末，俄国的贵族已在竞相模仿西欧的生活方式，他们热衷于学习日耳曼语、拉丁语和法语，收集外国书籍成癖，入迷地仿效欧洲的社交方式，还开始学吃生蔬菜、吸鼻烟。曾是摄政的索菲娅公主的宠臣瓦·瓦·戈利岑公爵，是一个完全用欧洲方式培养出来的贵族。在得宠之后，他的欧洲嗜好表现得更加明显。他拥有丰富的波兰文和德文藏书，其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军事、实用科学以及拉了语文法；他的宅邸装饰着许多外国艺术品，其豪华陈设与意大利的王宫仿佛。他认为贵族应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波兰学校接受教育或聘请波兰籍的家庭教师，他要求向他提供所有欧洲国家及其政府的情况介绍，并用拉丁文同外国使臣谈论欧洲事务和英国革命。
　　但是，在西方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乃至生活方式被引进的同时，俄国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仍在继续发展。
　　沙皇政权之所以把目光转向西方，决不是为了改变现存制度，相反，是为了寻求加强和巩固这种制度的物质手段。这一时期，为了保证作为军队基础的服役贵族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增加国库收入，沙皇政权开始允许阵亡的服役贵族的亲属继承其封地，允许服役贵族将其封地购置为世袭领地。这样，世袭领地和军功封地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领主和服役贵族也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贵族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得地主对农民的劳役剥削加剧，农民的地位进一步恶化。农民失去了在尤里耶夫节前后迁徙的权利，地主追捕逃亡农民的期限从5　年逐步提高到9　年、10　年、15　年，最后由1649年的法典规定，不管农民逃亡多久，一旦捕获，连同其家庭及其财产一律归还原来的主人。贵族们可以用农奴来结算彼此的债务，可以连同土地或不连土地出卖农奴，强迫农奴嫁娶，任意对农奴施暴。
　　残酷的压迫使得大量走投无路的农民逃亡到南方，成为哥萨克。在顿河及其支流一带，从15　世纪以来就有哥萨克居住，其成分主要是逃亡农民。到17世纪，哥萨克的行列由于源源不断的补充而迅速扩大。哥萨克恢复于已在消失的公社的传统，实行一种类似韦彻的“环座会议”制度，在这种大会上，他们选举统领，讨论诸如出征、分配掳获物、同莫斯科的接触等重大问题。哥萨克是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化过程的产物，也是17　和18　世纪农民战争的主力。1667—1671年，由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反映了俄国人民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但农民起义及其所要争取的制度并不包含任何新的因素，因此，它终究不能为俄国历史开辟另外的道路。随着拉辛的被处决，沙皇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崇欧与排外
　　在发展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沙皇政权在精神方面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闭政策，因为它认为西方的思想——甚至西方的宗教信仰——将会腐蚀和动摇俄国制度的基础。传统的价值标准受到大力宣扬和倡导，东正教作为俄国精神生活支柱的作用得到加强。俄国为发展经济而聘请来了外国人，但这些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被指定在城市中专门为他们划出的地区居住，目的是为了限制有害思想和异教传染给俄国人。
　　但是，商业和战争终究使俄国与西方接近了。俄国人通过周围的立陶宛、波兰、德国、瑞典以及远方的英国和荷兰了解和认识了西方，这种接触使思想的交流不可避免。寻求西方物质文明的努力必然地导致西方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俄罗斯。
　　西方思想对俄国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一部分俄国人接受天主教，向往欧洲生活，甚至产生变革俄国社会的朦胧意识。
　　17世纪上半期，由于大批波兰人来到莫斯科，少数俄国贵族高官逐渐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一位名叫赫沃罗斯季宁的公爵受到波兰人的影响而传染上了异教信仰，他保存着“拉丁”神像和书籍，不去东正教教堂做礼拜，还殴打去教堂的自己的同胞。他以高傲的态度轻蔑地指责他们和他们的精神生活，说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不合理的，他们的生活是在靠谎言维持。他攻击神的使者，不承认死者可以复生。他还带有谴责意味地把莫斯科的沙皇称为专制君主，这可能同时反映了他对波兰贵族所享有的自由的向往。由于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感到格格不入，他还产生了离开俄国去立陶宛的念头。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经指出，赫沃罗斯季宁对冷酷的拜占庭教会礼仪和被这种礼仪所浸透的整个俄国生活抱着深刻的反感，他是一个天主教式的特殊的俄国自由思想者。赫沃罗斯季宁的自由思想受到官方注意。他保存的“拉丁”神像和书籍被抄走，并被免去教衔、革去官职，发配至修道院受管束，直至1624　年具结放弃异教后方获释。