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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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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
“不完全是。只是，他看起来那么孤独，简直无药可救，而当时的我应该算是他的同类吧。我们是一种人，但是一种人难免会有些彼此仇视。”她说。
“嗯。”
“所以他死了，这真的没什么。”她说，“那个情人节的下午，我陪着小杰去了复兴公园，他穿着件厚厚的夹克，但是我看见里面病号服的领子了，心里就觉得很难过。回去的时候他说要走回去，我看他脸色一点都不好，就帮他叫了辆车，塞给他五十块钱。没有其他任何事情是我可以帮到他的了。”
这时候店里已经聚拢起更多人，他们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有很多下班后独自来吃碗面的人，他们一边对付着面前的食物，一边紧紧盯着手机或者报纸上的新闻，吃完以后心无旁骛地推开椅子离去。我们身边的两个女孩则始终保持着飞快的语速交谈。短发的女孩说她妈妈的同事为她介绍男朋友，家里没有房子的想都不要想，直接就被她妈妈拦截掉了。另一个浓妆的女孩说她的妈妈说不能嫁给医生，因为医生是要三班倒的，而且医院里面那么多小护士天天盯着，这可怎么吃得消。
我们俩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你看，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我说。
“切。”她撇撇嘴。
其实我真的是这样想的。看她们说得起劲，几乎连筷子都来不及动，面前的两碗面简直要胀开来。我不由担忧起来，要是阿婆还在，一定会当堂让她俩难堪的。
我们结账付钱以后走出面馆，站在马路边点根烟。她不再那么冷了，说我们不如随便走走。这儿离着咖啡馆很近，但我们谁都没有提出要去那儿，甚至还小心翼翼地绕开那里，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无法描述心中的感觉。可是一旦吃完饭不去咖啡馆，就简直没有地方可去，稍走出两条马路就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干脆还是绕回停车场去取车。
停车场边上是个体育场，有一群穿球衣的男孩在里面踢球，天慢慢暗了，聚光灯从高处打下来，把草坪衬得碧绿，每个人都拖出条影子来。他们跑动着，彼此呼喊的声音却隔得很远。我们趴在铁栏杆前看了一会儿。
“真像我很久以前做的梦啊。”她说。
我侧过脸去看她，灯光从上面照下来，把她睫毛的影子也拖得很长。然后我们继续走，不时踢一脚地上的易拉罐，或者看一眼柱子上的小广告。等到开着车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车亮起了油灯。于是我们开车去了最近的加油站。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刚刚吃过晚饭正准备要出夜班的出租车，亮着绿色的顶灯。我们挨在队伍里，开着收音机，谁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过了多久，队伍迟迟不动。有个男人从前面朝我们走来，敲敲车窗。
“前面有油车在卸油，我们都准备去其他加油站了。”他弯腰说。
“附近还有哪儿有加油站啊。”微微探出身体去问。
他絮絮叨叨指了一通路就走了。前面的车也都陆续掉头，我们往前移了一段距离，她转头问我说：“我们要换个地方么？”
“你着急回家么？”
“时间还早。”
于是她干脆熄了火等待。我们把车门打开，从近旁的荆棘丛里间或听到虫鸣，也有风吹来。我倒希望时间停滞一会儿，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也没有什么可逃避。她拿出润唇膏来慢慢涂，然后点了根烟递给我，烟嘴上也都是润唇膏的味道。然后她把座位调得往后靠了靠，看看我说：“这个座位上很久都没有坐过人了。”
“你刚拿到驾照的那天，也是我坐在这儿。”我说。
那天我们沿着高架慢慢开，竟然直接开上了去往苏州的高速公路。这是她第一次在真正的路面上开车，也是这样的季节，或者还更早些，我们轮换着抽烟，把车窗打开时，发动机的声音就盖过了车厢里的音乐声。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想去，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做，只是随便开着车兜兜转转。我们的心里紧张害怕得要死，不过都没有表现出来。我死死地抓住副驾驶座旁边的把手，每次旁边有车擦身而过的时候，都觉得要撞上去了，命悬一线。我再偷偷看她，她紧抿嘴唇，眉头皱得死死的，背挺得笔直，早就出了整头的汗。
