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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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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军事部，以适应斗争的需要。经罗屏汉介绍，决定由原红十一军独 立团副团长钟亚庆出任军事部长。钟亚庆担心自己没有文化，怕不适应工作， 在邓小平几次电话催促下，他才背起背包，步行到会昌。 钟亚庆回忆道： “碰巧，当我走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住址时，突然遇 到邓小平向志，他一见我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 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苏维埃去坐坐。’ 我向邓小平同志行了个礼，跟着他走到在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苏维埃。 苏维埃主席接待我们喝了茶。小平同志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 ‘你好调 皮，老罗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你现 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 ‘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 文件都发了，你还敢不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 ‘你不要 走，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 “我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苏维埃。晚上，小平同志叫 区委、区苏维埃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务。第二天早饭，区委领导 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 ‘猪肉，好是好， 就是少了一项。’区委书记问： ‘少什么？’小平同志直率地说： ‘辣子！’ 区委书记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把新番椒回来。小平同志拿了一个放 进嘴里咬了一口，说： ‘不太辣，也还可以。’大家吃得非常愉快。 “在会昌，我们军事部的同志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十八岁 到二十五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 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对我的工作总是热 情指导，生活上平易近人。”① 钟亚庆的回忆，生动地勾画出了二十八岁的会昌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工作 面貌和生活形象。 932年，蒋介石仍然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绝不抵抗， 而对抗日 民主运动却大肆镇压的政策，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心腹之 患。在前三次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失败以后，于6月又调集十余万大军， 向我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令红三军向荆州、沙 市进攻，致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丢失了湘鄂西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得手，便又开始调集更大的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开进，誓欲 扼死中国工农红军而后快。在南路，广东的陈济棠部占领了福建上杭和广东 梅县一带。 ① 钟亚庆 《跟邓小平同志在会昌工作的时候》，《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256 页。
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 三县毗 邻，与福建、广东相接壤，东是武夷山，南有九连山，山峦重叠，地势险要， 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 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 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 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 命斗争。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距会昌县城五十五公里，系会昌、寻乌、安远三 县的交界点，同时，它又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这里离红色首都瑞金仅一百公里之遥，实可称为守卫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932年7月，在窍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三县区以上的党员干部共一百多人参加，中央代表罗迈（李维汉）出席会议。 会上，邓小平、罗屏汉等讲了话，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 中心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坝笃下。 8月，以会昌边防游击队为主体的地方武装，成立了江西省军区第三分 区，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调任三分区指挥员，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 任三分区政委。三分区的任务，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在东留、桂坑一带牵 制闽西敌人。 扩大红军，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是一件十分重 要的工作。对于会昌中心县委，扩红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932年，根据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精神，会昌、寻 乌、安远三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扩红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布置，把 任务落实到各区。当时扩红的对象主要是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农民和工人；方 针是耐心进行政治动员，提高觉悟，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形式是干 部、党员带头报名，亲劝亲，邻劝邻，父母劝儿子，妻子劝丈夫，轰轰烈烈， 广泛宣传，在9月，还搞了一个扩红竞赛。由于工作深入，觉悟提高，广大 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 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 大红军一千多名。 会昌中心县委，在扩大红军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会昌县还曾于1932年10月、11月连续召开两次党的代表会议。其时，会昌 发展到党员二千五百多名，乡党支部八十二个，区委十三个；寻乌县党员二 千多名，乡党支部四十五个，区委七个；安远县党员一千四百多名，乡党支 部十六个，区委五个。三县共计党员近六千多，乡党支部一百四十三个，区 委二十五个。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的工作活跃， 组织健全。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由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多次 三县苏维埃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 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动员扩大红军，完成公债的推销任务， 彻底地分配土地，健全城乡代表会议，反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并根据中 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选举条例，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正式的选举活动。会、寻、 安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所以苏维埃政权还加紧了肃 反工作和赤色戒严，实行坚壁清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932年间正处于第四次反 “围剿”的战争时期，战火时刻威胁着苏区的 生产。敌人对苏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给苏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同时，原来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许多商店关门， 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群众的热情很高，生产积极 性也空前高涨。1932年5月，会昌县委成立了县、区、乡的各级春耕生产委 员会，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春耕生产，当年，全县的粮食即获得了好收成。会 昌中心县委还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在会昌等地还办了小型兵工厂， 中心县委为了改善财政收入，在筠门岭设立了“关税处”，取消苛捐杂税， 实行统一累进税，并成立了 “对外贸易局”，代表政府经营盐、布、药材、 烟、纸、粮食等重要物品的进出口，利用各种方式冲破敌人封锁，使物资源 源不断地进行交流。1932年还推销国家公债约十七万九千元。 会昌中心县委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组织。当时在会、寻、安活动的红 军正规部队主要是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王云桥，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罗 贵波，参谋长宋时轮，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为了更有力 地保卫苏维埃政权，会昌中心县委积极发展地方的武装组织，到了 1932年 11月，会昌共有赤卫军四千九百七十人，模范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其主要 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苏区，帮助红军运输和抬伤病员。除此以外还建立 了赤少队，进行赤色戒严和站岗放哨。在各县，还各有一个二、三百人的独 立团，各区还组织了游击队。 会昌中心县委注意发展各种组织。 932年7月，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中心县 委书记邓小平出席并讲了话。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有团员一千二百一十 人。1932年9月，会昌县举办为期七天的县、区团的干部训练班，有四十多 人参加，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学员作了报告。 932年下半年，会昌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同年 12月，召开了全县 工人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的工会组织。 932年，会昌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训练班， 发动妇 女群众，慰劳红军，支援前线。 会昌中心县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办起了七 十三所小学，百分之九十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县还设有俱乐部和剧社，演 出“送郎当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节目。 932年 11月，寻乌县城失守，根据这一情况，会昌中心县委在筠门岭 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邓小 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和有关扩大地方武装问题。 会昌县的中心县委史稿上写道：“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 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 1932年秋， 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门坝举行的万人 ‘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 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 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主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 彬的两次愉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 赤色区域。”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 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 他的那匹马，长征过雪山前死了，他的警卫员，也在长征之前换掉了。父亲
