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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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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形势”。党的任务是根据形势发展而确 定的，革命 “只能是土地革命”，这就否定了全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的措误 判断。邓小平进一步认为， “左”倾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革命任务的 规定为 “进攻路线”，“是建立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论”，是“不 ① 了解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而建立在革命低落上面的所谓“进攻路线”， 只能是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坚实基础的，这必然是冒险主义的，会遭受失败 的，实际上邓小平是否定了 “左”倾的“进攻路线”。因此，党的“左”倾 领导者指责邓小平这是 “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失望”，是“不相信 ① 群众力量”，是“对进攻路线的怠工” 。在军事战略方针上，邓小平主张“诱 敌深入”，把敌军引到群众基础好的苏区举而歼灭之；反对把红军拉到白区 去硬拼或者把敌军挡在苏区大门外进行 “堡垒战”。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 剿”战争开始后， “左”倾领导人主张打出苏区到白区作战，邓小平与毛泽 覃等则主张应把红军部队调到兴国一带或河西 （赣州以西）去集结。反对把 队伍拉到白区主硬拚。 “左”倾领导者却指责邓小平等是“退却逃跑”，是 ② “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是“单纯防御路线”。 邓小平被王明 “左”倾中央扣上“右倾退却逃跑”的帽子，进行批判与 打击，其主要借口就是 “寻乌事件”，经过是这样的：1932年 11月，广东 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趁守卫在中央苏区南部红军独立三师开赴赣东北同红一方 面军主力发动建黎泰战役的机会，乘虚向中央苏区南部进犯。邓小平当时任 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他立即召集三个县的党政军领导举行联席会议， 研究对敌之策。会议经过分析讨论，决定 “有计划的准备退却”，诱敌深入， ③ 以便乘机歼敌 。会后邓小平便率领会寻安三县广大军民“坚壁清野”，“布 置后方”， “有计划的准备退却”。结果，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寻乌县 被陈济棠部所占领。这就是所谓 “寻乌事件”。邓小平这些战略战术，是符 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 “诱敌深入”和游击战作战原则具体体现。可是在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者眼里，这是违背“进攻路线”的，是丢城失地的逃 跑行为，罪不可赦。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后，发动反 “罗明路 ②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① 《斗争》第8 期，1933 年4 月15 日。 ① 《斗争》第8 期，1933 年4 月15 日。 ②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③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线”，抓住 “寻乌事件”大作文章，批判邓小平在敌军大举进攻面前，“将 ① 整个寻乌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是 “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后将 他撤职调走，重新改组中心县委。历史证明这不是邓小平的过错，恰是他的 功绩。 五、对批 “江西罗明路线”的抗争 由于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 路线，反对与抵制 “左”倾错误领导，所以，临时中央发动反“罗明路线” 运动刚开始，就被打成了 “江西的罗明路线”。对此，邓小平没有屈服和畏 惧，先后进行了三次英勇的抗争。 933年2月22日，苏区《斗争》杂志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 的文亨，点名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继之，在临时中央的压力下，中共江西省委先后发出 《给会寻安三县的指示 信》和 《关于公布永公泰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其中 也批评邓小平犯了 “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这“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 ② 的“机会主义”。可是，临时中央竟然对于江西省委指示信和决议非常不满， 指责省委 “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是 ③ 在帮助邓小平逃避责任 。 接着，由苏区中央局出面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 会议。会议指责邓小平是 “机会主义领导”，中心县委是“会寻安的罗明路 线”，并作出了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认为 “会、寻、安 三县过去在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领导下，执 ① 行了 ‘纯粹的防御路线’”。会间还对邓小平进行了批判，责令其伺中 央局写出 《会寻安工作检查》。会后，邓小平被撤职调任省委宣传部长，改 组了中心县委。 邓小平在长篇的 《会寻安工作检查》中，同“左”倾路线进行了第一次 抗争，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进攻路线建筑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 论”。 “检查”对指责他的所谓“纯粹防御路线”解释说，“防御路线”中 的 “诱敌深入”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它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 御，而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 对邓小平 《会寻安工作检查》，临时中央领导大为恼火。《斗争》发表 题为 《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逐条地对“检查”进行“批 判”，指责它是 “一大篇糊涂的哲学，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是“替自己 ② 的机会主义辩护” ，这期 《斗争》还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把 ③ 邓小平等人由 “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升级为“江西罗明路线” 与此司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也被指为 “江西罗明路线”的代 表、 “毛谢古反党派别小组织”，而受到打击。为了把批“江西罗明路线” 推向深入，中央局又于4月16日至22日在江西博生县，召开江西党的全省 ①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斗争》第8 期，1933 年4 月15 日。 ② 《关于公布永公泰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1933 年3 月12 日。 ③ 《斗争》第8 期，1933 年4 月15 日。 ①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斗争》第8 期，1933 年4 月15 日。 ② 《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斗争》第8 期，1933 年4 月15 日。 ③ 《罗明路线在江西》，《斗争》第8 期，1933 年4 月15 日。