我们一鼓作气开到苏州，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紧张得几乎虚脱，连胃口都没有，只互相看了一眼说，还是回去吧。回程的时候天都黑了，大光灯只能照亮前面一小段路，为了给自己打气，我们一路放着陈升的歌，在座位上跟着小声哼哼。最后开回咖啡馆以后，我们俩车门都顾不上关拢就赶紧下车抽烟。店里的男孩子们都跑出来看，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远光灯关上，开进市区以后折腾了半天。那会儿它把整条小马路都照得透亮，胖子叼着根香烟摇摇摆摆地走过来，随便一弄灯就灭了。之后他也不看我们一眼，没事儿人似的走回去，我们都知道他心里总能为这样小小牛逼轰轰的举动而得意坏了。
“后来有一次我在高架上出了车祸，下暴雨的天气里撞到了护栏上。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什么，撞上去的时候只觉得可能这就要死了，心里一片空白，没有什么惦记着的人，也没有记忆的闪回。就想着，这么死了，可真荒唐。”她说，“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是把保险杠和大灯撞坏了而已。”
“嗯。”
“然后我从车里出来，不知怎么特别想见你，劫后余生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想要跟你一起去吃顿火锅烧烤什么的，大鱼大肉。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在上海还是北京，但即刻就发了消息给你，你隔了很久都没有回我。”
“我在北京，那段时间里天昏地暗的，手机常常关着。”我不由想要解释。
“没有关系，我不是要怪你，我能理解你。”她说。
我们都没有作声，又点了根烟。“有点冷哎。”她说着，关上车门，然后又是长长的沉默。前前后后的车都熄了火，静静地趴着。这就像是工作日打烊时的咖啡馆，几乎没有客人了，我们有时坐在窗边的沙发座旁，有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整个冬天胖子都说要在门口放两把煤气伞取暖，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有一天，戏剧学院里的年轻男孩们对着一个穿短裤路过的女孩吹起口哨，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夏天来了。四季的更迭曾经是用这样的方式展开的。回望当然更容易。我想。
过了很久，前面的车抖动了一下，亮起尾灯来。渐渐地所有的车都发动起来，我们像从一场寂静的梦里醒来，从后视镜里互相看了一眼。我心里涌出些温暖，现在想来，能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彼此心安理得保持沉默的人，也只剩下她了。比起一个可以一起沉默的人来说，要找到一个无话不说的人反而更容易些。
加完油以后，她打开导航仪。
“哇，你导航仪的牌子叫迷航。”我说。
“明明是远航，阿姐！”她叫起来，隔了一会儿她说，“前几天晚上看了个恐怖片，讲一个镇子的人都被浓雾困住了，巨大的怪物从大气层外面闯进来。男主角被困在超市里，几天几夜的，所有人都绝望了，费尽力气抢到辆吉普，亮起整排的远光灯，往迷雾外面开。最后开到没有油，依然没能开出迷雾。”
“后来呢？”
“后来，后来忘记了，只记得到处都是灰蒙蒙的雾气，看不见一米开外的风景。”这时我们在高架上，窗开了条缝，外面快要下雨的样子，有水汽蒙在玻璃上。我也并非不再难过，但是痛感在迷惘面前显得毫无力气。“我最恨亮油灯了，有时在夜路里怎么也找不到加油站，一路往前开，路边的景色又变得非常萧条。好像最后几滴玩意儿随时都会用尽。”她顿了会儿说，“你知道的，好绝望。”
拾壹 ◇
在我们去怀柔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这是我与阿乔在北京最后一次出行，其实也是第一次和惟一一次。我们把冬天远远地甩在身后，像是驾车逃离世界末日的场景，高速公路两旁皆是北方夏天的风景。强烈的阳光在柏油路面上反光，远远望去像是一道道水洼。我们一路放着喜欢的音乐，有时他把车窗摇开抽根烟，也递来给我抽一口。半个小时后，我们开进一整片乌云。刚才的太阳转瞬不见，雨点砸在挡风玻璃上，不得不立刻把雨刷打到最快，才勉强看见几百米开外打了双跳灯的前车。
