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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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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因此，他们受到 “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无理指责。5月5日，经苏区中 央局的批准，作出了 《江西省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 申明的决议》，指责“邓毛谢古四同志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 没有任何不同”， “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总结会 后， “左”倾错误执行者对邓毛谢古等同志作了错误的组织处理，改变了他 们所在地区的领导地位，使 “左”倾错误在这些地区得到完全贯彻。邓毛谢 古等同志从大局出发，在组织上服从了这个决定，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 的原则性和个人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品质。 根据上级旨意，1933年6月8日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3县第一次党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会昌中心县委，罗屏汉当选为书记，并更换了一 部分中心县委委员，7月上旬，根据会寻安3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 安远县委进行了改组，谢玉昆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陈侃被撤职、并被点 名批判。不久，寻乌县委、县苏也进行了改组，县委和县苏主要负责人都受 到了 “无情的揭发和最激烈的斗争”。 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错误地打击和撤换了会寻安3县一批坚持 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优秀干部，使苏区干部群众一度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混乱之 中，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了使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得到完全贯 彻，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主力红 军长征才自行收场。 在反 “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批判邓、毛、谢、古四同志之后，会昌 中心县委自觉和不自觉地执行了“左”倾错误方针、政策，“左”倾错误思 潮在会寻安3县的党员干部中间泛滥，严重影响了边区的对敌斗争。因此， 中央苏区南部边区的形势日趋严重，粤敌步步进逼苏区南大门——筠门岭。 933年7月，在会昌和瑞金、于都的部分地区分设为会昌、西江、门岭 3县。 1933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8次会议。“为着开展南方战 线上的战争，克服与驱逐粤桂敌人，向南方发展苏区、深入现有区域的阶级 斗争”，第48次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南方设立粤赣省 （机关驻会昌）。领导 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县的斗争，在此之前，会昌 中心县委已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其他 干部除留会昌工作外，分别调往西江、门岭等县工作。 （编写单位还有：中共会昌县委宣传部、会昌县教育局）
在中央苏区 李维汉 一九三二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 康生接见了我，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 去。为什么白区被破坏得很厉害，特科工作又缺人，却要我到苏区去？后来 才知道，是对我不放心，认为我是靠不住的。四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已于同年一月迁到瑞金。党中央书记是博古，中央组织 部长任粥时，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 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参谋长 刘伯承，李德是军事顾问，何凯丰后来是少共中央书记。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 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那时，我对毛泽东 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 会 （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在宁 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事，都不知 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 “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 事。我在*摘自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 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 （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 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 “罗明 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 （小平）、毛（泽覃）、谢 （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 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 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 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 书长。罗明、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 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 “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 发展，下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 “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 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挤；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 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 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下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 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 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 这些正确王张被 “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 却逃跑路线，被称为 “罗明路线”。这时，张闻天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 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 “罗明路线”的报告。这 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 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 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乌，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 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游 击战争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 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十大军事原则。而反 “罗明路
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决。那时苏区的边远地区，完全是赤 白交错对立，毛泽东曾经说过，困难的是有中间派反水的问题。因为赤白交 错对立厉害，中间派中不少人反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地区还有革命 的 “两面”政权，敌人来时可以应付一下。但当时在边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 的十六字诀才行。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 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下清楚反 “罗明路线”与毛 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 你同我一起去。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 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 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 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 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 “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 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 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 “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 极参加了反 “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 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 “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 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 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 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 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 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对 “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曹仲彬 929年底至1930年初，邓小平在广西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创立了左右江苏区，后来，中共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工作。1933年初，中共 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发动了反 “罗明路线”斗争。邓小平因执 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抵制王明 “左”倾错误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 代表人物，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邓小平在打击迫害面前， 没有畏惧和屈服，而是对 “左”倾错误进行了勇敢的抗争。对此，史学界尚 无专论，有必要加以介绍。 一、纠正肃反中的 “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各苏区进行了镇反和肃反，这是必要的，但在 执行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 “左”倾错误，30年代初闽西肃清 “社会民主党” 就是错误肃反的一例。 931年 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列宁三位革命领袖举行了大会。会上红十二军的吴拙哉等十几名指战员错喊 了 “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本来，对于这些没有文 化而又缺乏国际共运知识的一般干部战士来说，是下足为奇的。但闽西党的 “左”倾领导人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制造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 党”的冤案。这一运动很快波及并影响到邻近的赣西南瑞金县。当时中共瑞 金县委书记兼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李添富等人无中生有，断定瑞金县里存在着 庞大的 “社会民主党”组织并要坚决肃清它，甚至下分青红皂白地把瑞金革 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原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等领导干部和积极分 子当成 “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加以逮捕和杀害，不少人受到株连。