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名曰总结工作， 实际是批判邓小平。会间，进一 步把邓小平同所谓 “毛谢古反党派别小组织”联系起来，指责他们“是罗明 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被统称为 “邓 ④ 毛谢古” ，并对他们进行了更激烈的批判。诬蔑他们为“怪物”，“不相信 党和群众力量，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悲观失望，对敌人大举进攻表示仓皇失 措”，是 “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是“完全与党的进攻路线相反”， ① 等等 。 在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 柏一起，进一步陈述了他们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和观点，对 “左”倾路线进行 了第二次抗争。 会间， “邓毛谢古”被责令先后两次提出申明书。他们在申明中，据理 驳斥了对他们的一些指责。首先他们申明没有进行过“反党的小组织活动”， 仅仅是私下交换过一些意见而已。邓小平说，我 “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 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并且不承认自己 “右倾”，说“反右派与他没有关 系”；最后坚定地表示要 “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实践中检验谁对谁错。会 议总结亦承认， “邓毛谢古”虽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他们井没有在思想 ② 上解除 “武装”。 江西党的全省三十月工作总结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对没有屈服的 “邓 毛谢古”采取了新的措施，邓小平对 “左”倾路线又进行了第三次抗争。5 月4日，临时中央授意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 明路线的决议》，声言 “邓毛谢古”“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 ③ 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以中共 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了 《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 议》，说“邓毛谢古”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 指责 “邓毛谢古”还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决议 还给邓小平加上了新的 “罪状”，责令要他交待所谓“在红七军所执行的立 三路线，和擅自脱离红七军的行为”等问题，要 “邓毛谢古”写出第三次申 ① 明书 。同时对“邓毛谢古”分别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 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 “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此后临时中央对邓小平的所谓在红七军所执行的立三路线，和擅自脱离 红七军的行为进行正式审查。对此，邓小平再次提交了书面报告，进行申辩 和抗争。临时中央审查了一阵后，便下了了之地结束了审查。实际上邓小平 的抗争取得了胜利。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见邓小平在王明 “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关键时 候，能够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和斗争，在一切压力和打击面前没有动摇和屈服， 其精神难能可贵。50年后，毛泽东评价说： “他。 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 ④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①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②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③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①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② 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历史证明：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苏区能勇敢地抵制王明 “左”倾路线，虽受到不公正的 待遇，而这正是他的功绩所在，他所表现出的可贵精神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 习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四期） ② 转引自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18 页。
回忆眼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的一段时光 钟亚庆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同邓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共事近一年时间。小 平同志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我担任会昌县政府军事部长。后来。我任江西省 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小平同志兼任三分区政治委员。我经常向邓政委 请示汇报工作。他对我亲切关怀、支持帮助的动人事迹，至今历历在目，感 人至深。 932年5月，邓小平同志从瑞金调会昌任县委书记。当时任会昌县委组 织部长的罗屏汉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跟他在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 的重要门户，离 “红都”瑞金只有四十多里，又是一个大具，有十四、五个 区，没有军事部长，不能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建议设立军事部，要 挑选一个军事部长，便问屏汉同志： “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有无合适 的人选？”屏汉同志答： “有一个，叫钟亚庆，以前在红十一军独立营当连 长，后来任独立团副团长。这个人没有文化，但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今 年3月初，陈济棠部一个营进攻我寻乌车头，亚庆同志带领部队迎敌。双方 激战一天，敌人死伤很多，败退了。他在战斗中左肩呷负了伤，仍然坚持不 下人线，直到战斗结束后，住在寻乌西北医院，因伤口骨碎清理不净，写信 给我，我才介绍他到澄江十二军后方医院去，最近来电说，他的伤势基本好 了。”经屏汉同志这么一说，小平同志就把我定下来了。第二天，屏汉同志 打电话给我，我不在（因为那天十二军政治部罗贵波主任派我去江城区工作， 一早出发了），罗主任接了屏汉同志的电话，叫我明天十点钟不要走，他要 再打电话来。果然，上午十点钟屏汉同志的电话来了，说调我到会昌县任军 事部长。我回答说： “我没有文化，干下了，我下去。”屏汉说：“小平同 志已来会昌县委当书记，我在县委组织部，调你，是我们研究决定的，没有 文化，有文书，不用怕”。当时，我还想在正规红军部队工作，总是不愿去。 以后，小平同志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有本位思想，叫他催促我快去上任。 他们先后又打了三次电话，拖至5月底，下去不行了，我只好背上背包步行 到会昌夫。 碰巧，当我走到会昌杉塘区村时，突然遇到小平同志。他一见我就间： “你这个同志，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府去坐坐。” 我向小平同志敬了礼，跟着他到了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政府。小平同志 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 “你好调皮，老罗（屏汉）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 还不来；我又打了电话批评罗主任 （贵波），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 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袋说， “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下 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 “你不要走了，今天我到罗塘区， 你跟我去。”这里坐了大约半个钟头，我就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 罗塘区政府。晚上，小平同志叫区委、区苏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 务。第二天，恰逢罗塘圩日，早饭，区委领导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 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 “猪肉，好就好，就是少了一项。”区书问：“少 什么？”小平同志直率他说： “辣子！”区书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 把5月新番椒回来。饭后，告别了区委，出发上路。小平同志走在前，我跟