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期，欧洲的技术、欧洲的物品、欧洲的书籍乃至欧洲的人都更多地进入了俄国，欧洲文化对于那些能够接触到它的俄国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大贵族、著名外交官奥尔金——纳晓金虽为沙皇重臣，但却对俄国的制度持否定和谴责态度，认为欧洲的做法与俄国不同，而且做得更好。他还经常向自己的儿子沃因灌输这种思想，从而使沃因从小就景仰西方。老纳晓金为了使儿子受到欧洲教育，专门安排了一些被俘的波兰人充当他的教师。这些波兰人向他描绘了西方文明的景象，特别是给他讲述了波兰自由的故事，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欧洲的向往之情和对俄国生活的厌恶。1660年，沃因利用充当外交信使出国给自己父亲送信的机会，逃到了波兰，后来又到了法国。然而，作为一个俄国贵族，沃因对西欧的生活也难以适应，在国外不稳定的地位最终迫使他忏悔了自己的罪过，于1665年得到沙皇的宽恕，返回了俄国。但是，导致沃因逃亡的那种痛苦心情和他所经历的精神悲剧，是东方化的俄国转向西方时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并将长期折磨那些最先感受到西方文化优越的有学识的俄国人。
　　对西方文化不断加深的了解必然产生变革俄国生活的愿望。索菲娅的宠臣戈利岑公爵不仅受到欧洲教育、享受欧洲物质文明，而且还深受欧洲政治文明的影响。还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他曾参与改组军队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项工作的结果是在1682年取消了按门第规定官阶的制度。这位西方化的公爵还提出了对俄国进行改造的汁划，其中包括局部改变农民的地位，更明确地规定农民的义务；让居民有从事工商业的自由，以刺激他们的进取心；给贵族以部分自由，允许他们到国外去学习军事；把俄国的经济变为货币经济，等等。尽管戈利岑的设想在当时俄国政治复杂动荡、经济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但它反映了欧洲文化的渗透所产生的影响。戈利岑这位西方化的公爵怀有使俄国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的愿望，他尽力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如积极促进俄国工商业的发展，修建公路、设置驿站、树立里程标杆等。在他当政时期，莫斯科兴建厂3000多幢石头建筑。有人认为，戈利岑之所以与索菲娅保持情人关系，是为了谋取权力地位以实现自己的主张。戈利岑最后因宫闱之争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但他的改革设想与18　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是有很多接近之处的；他所做的努力也并非全无结果。那些年，俄国经济较为繁荣，商业和手工业有了发展，科学知识受到重视。
　　对西方文化的另一种反应是俄罗斯民族和宗教排他性的强烈抵制。
　　单是在贸易方面，作为弱者一方的俄国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强化的倾向。早在伊凡四世时代，由于沙皇政权给予英国商人优厚条件，以及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蔑视，俄国商人中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7　世纪初，英国的商业公司获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工商业居民的排外性。米哈依尔为沙皇时，英国人想得到通过伏尔加河进入波斯的权利，但俄国商人向沙皇表示，此举虽能使国家通过关税而获利，但商人的事业却将瘫痪，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英国人。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之初，荷兰公使曾请求允许荷兰商人在俄国同波斯人做生意，并允许波斯人把生丝经俄国运到荷兰，但俄国商人坚决反对，担心这将把他们“逐出商业”。在西方商人面前的软弱无力的地位使莫斯科的商人不但对西欧人十分憎恶，而且还把这种感情扩大到对西欧的风俗、传统、甚至西欧人的外表上。
　　随着俄国和西欧交往的逐渐扩大，俄罗斯人对“拉丁人、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的不信任感也发展了。莫斯科的君主聘来外国人为自己服务，那些俄国官员们“恨”屋及乌，不但对这些外国人充满敌视，而且连带地憎恶起外国的“港口”和“服饰”。这种情绪也许在普通劳动群众中更为强烈，因为他们不仅是外国人最鄙视的下层人民，而且还预感到外国人将使他们承受的负担和压迫更为加重。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甚至连同样信仰东正教的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人都是异教徒，更不必说外国人了。17　世纪中叶，沙皇侍臣、热衷于西方化的列季谢夫曾在莫斯科附近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请来了30　个小俄罗斯僧侣教授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但有些被送来学习的莫斯科青年不愿意学，他们认为要是学会了拉丁文，那就会走入歧途。
