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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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详细讨论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等。3县县、区都设立了工人失业介绍所。　春节前夕，会昌、安远两县工会领导工人与老板作年关斗争，使每个工人获　得6—15元的年终补贴。3县工会领导工人与老板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保护　工人利益，11月统计：寻乌县签订了100份合同，安远县签订了59份合同。　会昌县长兴号邓老板不肯与工人订劳动合同，会昌县工人举行罢工，捉拿邓　老板游街，并罚了他300元款，结果各店老板都按期与工人订了劳动合同。　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通过3县工会干部的努力工作，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　活待遇得到了改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　　　　　　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机构中设有妇女部，负责指导会寻安3县的妇女工　作。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谋求妇女的彻底解放，宣传男　女平等，反对封建束缚，参加扩红运动，慰劳红军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　　　　　　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3县的妇女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取得了较大　的成绩。1932年　10月统计：会昌发展了妇女党员93人、妇女团员320人，　寻乌县发展了52名妇女党员，妇女团员也有相当数量，同期，安远县发展的　党团员中妇女比例占10％左右。3县妇女部经常组织洗衣队并筹集物品到驻　地红军和参战游击队去慰问。1933年4月30日，安远县安城区、坪岗区和　
　　　　　　　

东头区等组织了慰问队，带着很多猪肉、香烟、糕饼、鸡蛋和粉丝等物品，　来到后方留守处慰问伤病战士，　“慰劳队的同志向着战士慰问唱歌，亲亲爱　爱，使伤病战士简直忘记了伤病，大家都高兴得很，喜气洋洋。恨不得马上　病好就回前方杀敌人去”。　　　　　　　　　　　　　　　　　　　　　　　　　　　　　　　　　　（五）　　　　　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寻安3县人民，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和　经济文化建设，积极推销公债，支援革命战争。　　　　　会昌中心县委成立不久，会寻安3县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查田运动。　　　　　1931年11月27日，红三军团三师攻下会昌城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　分配土地运动。贫苦的会昌人民从而分得了土地。但是，也有的地方土地调　查下深入，富农瞒田不报，田地分配不合理。1932年7月，中央政府派梁柏　台到会昌巡视工作，并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政府根据汇报情况，于8月22　日对会昌县苏主席团的工作作了指示，批评会昌“土地革命斗争未深入，土　豪有分了土地的，富农有分了好田的，甚至有的地方土地还未分配”。会昌　县苏主席团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信后，对工作作了布置，抓紧了土地革命斗　争的开展，没收了土豪的家产，对全县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并于　10月　25日，召开县苏扩大会，作出“要组织查田委员会，进行彻底的分配土地”，　　“要坚决的、迅速的没收豪绅地主反动富衣的一切家产”等决议。中央政府　派了20多人组成的工作团，来会昌帮助查田。在中央查田工作团和县、区查　田运动委员会的努力下，会昌的查田工作进展很快，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　委员会和分田委员会，重新分配土地。在这次查田中，查出土豪84家，查出　被豪绅、地主、富农隐瞒的田共16824担零5升，还缴获了他们所埋藏的步　枪44枝、手枪2枝、子弹数百发，以及其它军用品。对全县的土地、人口和　阶级成份状况等基本摸清。全县居民45495家，人口206866人，其中：地主　1077家，6914人；富农1663家，16914人：全县土地，上田144999担，中　田417102担，下田752299担8斗半。　　　　　1932年，安远具通过七八九3个且的查田工作，查出全县有田共约274013　担，但全县的土地未完全分好，尤其是边区和新发展区域未曾分田，有的区　甚至没有成立查田委员会，10月，县委决定“调有分田经验的同志，组织分　田工作团去帮助分田，并召开全区土地会议讨论，限10月底要分好”。　　　　　　由于毛泽东在做“寻乌调查”时，直接指导寻乌县的土地分配工作，所　以寻乌县除边区没有彻底分配好土地外，大部分地区分得较好，人均土地　4　石余。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寻乌县委遵照中心县委的指示于1933年4月作　出决定：“（1）各区尚未分好田的乡村至迟在4月25日前分配好；（2）其　它各区在4月　15日前要组织一个10人以上的查田突击队受县苏土地部指　挥，互调到各区进行查田，至迟4月25日查好，如有豪绅分了田、富农分好　田及瞒没田的应即抽出，经过群众的意见来补助或讨论。（3）由县苏土地部　征调20个以上的有分田工作经验的党员或群众组织两个突击队，到项山、寻　南去分配土地，在4月底以前要完全彻底解决。（4）山林房屋鱼塘等，各区　未分好的同样在4月底一概分完，特别　（是）吉潭、项山更要做好工作。”　　　　　在中央和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会寻安3县的查田工作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由于受土明　“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查田工作　中的错误做法，在后来毛泽东指导下的粤赣省查田运动中得到了纠正。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极大地调动了会寻安3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　
　　　　　　　