我初初有些害怕，却又很快在瓢泼里找到一种久违的无畏感。这就像是在无数个黎明之前我们陪伴着屏幕里的人类与僵尸厮杀，末日感死死抓住我们，大致就是眼前的场景。雨水把一切都隔开，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世界。这样反倒让我觉得安心起来，甚至暗暗希望眼前的一切持续下去。我失去控制地踩着油门，仿佛雨幕的更深处正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
“你能开得慢些么？”他说得有些迟疑，甚至抓紧一旁的扶手。
“我能控制得住。”我冷冷回他，赌气般地并没有松开油门，其实死又如何。
“非得那么固执么？”他气恼起来。
谁又不是呢，我心想。
前一个晚上我坐在他的对面，就在我要张开嘴巴、鼓起鼻翼的时候，他失去了耐心，大声对我呵斥说：“不许哭，他妈的动不动就哭，我最烦看到你哭！”于是我半途收回眼泪。再往四周看看，触手可及之处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早就都已经在之前的无数次争吵中被敲光了，房间的每扇门在被反复摔过以后，所有的门锁都掉了螺丝。
浑身都疼，骨头也疼。在我们的世界里，全部都是误解和词不达意，却又偏偏想要费尽力气去说话。去说，原来是这样的。去说，我并非像你所想像的那样在思考。去说，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往艰难险阻里一路滑过去，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毫无意义的反复争吵中，我的语言表达系统早就毁坏，我从书里翻到那句话，“现在需要的是忍耐。抛掉话语，话语都会变成石子。”
我总算是受够了自己的幼稚。太疼了，骨头、心脏。人与人的近距离相处太痛苦，我们也开始质疑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相互交流这样的东西，也没有心灵相通，人人都陷在深深的孤独里。我只能用指甲死死掐住胳膊，好像痛感真的可以扼紧我的脖子一样。不要再解释到底我在说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讨厌什么，我喜欢什么，毫无意义。我有些明白为什么四处撞壁，大概是因为在孤独的绝境里想要贴近心灵的举动。而如果把我们自己筑造在四周的墙壁拆除又会怎样，我们小心翼翼，谁都不敢先去动这样的念头。
我们在车里保持着死一样的沉默，有时候我想，只要他不开口，我就可以一直这样沉默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我宁愿是这样，便不会再被话语的尖利石头伤害到。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过了一会儿他柔声说：“现在可是吃虹鳟鱼最好的季节，这儿有间熟悉的饭馆，那儿的老板片出来的鱼片薄得跟纸一样，入口即化。”
“哦。”我说。
“不是一直抱怨说我们俩从来没有离开过房间么，为什么还是那么丧气。”他说。
“没事了。”我努力对着他笑了笑。
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快就开出了乌云。再一次没有如愿以偿地死去，世界又以清透的姿态出现在了面前。其实我的心又再次变得柔软了些，而即使如此，后来想起来，大概也就是在那个冲出乌云的时刻我下了决心要离开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总是更残酷的那一个，也不想要再辩解，到底是什么教会了我残酷。这些都不再重要。
我们在偏僻的地方找了间客栈，走几步就能到湖边。客栈是民宅改的，因为并不是周末的缘故，竟然不见人影。阿乔唤了两声，我们又在空荡荡的院落里等了一会儿，像是被抛在了记忆之外。隔了许久，才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小弟。他手里拿着盒饭，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有客人光顾，一副诧异的模样。他呆呆站了一会儿，赶紧跑进后面一间小屋里拿钥匙，小屋的门敞开着，里面的电视机里在放一个香港武侠片。
“生意总是这么冷清么？”阿乔问他。
“昨天这儿还是客满的，周末的时候会热闹些，平日里没有人来。”他有些羞涩地把钥匙递给我们，转而又说，“蚊香用完了，我得再找找看。”