　　作为东正教思想的传播者和保卫者，教会竭力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当鲍里斯·戈杜诺夫想要建立学校，请外国人来教俄国青年学习外语时，僧侣们反对说，俄国在道德风尚、宗教习惯、语言文字方面都是统—的，如果语言多了，国家就会发生混乱。沙皇阿列克谢时期的总主教尼康被分裂教派认为是个危险的革新派，但他对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的敌视、他对各种现象的理解以及他的思维方法，却同分裂教派没有什么两样。他曾因为同他谈话的人引用了物理学而勃然大怒：“你不用上帝的圣书来作答……你用来作解答的却是物理学……以及其他可笑的谎言。”当莫斯科的一些画家采用西方艺术家的方法绘制新式圣像画并受到达官显贵们的青睐时，尼康下令没收这些圣像画，并宣布以后继续画这类圣像画的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根据阿列克谢的旨意，这些圣像画被收集起来埋入土中，画家则被革出教门。
　　17世纪末期的总主教约基姆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他甚至在遗嘱中还不忘关照：不准异教徒在任何地方建造罗马天主教堂和德国路德教堂，不准鞑靼人在任何地方建造清真寺，不要实行拉丁人和其他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不要按照外国的式样改变服装。
　　但是国家的迫切需要最终是与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冲突的，稍有远见的莫斯科大公和沙皇都为满足这种需要而谨慎地削弱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军队建设、对外征战、兴办工业，都要求越来越多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知识和其他各种专门技术。把俄国变成一个军事、经济强国的愿望使俄国转向西方的趋势日益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崇欧与排外这两种倾向同时产生和发展，并成为日后俄国社会思想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源头。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17世纪下半期，俄国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导致俄罗斯教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牧首尼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从罗斯接受基督教以来，宗教仪式发生过一些变化。起初划十字是用两个手指，从12世纪末开始，用三个手指划十字逐渐被公认，做礼拜时呼“阿利路亚”的次数也被认为应该是三次。16　世纪中叶，教会内部对宗教礼仪的形式产生了不同意见，最后由1551年的宗教会议作出决定：划十字用两指而不用三指，赞美词“阿利路亚”呼两次而不是三次。在教堂绕行时应顺着太阳升落的方向而不是迎着太阳。到17　世纪，这种礼仪形式在俄国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从1652　年起担任俄国东正教牧首的尼康认为，俄国流传的手抄经书错漏不少，与希腊原本有许多不同；俄国东正教会实行的宗教仪式也与希腊人所实行的旧礼仪不同，而且在俄国不同地区，神父们施行的宗教仪式也有出入。为了提高教会的权威，尼康不顾教会和世俗守旧势力的反对，着手进行旨在统一经书和仪式的宗教改革。而沙皇阿列克谢，此时正欲将乌克兰和巴尔干国家的正教教会合并于俄国教会，因而支持这一改革。
　　1654年，尼康召集教会会议，提出了按照希腊文原本重新翻译所有宗教经书、制订统一的宗教仪式的问题，并获得会议通过。根据这个决定进行的礼仪革新主要有如下内容：划十字用三个手指而不是两个手指；对耶稣的赞美词“阿利路亚”　呼三遍而不是两遍；在教堂中绕行的礼仪行列不再顺太阳升落方向而迎着太阳；祈祷时的跪拜改为鞠躬礼；某些祷词的内容和赞美诗的歌词作了修改；神父的服装也作了变更。新的宗教礼仪书籍很快在全国各地分发并要求实行，坚持旧礼仪的教徒受到严厉指责，在1656　年的“东正教周”中，教会当局宣布把继续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人革出教门。
　　对于尼康的改革，许多神职人员表示反对，他们要求保留旧的宗教仪式和经书，于是，形成了旧礼仪派，俄罗斯教会出现了分裂的征兆。尼康对宗教仪式的改革本身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曾劝告他不要搞这种改革；他自己并不重视同旧礼仪的维护者在宗教礼仪形式上的分歧，而主要是想以此达到使教徒绝对地服从于教会的目的。而旧礼仪派所关心的首先是宗教仪式而不是信仰本身，他们反对尼康改革的思想基础是对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排斥。旧礼仪派的主要领袖、大司祭阿瓦库姆大声疾呼：俄罗斯不需要拉丁习俗和德国式的举止。神父拉扎尔向沙皇阿列克谢恳切陈词：他请来的那些外国人都是伪君子，他们的那些知识也都是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古法是上帝赐予的楷模，只有坚持信守，才能得到幸福，否则便会遭受惩罚。莫斯科的辅祭费多尔认为，尼康的荒谬想法将带来灾难。俄罗斯的末日就要来临。旧礼仪派钓这些观点得到了科洛缅斯克大主教巴维尔·里沃夫公爵和其他一些大贵族的支持。旧礼仪派同尼康派的争论十分激烈。阿瓦库姆诅咒尼康，说他是“亵渎上帝的异端”、“披着羊皮的狼”、“恶贯满盈的罪魁”，该遭电劈雷击。而尼康则在沙皇的支持下，把阿瓦库姆和其他旧礼仪派的首领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1656年宗教会议后，对旧礼仪派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他们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修道院，有些人还被割去舌头或遭笞刑。但旧礼仪派并没有停止活动，其队伍还有所扩大。有些领主也参加了旧礼仪派的运动，试图以此来削弱沙皇的中央集权。许多农民以及城市工商民把旧礼仪派运动作为反抗农奴制度和沙皇官吏专横行为的一种形式，以表达反对剥夺他们自由的意愿。