3县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景象。　　　　　在工业生产方面。会昌中心县委根据3县的实际，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　了手工业生产。例如刨烟、造纸、染布、造船、烧砖瓦、烧石灰、熬蔗糖、　制农具等，店面和作坊增多，工人在各县职工联合会组织下，努力发展生产，　尽量满足本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了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3　县人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药、织布、利用老壁土制作硝盐。各县还开办　了小型兵工厂，修理枪支、翻造子弹、制造挨丝炮和马尾炸弹，以保障驻地　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的武器弹药的供给。　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农村大部份青　壮年已经参加红军，农村劳动力缺乏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为此，　会昌中心县委号召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冲破封建意识。学会犁田、　耙田和莳田等农活。为了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会昌县各乡村普遍　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妇女们响应会昌中心县委的号召，挑起了发展农业　生产的重担。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山歌：　“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耕　田，女人赛过男人头，亲哥看了笑连连。”由此可见，妇女成了苏区农业生　产的生力军。为了抓好春耕生产，各县、区、乡还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　负责领导当地的春耕生产，各村都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和耕田队，为红军家属　和红军公田耕田等。3县都把好田划为红军公田，仅会昌、安远就划出了3251　担。1932年夏收后，会昌县九部分区就集中了红军公田谷　1560担。　　1933　年春耕前，3县人民积极响应中心县委的号召，积极开荒造田，扩大种植面　积，增加粮食产量。会昌县茶样区一个区就开垦荒田千余担，受到中央的通　报表扬。由于中心县委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1933年夏，会寻　安3县呈现一派丰收景象。会昌中心县委宣传部发出　《为保护秋收消灭进攻　寻安苏区敌人——告会昌寻乌安远3县劳苦群众书》，号召3县人民在搞好　秋收的同时，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　　　　　　“发展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对红军作战经费经常供给和接济，是决定战　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发行革命战争第一、二期公债券，中央执委分　别于1932年6月、11月发布第13号和第17号训令。根据中央的命令，会　昌中心县委领导会寻安3县人民进行了推销公债运动，中心县委召集了各级　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推销公债问题，任务由县苏　落实到基层单位。为了保证完成推销公债任务，各级干部分别深入到各区、　乡、厂、店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因此，会寻安3县迅速掀起了推销公债　的热潮，提前超额完成了中央分配的任务，两期共推销近二十万元。尤其是　会昌县，一、二期公债分别超额完成8000元，多次受到中央的通报表扬。完　成了推销公债券任务后，3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无偿支援革命　战争的经济动员工作。会昌县工人在经济动员中，共退还公债票　216元。3　县少共县委和儿童局，1933年初，发动少年儿童募捐购卖　“儿童号飞机”送　给红军打敌人，1月统计：3县共向国家银行捐了209。77元。　　　　　为了节省开支，保障红军给养，支援革命战争，会昌中心县委指示3县　积极做好征收上地税工作，同时进行了节省运动、借谷运动。3旦党政组织　坚决贯彻　“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的政策，首先积极做好土地税　征收工作，会昌县在1932年12月，集中了59691元的土地税上缴中央政府，　安远县也集中上万元的土地税。在节省运动中，3县从各级党政机关于部做　起，3县规定党政机关干部普遍实行每天一餐粥、二餐饭，各级党政机关还　想方设法，尽可能压缩办公费用。寻乌具苏于1933年1月4日发出《重新规　
　　　　　　　

定伙食费》的通令，对各类工作人员规定了较低的伙食标准，其中机关干部　为每人每天一斤米、3分钱菜金。会昌县还认真抓了消除贪污浪费现象，全　具除茶梓、乱石两区外，党政军　（包括三分区）的经费基本做到自给。同时，　3县开展了群众性的借谷运动。寻乌县委　1933年4月5日工作计划中规定，　各区乡预定的借谷任务应在4月20日前完成。5月30日，寻乌县在区财政　部长联席会议上又作出　《关于借谷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区将向群众借的谷，　尽快送给红军。安远县集中了群众节约的950担谷，以低价卖给红军，得到　中央通报表扬。　　　　　　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会昌中心县委根据会寻安地处闽粤　赣边的特点，发展了出人口贸易，3县主要出产的大宗产品有：茶油、稻谷、　大豆、烟叶、茶叶、杉木、纸和香菇等物品，而苏区需要进口食盐、煤油、　布匹、药材等物资。为了闯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会寻安人民经常采取伪装　送葬、把货物藏在棺村里，面上放臭猪肉，或用夹层粪桶内放物品等办法“偷”　运物资，有时也采取地方武装在边界地区接送的办法通过封锁线，使物资源　源不断的在赤白区交流着，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根据当时的条件，会昌中心县委尽可能的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　等事业。首先在3县开办了列宁小学，1933年8月统计：3县共有73所，教　师数百人，90％的儿童都彼免费入学。教学课程设有：语文、算术、政治、　劳动和音乐等。教师没有薪水，政府仅供每月一、二元的伙食补助，如果家　里缺乏劳动力，耕田队给予帮工。同时，对扫盲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普遍设　立了夜校识字班，约　70％的青壮年人参加了学习。文艺宣传活动更是活跃，　3县都有俱乐部、剧社和儿童团宣传队等，他们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利用戏　剧、歌曲、舞蹈和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戏本多是自编白演。他们演唱的山　歌、快板，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例如　《送郎当红军》就是当时群众最喜　爱、流行最广、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小戏。体育活动在3县也时有开展，1933　年3月底，少共安远儿童局在开展　“四·一”儿童节活动时，举行了一天的　体育比赛，项目有：跳高、跳远、跳圈、下操、做游戏等。比赛结束后，给　优胜者颁发了奖品。