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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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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部 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 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 “武装一切工农群 众”的作法。他们认为，与其这样， “不如扩大地方武装”。 第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 “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 的口号，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 “群众负担太重”，反对大量 推销公债的作法，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第四，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 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 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 就成为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 碍。 以上关于会昌中心县委抵制 “左”倾政策的这一段的记载，说明了以邓 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是如何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的。 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被动地去执行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 帜鲜明地对 “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红七军的遭遇，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所遭受到的损失，使得像父亲这样 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于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王明的 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和宗派主义的逼人气势，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开始斗争 了，自觉地进行斗争了。 在这场反对 “左”倾政策的斗争中，站在前锋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 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毛泽覃，乃毛泽东的弟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地团委、 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从 1927年开始在赣西南井冈山、宁冈等地担 任领导工作，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 “围剿”战争，任永丰、吉安、泰和 中心县委书记。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中 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未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 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 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 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 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他们三人都是坚决抵制 “左”倾政策，因而，与邓小平一道，受到了王 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场批判 “邓、毛、谢、古”的斗争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 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 的 “领袖”。 在另一篇 《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中，点名批判会昌中心县委犯
了 “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 坑口”，提出要 “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 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 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于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 斗争。 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 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 时， “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 路线同一来源”的 “机会主义”。 月下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派到万泰、公略、永丰解决有关 问题。 月底，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由中央局代表 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 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决定 “加强和部分 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 “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 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 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 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933年4月，“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对邓、毛、谢、古四人不断进行“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 “申明”和“检查”。邓小平等四人并 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来作丝毫让步，旗帜鲜明地与 “左”倾宗派主义者 进行斗争。他们两次写出声明书，在声明书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作 法，并把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他们毫不妥协 的立场，更加触怒了 “左”的领导，他们以更加凶猛之势向邓、毛、谢、古 发起了大规模的围攻。 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 江西省委通过了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 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 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 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 “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 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次人为制造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斗争了邓、毛、 谢、古四人，而且在 “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 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 打成 “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会寻安、永吉泰搞得乌烟瘴气，而且 中央苏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得安宁，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宁广石中心 县委书记余泽鸿等都受到了打击。各地还撤换了大批干部，造成党内人心惶 惶。在会寻安三县，宗派主义者们一边排挤掉反对 “左”倾政策的人，一边 轻率地提拔了一批新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由于只能执行 “左”的政 策而谨小慎微地工作，致使苏区南部形势日趋严重，敌人步步深入，直接威 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给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毛、谢、古虽然受到批判、斗争，乃至撤职与处分，但他们都是坚 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久经锤炼的革命者，他们最终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 坚持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 地履行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 艰难的道路上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谬误低头？ 为什么 他们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意气用事？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离开革命队 伍？ 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 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 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 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真正的 革命者。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 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 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 1935 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岁。 谢唯俊，在受到 “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 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 1934年参加长征。 1935 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 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时年二十六岁。 古柏，受到 “左”的批判后，曾作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 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 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 “左”倾错误的打击， 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都是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啊！谁不珍惜青春， 谁不热爱生命？而他们，为了革命，则义无返顾地全部奉献了。 现在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的青年们，你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 是在校园内努力学习？是已走上工作岗位勤奋工作？还是终日闲散碌碌无 为？遇见社会上和个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事，你是意志坚定，信念明确，胸襟 宽阔，勇于克服？还是是非不明，刚愎自用，或者意气消沉，牢骚满腹？ 面对那些与你们有着同样的青春年华，而又经历过与你们大相径庭的生 活道路的革命先烈们，你们是否应该悟出一点什么人生的哲理？是否更应该 学习一点做人的准则和气概呢？ 是啊，在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挫折和困难总是难免的。有的人在 挫折面前畏惧了，有的人在困难面前怯步了。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对于作为 一个革命者的邓小平来说，在其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困难 和挫折，早已成为寻常之事，而每当他战胜和克服了这些挫折和困难之后， 他便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千多年前，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所伏。这就是说，祸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甚至是可以转化的。一件事情 的发生，究竟是祸是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这是因人而异，也会因时