　　但尼康很快同沙皇发生了冲突。尼康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王权左右的教权，他甚至认为神权应高于世俗政权，“正像月亮的光来自太阳一样，沙皇的权力来自教会”。他还经常蔑视沙皇，干预政务。尼康的所想所为明显地与正在发展的专制制度不相容，引起了沙皇的不满。1658　年，尼康以辞职相要挟，但沙皇不予理睬。1666年召开的宗教会议革除了尼康的牧首之职，并将其流放。但宗教会议仍决定，要继续彻底地实行改革，并把坚持旧仪式的人革出教门。同时对旧礼仪派的迫害加剧了。全国到处搜捕旧礼仪的维护者，对他们进行审判、拷打乃至处死。对于这些残暴的行径，阿瓦库姆愤怒地表示：“火烧、鞭笞、绞刑架，怎么能用这些来建立信仰呢？我不知道，这样能教育出什么样的信徒？我的基督没有要求我们的使徒去这样行事。”他还曾写信给沙皇阿列克谢，希望他释放被囚禁的旧礼仪派教徒，惩罚那些异教徒、拉丁人和犹太人。当他确信不可能获得沙皇的支持时，便诅咒他将在地狱中受上帝的火燎。但阿瓦库姆自己在普斯托泽尔斯克的土牢中被囚禁了15　年，并在1682年被活活烧死。为了躲避教会和世俗政权的迫害，旧礼仪派教徒们纷纷逃亡到伏尔加河东岸的森林中，住在用木头和泥土修建的简陋房屋中，过着宗教社团的生活。当政府派来部队围剿时，一个社团的全体成员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到祈祷室中，然后点上火，唱着祷歌，在烈焰中自焚。1675—1695年间，以这种方式自杀的旧礼仪派教徒达2　万人。但旧礼仪派的活动仍然没有平息。到18　世纪，政府终于承认了旧礼仪派存在的权利，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式分裂为尼康派和旧礼仪派。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恰恰发生在俄国转向西方之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面对更为优越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分裂运动从宗教生活的层面上反映厂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化。犹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绝对弱的一方必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样，在文化交往中，落后的俄国对先进的外国表现出本能的抵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俄国在文化上与西方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缺乏教育，即便是相对来说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也只能以对东正教的忠诚而自夸。他们不懂雄辩学、修辞学和哲学，但“胸有基督智慧”，而实际上直到尼康改革前，大多数神职人员连神学都很少了解。至于一般的劳动群众，更是处于普遍的不开化状态。缺乏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造成了他们的闭塞、无知和对新事物的排斥。当然，没有文化教养并不是敌视外来文化的根本原因。旧礼仪派顽固地抓住旧东西不放，谴责对传统习惯的否定，这种态度根源于弱者对强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憎恶。劳动群众大量地参加分裂运动，绝非仅仅是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俄国转向西方的努力是以下层人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为条件的。旧礼仪派教徒抱怨说，他们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而受到侮辱和欺凌，他们被剥夺了商业、农业、手工业和以前所有的事业，繁重的赋税使他们陷于赤贫，饥饿使许多人死亡。而且，他们把自己生活的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从阿列克谢以来的沙皇受到异教的迷惑。分裂教派认为，从阿列克谢开始，所有的沙皇都是基督的敌人，他们的一切做法都是反基督的。如果考虑到正是从阿列克谢时期开始，俄国加快了转向西方的步伐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由尼康的宗教改革所引起的俄罗斯教会的分裂，实际上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与俄国传统的冲突。
　　书籍、学校、文学、戏剧和巴罗克艺术
　　17世纪，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新的科学知识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有许多西方的地理、几何、医学、军事等方面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其中包括梅尔卡托尔的《地图集》，卢卡，德林德的《地理学》，解剖学创始人安德列·维萨利的著作，介绍伽里略学说的《自然哲学课本》，瓦里高森的《步兵阵法与计谋》以及《荷兰军事法规》等。
　　俄国人自己也编写了—些介绍新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