根据中央内务部颁发的卫生运动纲要，会寻安3县的县、　区、乡都建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户、按照居住远近，编　成卫生小组，定期打扫公共卫生区，使城乡环境卫生发生了新的变化。　　　　　　　　　　　　　　　　　　　　　　　　　　　　　　　　　　　（六）　　　　　　以邓小平力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抵制了王明“左”　倾错误领导，自觉地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933年1月，由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　重损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　迁入瑞金后，与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为了全面贯彻王明“左”倾错误，　随即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严重错误的党内斗争。首先在福建省苏区发动了　反对所谓　“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并改组了　闽粤赣　（福建）省委，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接着，把反　“罗　明路线”斗争迅速地由福建扩展到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　　　　　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江西苏区党内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　确主张的同志同王明　“左”倾错误执行者长期斗争的继续。早在1931年　11　月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中共苏区江西省委即对这次在中央苏区贯彻　
　　　　　　　

王明　“左”倾错误的会议进行了抵制。1932年　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政治局　宁都会议上，王明一伙排斥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是，以　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　倾错误。他们从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各项工作。在粉碎国民党第四　次　“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粤军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　对堡垒”、　“拼消耗”。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　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　市、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同时扫清地主　　“土围子”，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长期斗争。在扩大革命武　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会寻安人民肩负着给红军补充兵员和钳制广东军阀的　双重任务，所以，地方武装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　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的要求　“武装一　切工农群众”的做法；在扩红运动中，中心县委主张通过广泛的宣传鼓动、　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反对用欺骗、胁迫和贿买等手段　强拉硬扯老百姓去凑数；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中心县委在坚决没收地主豪绅　和富农的财产、田地的前提下，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　“左”倾土　地政策，尽可能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确的　土地分配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因而被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指责为“土地问　题没有彻底解决”，犯了　“富农路线”错误。因为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　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理论上和　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　“左”倾错误，这就成为王明“左”倾错误执行　者在中央苏区完全贯彻　“左”倾错误的严重障碍。他们便借助错误的党内斗　争来改变这种状况。　933年2月2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发表《什么　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江西苏区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所谓　“纯　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会　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提　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　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2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　发出对会、寻、安3县县委指示信，认为　“会寻安的党所犯的纯粹防御路线　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　“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　前途”。但是，苏区中央局对江西省委的这种分析并不满足，认为省委给会　寻安的　“纯粹防御路线”所定的调子太低、没有直接指出“纯粹防御路线”　就是　“罗明路线”，“严厉批评”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对省委表示不信　任的态度。并决定由中央局直接召开会、寻、安3县党的会议，开展所谓反　对会寻安　“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以反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　开展了反对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王明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抓住所谓“寻乌事件”，作为打击邓小平和　会昌中心县委的口实。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　导会寻安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　袭扰敌人，终于迫使敌军撤出寻乌城，迅速恢复了被敌占领的苏区。在当时　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根据地特别是边缘苏区的这种流动性和不稳定状态，本　来是正常情况。会昌中心县委所采取的以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的灵活策略，正　体现了毛泽东的红军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但是，　“左”倾错误的　