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 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 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十 七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 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 他都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 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这种魄力和能 力，不断地因时日和经验而增加。在几十年后，当整个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 手中的时候，正是这种魄力和能力，加上那不同寻常的远见卓识，使得他能 够为整个的中国，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1932年到1933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 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在会昌的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钟亚庆回忆道：“1932年9月， 我在福建东留同福建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伤。部 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的罗塘区。 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 （其时任三分区政委） 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我不能起来接，收容所所长 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 叫罗所长回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等候几天。 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我过意不去，在收容所住了 四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 汉同志就到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 ‘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 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十 元，作营养费，我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亲自来 看望我，经济很困难，还给了我这么多钱，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 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五十年 过去了，五十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 同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搞四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 对革命事业深谋远虑、兢兢业业的精神，对同志体贴入微的言行举止，心里 就非常激动。”① 是的，当钟亚庆于1933年3月出院时，他没有见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 小平，因为，邓小平已被调离会昌，原因是，他已经受到了 “左”倾路线的 批判。 “邓、毛、谢、古”事件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来到了中央苏区，来到了中央红军， 并把它的触角伸向各个革命根据地。 932年 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 “左”倾冒险主 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 “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 的领导，犯有 “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同“左”倾错误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是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 务，调他 “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军权。 ① 钟亚庆 《跟邓小平同志在会昌工作的时候》。《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256 页。
1933年1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使我白区工作丧失几 乎百分之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不得不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 金，这就使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形成了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更加直接的 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一味 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 年建立了日本操纵下的伪 “满洲国”。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 统治，疯狂 “讨伐”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杀害无辜平民，使我国东北人民 沦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1933年1月，日军继续扩大侵略，强行武装占领 了我华北要冲山海关，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把侵略矛头直指我热河省。3 月初，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同时进抵长城各口，已经摆开大举进犯我中 原之势。 在这国难当头、强虏压境之形势下，蒋介石竟然不顾全国各界民众的强 烈反对，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调集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另 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五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 “围剿”。蒋介石亲自 坐镇武汉，自任 “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932年6月至10月，蒋介石首先调集十万兵力，向湘鄂西洪湖和湘鄂 赣三个革命根据地进攻，我各根据地均受到了重大损失，红军被迫撤离和转 移。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张国秦等的 “左”倾错误，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 敌人的 “围剿”，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转至川北。由此，红军对 武汉所构成的威胁基本解除。 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气焰嚣张地出动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 发动进攻。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抵制了中共苏 区中央局的“左”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黄陂、草台岗等战 斗，巧计歼敌，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共全歼敌人第一纵队的三个师， 生俘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缴枪万余，俘敌万余。 红军的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取得了 “空前 光荣伟大胜利”，而蒋介石则在致陈诚书信中哀叹为 “有生以来的隐痛！” 经过第四次反 “围剿”的战斗，中央苏区扩大到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 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全国红军三十万人，全国 共有中共党员三十万人。 第一、二、三、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是由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 正确得当的战略战术，也是由于中央苏区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同时，开展 了土地革命，毛泽东等实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 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都空前高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 和配合下，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巩固，红军一天天壮大，红军的战斗取得了一 次又一次的胜利。 但是，天下从来没有天生成就的大道坦途。有真理就有谬误，二者就像 正数和负数般的不可分割。真理，也只有在与谬误的较量中，方可显示其不 朽的光辉。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跌荡起伏。有时真理 占据主导，而有时，则是谬误占据主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施行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 东排斥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对于其他抵制 “左”的政策的同志大加排挤和
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 “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 党的领导”，大行宗派主义。 933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倾错误政 策，提出 “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 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建议，被 “左”倾领导者斥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 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即所谓的 “罗明路线”，并受到撤职处分等种种打 击。 月，中共临时中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江西。 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 责会、寻、安党和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 “寻乌事件”。 932年，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 “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我苏区南 部步步紧逼，地处苏区边缘地区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的 斗争环境中，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 但是，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却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 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缉地区的地方 武装力量，而后，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三师离开筠门岭一 带，开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力量， 进一步造成了苏区南部的兵力空虚。 1932年 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地处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 阀占领。 王明 “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制会昌中心县委 “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逃跑退却”，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 “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左”倾政策和反对“左” 倾政策的一场斗争的结果，是王明 “左”倾领导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 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战略部署。 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前后和1932年苏区中央政治局宁都会议 上，批判了毛泽东的 “富农路线”并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但是，广 大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党员和干部不赞成王明的 “左”倾政策，并对它进 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就是罗明，而在中央苏区，则以邓小平等 为代表。 会昌县的 《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中这样记载着：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 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 “左”倾错误。他们根据边缘地区的实际情 况出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会寻安三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大有改观， 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定。在具体作法上，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粉碎敌人 “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 不硬拼，不搞 “堡垒对堡垒”和“拼消耗”。邓小平质问坚持“左”倾错误 的人：这样的保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 法能行吗？而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 “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 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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