在后面，一同回到会昌县委 （地点在大榕树背），小平同志又亲自派了一个 同志，送我到了会昌县政府 （大街上的许家伺堂）。 在会昌，我在军事部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十八岁到二十五 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还有 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平易近人，对我的工作总 是热情指导。 7月，江西省军区指示会昌县委成立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 设在箱门岭芙蓉寨。分区政委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分区政治部 主任由罗屏汉兼任，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县军事部长负责。7月中旬的一天， 会昌军事部文书曾友松接了县委通讯员专程送来的委任令，对我说：“老钟， 你当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委任令送来了”，说着，给我读了委任令：命令 钟亚庆同志到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任指挥员，仰即到差，努力工作，此令。 江西军区司令部，我想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下去是不行的，我对老曾说：“我 去，你也得跟我去。”曾友松说：“你不一定说得准。”我说，我会向小平、 屏汉同志奏！第二天，我去到县委，找了屏汉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屏汉 说： “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我听后连即到 了小平同志房间里，屏汉同志也跟着进来，我说： “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 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曾友松跟我去。”小平同志说： “我知道你 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有一支曲 尺手枪、一支驳壳枪，便说：“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 小平同志停了一下，屏汉同志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 小平同志接着爽快他说：“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我说：“晓得慨！” 小平同志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枪套、近百发子弹都交给我，最 后说： “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我应了一声“唔”，兴奋地告别了小平同 志。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接着组建三分区边区游击队，部队从会昌 红色警卫连一百二十多人，逐步扩大，原独立团的伤兵出院后有二十多人， 也参加了边区游击队，共一百四十多人，驻在会昌与福建交界的东留。不久， 省军区派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瑞轩，参谋刘×× （瑞金人）。吕、 游二人都是从正规红军调来的，我怕领导丁了，就去找邓小平、罗屏汉同志。 他们两人都鼓励我，小平同志说： “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用怕， 不要自轻，要有信心，有问题就同我讲。”小平同志给我壮了胆，便试着干 了。半个多月后，福建钟少奎部一百多敌人进攻太阳桥，我接到情报后，立 即叫参谋长开会，研究作战部署，参谋长的意见，当面同敌人接头打；我的 意见是，部队分开两路，引诱敌人进来，然后集中人力把它消灭。但吕、游 下同意。于是，我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和特点，敌人装备好，经过正规训 练，来得凶；我们装备差，地形熟，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操的打法，比较 有把握。吕、游最后同意我的意见。部队分为两路，参谋长指挥一路，我带 一路，事先交代好部队，敌人不过桥，不汗火，战斗一打响，我指挥赤卫队 先同敌人接上火，等敌人冲过桥来了，我们两路部队一齐开人，敌人死伤八、 九个人，狼狈逃回去了。这一仗，我们缴了敌人十二支枪，自己没有伤亡。 那时，我把战斗情况书面报告了小平同志，后来还亲自主找小平同志当面汇 报了战况。小平同志听后鼓励我说： “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那里学 来的？”我说，是屏汉同志带的。屏汉同志接着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谋的。”
同年9月，我们在福建东留又同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 我又负了重伤，部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 到会昌罗塘区，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接了战报，知道 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大坐船到会昌去医治。 我叫罗所长回电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听候几 天。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9月天气炎热，我搭了 一条小船到了杉塘区，傍晚抵达会昌六祖寺医院。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 汉两同志就来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 “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 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 十元，作营养费。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到 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五十年过 去了。五十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同 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槁四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对 革命鞠躬尽瘁，对同志体贴人微的言行举止，心里就非常感怀。 （原载《党史文苑》1990年第6期）
邓小平在中央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余伯流 邓小平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党所领导的中国 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 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过程中，执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①建树了卓著的历史功勋，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阐发和弘扬。 邓小平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2月到达崇义至1934年10 月开始长征，共战斗、工作了四年零八个月，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会昌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江西省委宣 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红星》报主编等职务。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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