而异。 在中央苏区遭受 “左”倾错误打击的这次事件，当时的确使父亲在政治 上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四十年后，这个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 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 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邓小平被当做 “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1971年，被毛泽 东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妄图早日篡权，阴谋谋害毛泽东未遂事泄，在逃跑时 因飞机坠毁而自我灭亡。 1972年，邓小平在他正在被软禁的江西听到了林 彪罪行始末的传达。他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 彪事件的自我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 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 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 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子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就是神圣的最高指示。 从这个批示开始，父亲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了转机，并终 于于1973年3月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 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5年，父亲再被任命为中共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的 “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父亲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 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材难得”等因素以外，三十年代的“邓、 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 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也就 是 “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三十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四十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本章的内容参考了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党史征集小组办公室1984年编写的《中 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 红星报的主编 933年5月，父亲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撤销了 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后，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了乐安不 足十天，又令他回到省委，原因据说是，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不久，父亲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 身体不好，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
贺昌在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 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父亲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 两人非常熟悉。父亲这次受到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 屈服，周围的同志们也对此很是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 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 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有一个女同志，就是朱月情。 朱月情的丈夫霍步青曾经在上海时期的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时，霍步 青夫妇、周恩来夫妇和父亲、张锡缓同在一个党小组过支部生活。后来霍步 青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和父亲也时常见面，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县委书 记，关系比较密切。 朱月情告诉我说： “霍步青是四川齐江县人，和你爸爸两个人是老乡。 他们两个人在江西，都是背驳壳枪、穿草鞋、打绑腿。他们有时在瑞金见面， 就一起去吃面条。在那个时候，肉丝面条就是好东西了，鸡呀、肉呀都吃不 上。你父亲虽然年轻，但很开朗。当时王明路线，许多干部受迫害，小平同 志提出意见，反对王明的极 ‘左’，王明就打击你父亲，给予最严重的党内 警告处分。霍步青也受到了党内警告。可是你爸爸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 很开朗，从来没有愁眉苦脸。他们都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1933年9 月，霍步青得病去世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把我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你爸 爸是总政的秘书长，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个时候，霍步青刚刚死了，我又怀 着孩子，精神很不愉快，你爸爸常常劝我。由于有过张锡瑗的教训，你爸爸 让我要生孩子时早点告诉他，好作准备。我临产时，你爸爸派了一个担架， 三个人抬着，还把他的警卫员派了去送我。二十几里路送到医院。生下孩子 后，我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孩子连一件衣服、一块尿布都没有，只好用我自 己的衣服包上。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小平同志，说小孩没有衣服和尿布，请帮 我代领我这一份红军公田，让我买几件衣物。那时候，红军有公田，每个红 军都有一份收成。你爸爸回了我一个条子，说，月情同志，像我们这样的干 部，不应该要红军公田这一份，应该让给战士。他给我领了十块钱的生产费， 四块钱的保育费，叫警卫员送来，给我解决了问题。他既坚持原则，又关心 下面的同志，而他对自己，却并没有什么照顾。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干部。”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工作上兢兢业业，原则上绝不让步；对同志非常 关心，为他们做实事但不溢于言表；对自己十分严格，无论遇喜遇悲都不轻 率地形于颜色。 其实，在那个时候，父亲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 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阿金离开了他。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 磨难，才算得 “修成正果”，才能达到涅槃超俗的境地。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生活上的一波一折，都让父亲赶上了。 生活上，他已是两度失妻 （当然，原因不同），而政治上，其实这才是 他遇到的第一次磨难，而且是最小的一次磨难。三十三年以后，他还将要遭 受两次更大的政治上的打击。 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复出得一次比一次光荣，一次比一次震 撼人心，这种经历，的确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世人评论，这三起三落，使得邓小平的一生富有特别强烈的传奇色彩，
令人赞叹。一位撰写邓小平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 （Uli Franz）写 道：邓小平 “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 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 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 家。”①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但是，一辈子没有经历过 任何磨难挫折的人，他的一生，一定平淡无奇。 父亲在1933年经历政治和生活上的挫折时，已是年近三十的人了。 别人是三十而立，而年近三十春秋的邓小平，却早已经历得大多、大多。 连政治上的大风大浪都不畏惧的他，当然更不会为个人生活中的不愉快而过 分的在意。 阿金和父亲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 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 的红军女干部。和父亲分离以后，她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 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1933年 10月，阿金受命担任瑞 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好评。1934年，中 央红军开始长征，阿金和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几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第二纵 队，也就是“红章纵队”，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任务是沿途发动群众。后来， 阿金被调到中央直属的一个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在这个休养连中， 大都是身患疾病的女同志和年龄较大的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和老大姐。长征到达陕北后，阿金担任过中 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 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长征过来的 女同志身患疾病，阿金也是如此。因此，1938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 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其时阿金正在莫斯科 郊区的一家医院治病，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有七。 父亲在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因为秘书长一职 没什么事做，父亲要求另调工作，想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 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 《红星》。父亲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妈妈对我说：“1933年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在中央 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 我被分配在少共 （青年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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