我先去房间里把包放下，因为沿着湖的缘故，墙壁与屋脊都透着些潮气，散发着霉味，像是回到了南方。打开窗户，院子里的植物就伸展进来，我盯着墙角一只缓慢爬行着的蜗牛看了许久，断断续续听到院子里他们俩的寒暄。他们聊起这儿的天气、昨晚的足球比赛。与我不一样的是，阿乔总是能够忍受所有无聊的对话，哦，谈不上忍受，他甚至乐在其中。最后他们总结般地说：“今天的云压得有点低，待会儿可能又得下场雨。”我隔着墙壁都能够想像，阿乔或许还抬起头来，认真地望了望天空。他总是这样的，对于一切日常都保持着煞有介事的认真。有时候我根本无法再欺骗自己，他并不如我一般享受与世隔绝，他只是被我拖入其中，没有找到解脱的途径。
我们在房间里点好蚊香以后，便去外面走走。不知不觉已经是傍晚，有人在湖里洗东西，也有炒蔬菜的香气从一些窗户里漫出来。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一样，很快想起来，若是在平日里，这会儿正是我独自出门赶去菜场的时候，时常与摊贩们之间的寥寥数语就是我一天里说过的全部的话。有一回卖鱼的摊儿来了个面生的男孩，给我捞鱼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臂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我差点儿就忍不住要开口问，你的手臂怎么了。又把话吞回去，总归不是很想承认自己的孤独。所以此刻与阿乔拉着手，走在其他人生活的场景里，竟然感觉有些，生疏。
经过间小小的道观，一位穿了褂子的男人坐在门口摇扇子。阿乔驻足看了两眼，扭头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我摇摇头。
“算一次多少钱？”他执意往里面走。
“愿意给多少都可以。不给也没有关系。”男人说。
“你能在外面等我一会儿么？”他看看我，其实也不是在征询，然后就跟着男人走进里屋，拉了层帘子，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没有告诉过他，我去算过一次命。同事间早早相传有个算塔罗牌的女人很神，我从他们那儿要来地址。她住在半间四合院里，像几乎所有算命的人一样，养着只灰色的暹罗猫。我从路边买了些水果与鲜花当做礼物，但心里其实对于结果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期望。只是当时的走投无路感过分强烈，面对前方的道路也彻底丧失了选择能力。
她坐在我对面，让我在心里慢慢想清楚那个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试图回到事情出了错的地方，但其实根本无法从过往的记忆中理出头绪来。所以我干脆想了个简单明晰的问题，三个月以后我会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奇怪的是，虽然记住了问题，如今却想不起来当时摸到的牌究竟是哪些，也想不起来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大概只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而已。我心里也并没有真正做好一个寻求确切答案的准备。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交谈，对我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交谈。夜深以后，我们都疲惫不堪，她从蒲团上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吃些面条，她说她做的西红柿打卤面极其美味。我非常饿，便也没有推辞。于是她去厨房里打蛋，切西红柿，再剥几颗大蒜在油锅里爆香，动作都是心定气闲地一气呵成。一边烧开水煮面，一边随手在水龙头底下洗两株油麦菜。她对我解释说这也是她母亲最爱做的面，明明是一样的做法，但做出来的味道却会非常不同。她喜欢把西红柿用小火炖得更酥烂些，汁水也收得更黏稠些。
所以在等待收汁的时间里，我们就站在厨房里聊了会儿天。我没话找话地问她是不是每天都自己做饭，她说差不多，有时候她弟弟也会住在这儿，他也喜欢做饭，做的面条又是完全另一种滋味。接着她说起她的弟弟来，她说他俩小时候没在一块儿长大，弟弟被父母带在身边去了城里生活，她自己则跟奶奶一起住在山上。那会儿她在山上养着头小鹰，会站在她的肩膀上，跟着她去上学，神气得不得了。
她问我说有没有觉得她现在变得驯良许多，我笑着点点头。然后她又说院子里那棵香椿树再过一个月就发芽了，招呼我到时候再来做客，说是到时候不算塔罗牌也没有关系，就专门来吃香椿炒蛋好了。我说我们南方没有香椿树，她多少有些惊讶，向我描述了一番春天的情形，说每到春天香椿发芽的时候，用晾衣竿从树上够一够，摘下来的香椿打两个鸡蛋，够炒一大碗的。