　　　　　　　

执行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的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　术打击敌人，诬为　“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并开展了　反对所谓　“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　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撇开江西苏区省委，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直接　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局代表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　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在中央局的压力下，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火力”，　对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对会昌中心县委进　行了无理的指责。3月31日，会议通过《会寻安3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　诬蔑　“会寻安3县过去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　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　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　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　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还指责江西省委2月28日给会寻安3　具指示信中　“把这一防御路线看作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中间的东西”，　因此，“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　根据中央局的旨意，会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和会昌、寻乌、安远3具县　委常委；并召开3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层层开展反对　“会寻安罗明路线”的　斗争，　“在实际的工作中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开了在江西苏区反　“罗明路线”的序　幕。4月15日出版的《斗争》第八期，发表了《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　和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署名文章，批评邓小平“仍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　上，这就是说他根本上没有能揭发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实质”，认为　“罗　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江西苏区的　“单纯防御路线的　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江西苏区的　“单纯防御路　线，就是江西的罗明路线”。这些代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意图的文章，　公开指明了江西苏区也有一条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并要求江西苏区省委　立即在江西苏区开展这一斗争，“彻底改造各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这样，就把所谓反　“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从会寻安迅速扩展到整个江西　苏区，对江西苏区内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　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4月16至20日，在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苏　区省委召开了江西省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以总结江　西省苏区全省工作为名，开展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根据临时中央　　“反右倾”的错误纲领和苏区中央局的旨意，把江西苏区党内坚持毛泽东正　确主张，抵制王明　“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　打成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集中　所谓　“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议决　定把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全省的每一个支部，　“彻底肃清在实　际工作中的罗明路线”、“动员全党毫不动摇的为党的进攻路线斗争到底”。　此后，会寻安的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斗　争。　　　　　　面对　“左”倾错误的打击和压力，邓、毛、谢、古等同志并没有放弃原　则。他们在总结会上和所写的二次申明中，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　明磊落的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因此，他们受到　“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无理指责。5月5日，经苏区中　央局的批准，作出了　《江西省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　申明的决议》，指责“邓毛谢古四同志第二次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