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先在闽西巡视，后 被派往瑞金调查处理肃反问题。1931年8月邓小平来到瑞金时，县苏维埃工 作停顿，干部情绪低落，群众存在不满情绪，全县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如 邓小平所说，当年 “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重新组织中共瑞金县委，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 此后，他深入基层和农村，听取干部和群众对肃清 “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反 映和意见，调查研究那些肃反对象，特别是被杀害者的家庭、工作和社会关 系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果断地停止了这个错误的肃反运动， 对那些在押人员作了细致的审查，很快把蒙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释放了出 来。邓小平根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掌握了原县委书记李添 富等人对这次错误肃反造成恶果的事实，果断下达命令，拘捕了制造冤假错 案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 931年9月，邓小平在瑞金锦江中学亲自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苏维 埃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肃反工作、优抚工作、劳动法、组织消费合作 社等议案，选举了新一届的县苏维埃领导人。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李添 富、谢在权。会后，又逐步建立县属以及王田、桃阳、武阳、安治、城关等 单位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吸取这次肃反的教训，健全了各级司法裁判机构， 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县城和王田、武阳、安治等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肃错的干部平反。在瑞金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推动下， “全县的局面大力改观”。
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瑞金县的工作进行检查， 4月4日作出《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其中指出，“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入偏信口供使用肉刑 ① 等，己有大的转变”，瑞金县“在某些工作上面有相当的进步”。这是以毛 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邓小平在瑞金县纠正肃反 错误的肯定和评价。 二、抵制土地革命中的 “左”倾分田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党内的 “左”倾 教条主义，推行一条错误的 “左”倾土地革命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 农分坏田”，对不同意这条 “左”倾土地路线的同志，便扣上“富农路线” 的帽子，进行批判。 邓小平在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曾以中央苏区为榜样，按人口为 标准进行平分土地，实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邓小平 “在右江地区开展 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 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② 。 为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曾和韦拔群一起在东兰县一带，深入群 众、实地考察农民土地情况。他还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县武篆镇东里屯，召 开党政军干部会议，研究土地革命等问题，井在此开办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 亲自给大家讲述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接着，邓小平又同韦拔群、雷经天、 陈洪涛等人开会讨论和研究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他向大家介 绍了红四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 命对开创和建设右江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 埃政府颁布了 《土地法暂行条例》，其中吸收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 革命的经验，诸如“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 ①，在分配土地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此后，右江的 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这遭到了党的“左”倾领导者的反对。1930 年8月，李立三 “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等人到右江革命根据地检查 工作，指责邓小平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在执行 “右倾富农路线’。 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和会寻安中心具委书记期 间，仍坚持实行毛泽东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 正确分配土地政策。他在瑞金开展土地革命期间，组织贫农团，发动农民起 来没收地主土地，把没收土地分成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力基础，实行 好坏分匀，多少分匀的原则；并规定允许各区乡留一些好田为红军公田，收 益归公，用于扶持红军和军属以及救灾等，据当时记载，邓小平在领导分田 时使 “雇农独立劳动者分上田，中农分中田，有的雇农分上田，贫农中农平 分”， “有的地方，富农还分得好田，或三分之一的好田”。然后依“抽多 ② 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再行调整，使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趋于合理 。邓小平 ① 《红色中华》第16 期，1932 年4 月6 日。 ②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8 页。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6 页。 ② 《红色中华》第16 期、第30 期。
还认为分配土地，往往“一次是分不好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要 ① 经过三四次以至好几次” 。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以劳力的 强弱作为分配土地标准的 “左”倾上地政策。 由于邓小平在瑞金等县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土地路线，抵制了“左”倾 的错误分田政策，从而使瑞金等地土地革命顺利开展，取得了较大成就。 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抵制 “左”倾的“城市中心论” 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 “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而党内的“左” 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主张在中国走俄国 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 930年6月11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 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 “左”倾中央 南方局派邓拔奇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去贯彻其 “左”倾路线与冒险计划。邓拔 奇要求红七军禽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配 合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 “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9月，红七军召 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六军的实 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干人的红 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大中 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 府主席雷经大反对出去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右江苏区。而邓拔奇及红七军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则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攻打中心城市计划， 并压制与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以违背中央决议为名，撤销雷经撤的职务， 后又将其开除出党。 后来，红七军在向柳州进军途中受挫，全军上下对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产 生怀疑，1931年1月3日，邓小平在全州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攻不攻 打桂林”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提出立即放弃攻打桂林计划，遭到邓拔奇、 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反对，却得到多数人支持。最后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 州、桂林，部队先在全州休整。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等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 作，离开了部队。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桂、粤、湘三省进行艰苦转战， 最后前委决定部队转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去 “汇合朱毛红军”。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更加坚定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向着 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 ① 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他的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是一致的，同 “左”倾的“城市中心论”是对立的。在这种思 想指导下，他反对当时 “左”倾中央提出的攻打赣州、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错 误指示。认为红军应留在苏区清除威胁大的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革命根据 地，发展革命力量，以便粉碎敌人新的 “围剿”。王明“左”倾中央因而指 责邓小平等 “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的指示的工作，完 ①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①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② 全怠工” ，是对抗党的主张。打赣州，是当时 “左”倾中央 “城市中心论” 的突出表现，邓小平等人能够公开大胆抵制这种错误主张，实属难能可贵。 四、反对 “左”倾的“进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及其应采取的军事战略方针， “左”倾 中央不顾客观实际，主观地认为是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强调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进攻路线”，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夺取政权取得全国 性胜利；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强调阵地战与正规战，主张“全面出击”、“御 敌人于国门之外”、 “两个拳头打人”。 邓小平由于反对和抵制这种 “左”倾的进攻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拥护 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错误批判。 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时处于 “革命斗争低落”时期，敌 强我弱是事实，不具备 “直接的革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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