这么说话间，面条就煮好了。她的面条是北方做法，干挑。又盛出两碗漂了菜叶的面汤来，说是原汤化原食。我们坐回到刚刚的位置，把桌上的零碎收拾起来，面对面地吃，并不再多说话。食物带来的温暖所起到的治愈作用，成为那个夜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时窗外毫无预兆地下起一场雨，伴随着惊蛰季节的雷鸣。她问我有没有带伞，我自然是没有。于是她提议说如果不嫌弃早上会被猫吵醒的话，可以睡在她的客厅里。
我自然是没有留下来过夜，从心底里来说我不是一个可以真正放松下来的人，面对热情也难免腼腆起来。等到雨水小了些，我起身告辞。我想我心里是得到答案了的，虽然并不明晰，却觉得重新获得了些勇气。临走时我看到院子里面那棵湿漉漉的香椿树，半截够到了屋檐外面。
她把我送到门口，突然问我说，最近常做梦么？
我说是啊，每天都会做，不过醒来以后很快也就忘记了。
她说下次试试看，醒来的时候不要挪动身体，不要睁开眼睛，这样才能把梦记住。我说好，我没有告诉她说那段时间里噩梦连连，有时候在梦境里大哭，醒过来却是没有眼泪的，只能说是，做了难过的梦，也不要难以相信。想要的明明不是记住，而是忘记。
去算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阿乔，我之后也再没有去过那间四合院，虽然偶尔会想起，却又觉得好像一切都并没有真的在生活中发生过。只记得那天从院子里走出来，外面的雨变得很小，我似乎闻见一丝春天的暖意，伴随着植物的清香，但转瞬而逝，照旧是那么冷，从路灯下看，雨水里夹杂着细小的雪花。
这会儿，阿乔与那位不辨真假的道士已经在小屋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在门廊里等得有些累了，便沿着湖走走，找了级石阶坐下来。对岸的小饭馆已经沿着湖摆起了露天的饭桌，正对面的两张大圆桌上分别坐着两个中年游客。背包和相机都挂在椅背上，各自要的小菜又摆了小半桌，再加上几瓶啤酒，倒也显不出寂寞来。我心里不免称赞他们，我从来无法一个人去旅行，难道一个人待的时间还不够多么。
他俩在酒肉下肚后就干脆隔空聊起天来。他们一个从广州来，一个从重庆来。一个问说你们广州这几年发展得怎么样。另一个就答非所问地说起一桩刚刚从报纸上读来的反腐案件。这么说着，椅子也越靠越近，最后干脆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起酒来。这时候天也暗了下来，有条船来来回回两次，第三次经过的时候，船夫站起身来朝我挥挥手，我也只好轻轻点了点头。再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喝足了酒，收拾起东西，大步走到另一桌，与那位萍水相逢的人握了个手，潇洒地转身走了。
人与人之间这样的相逢大概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阿乔从布帘里走了出来。
“好长时间。”我说。
“嗯，就好像是把一生都聊完了。”他看起来很累。
“他说你能活多久？”
“可以活到八十九岁，其间五十三岁的时候会遭一次劫，生命就再减去三年。”
然后我们一起去吃虹鳟鱼，喝了些酒，说了点其他事情，并没有再提起算命先生说过的话来。空气里田野的气味都是陌生的，到了夜晚就带出些凉意。这好像是第一次，我们俩安于一种沉默，仿佛彼此已经经历过多年的婚姻一样，齐齐望着远处升起的孔明灯发起呆来。我竟然觉得安心，当然随之而来的，又是无尽的伤感而已。
深夜回到旅馆时，依然只有我们这间屋是住了人的。小弟的房门半掩着，电视机里播放着言情剧。我们关拢起门来，仍然能够断断续续地听到那边传来的声响。这样在床上坐了会儿，又互相望了一眼，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笑起来。
“等会儿也不能弄出很大的动静来。”他说。
然后我们坐在床边接吻，比起平日里来他显得更认真些。他衔住我脖子后面的一小块皮肤，湿润的嘴唇竟然让我浑身颤抖。我能感觉深色的潮水向我扑面而来，我不知是否应该躲避，其实也无法动弹。我空睁眼睛望着他身后，墙壁上的霉斑、静止不动的蜘蛛，窗外电视机的声音变得很模糊，倒是起了风，树叶的沙沙声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有时候我并不愿意承认或许我们更沉迷的是彼此的身体，这种热情在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以后也并没有丝毫的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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