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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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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棺抛摺！�
鲁迅出过十几本杂文集，这几个年轻人，想来也出过六七本思想随笔集了吧，也就是，正走到鲁迅第一段路的中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不想说什么刻薄话了，君其勉旃！
还得补充两句，对余杰，摩罗，孔庆东诸位，我的态度与对谢冕和他的那几个弟子不同，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好的。先拿出几本有分量的文学创作或是学术著作，再当什么思想随笔作家不迟。路要顺着走，不能倒着走，那样子不好看。
酷评钱锺书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韩石山酷评钱锺书
钱锺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赞美他的，和批评他的，很可能到头来都是一样的不得要领。从小说层面认识他的，看到的是他的诙谐、多智，是个东方朔一流的人物。从学术层面看他的，看到的是博学多识，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若是想到他成名于解放前，生存最久的又在解放后，处逆境而自甘淡泊，受尊崇而不事张扬，还得说是个耿介之士。尤其是他的死，那么平静，那么简约。综合这几点，可以说，只有他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过是瞎子摸象罢了。
我对钱氏，绝无一究其底里的奢望，只是对他的为人与为文，有一些兴趣。写他的“淫喻”，评他的“赞语”，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对他的为人与为文，能会心地一笑，已然是了不起的理解。虽然如此，在别的文章中，对他的学问，也说过一些不恭敬的话。记得曾说过，要靠他的《管锥编》打通中西文化，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还说过，他的学问有多大，若用白话文写出来，就全明白了，用文言文写出来，实在不敢恭维。为这几句话，还受到几个坚定的钱迷的攻击，说我是无知，是伧夫。我没有辩白，本来就是伧夫，就是无知嘛。
然而，待到钱锺书、杨绛夫妇，为《围城》的校注本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大张挞伐，为《钱锺书与》一文的笺证对辽宁的范旭仑、李洪岩提起诉讼，我就觉得这两位大作家大学者做得有些过了。偌大年纪，偌大名气，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些许小事上动真格的呢，“四人帮”肆虐多年，也没见你们动过这么大的气，怎么几个年轻人不过是因为热爱你们才校注、笺证你们的作品，就这么不依不饶呢？莫非钱、杨这样的大智者，到了晚年也会像常人一样糊涂了吗？
钱锺书的“淫喻”
“喻有两柄复具多边”。这是钱锺书先生对比喻的卓识，颇为人称道。两柄执何柄，多边据何边，却不能说与取喻者的心性没有一点关联了。不是精确的统计，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瞎猜，根据一点确确实实的感受，我忽地悟出，钱先生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薄薄的一本《写在人生边上》中，顺手就可捡拾这么几例——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
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
对一则伊索寓言——老婆子想让母鸡一天下两个蛋，便加倍喂养，结果鸡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钱先生却说：“伊索错了！他该说：大胖子往往小心眼。”似乎和男女之事无关，细想一下不难明白其奥妙所在。
有本传记中说，钱先生一九七九年访美归来，将英制烟斗赠予友人，也俏皮地用了个“淫喻”：“我自来不吸烟，好比阉官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用否？”于此或许可以看出，这样的妙喻，钱先生平日也是“曲不离口”的。
若有人将《围城》中的比喻摘出来，作一种统计学上的考察，这类由男女之事取喻的例子，怕也不会少。
《红楼梦》里有意淫之说，那是第三者的宏伟蓝图，比手淫便捷而不实用。钱先生取喻多涉男女之事，可说是“喻淫”了。只是这喻淫较之彼意淫，要艺术得多，也高尚得多，可说是一种雅淫。盖因男女之事，是世间最平常之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此取喻，最能为人理解。文字典雅而内里涉俗，又由极俗而体味出极深的意蕴，正是取喻的精义。
然而，行文中述及男女之事，也如同猴儿从火中取栗，稍一不慎，便会烫着自家的手指头。正惟其有这种危险，烫与不烫也就看出了技艺的高低。钱先生的高超处在于，他从男女之事取喻，只让你感受到作者的聪敏机警，却绝然不会想到龌龊。这一点，对当今的文学创作或许不无小小的启发。再往开里说，联系钱先生少年时的“顽劣”，如与堂弟锺韩在隔扇上刻“刺宝宝处”等，还可看出这位大学者品格中最富人性，也最为明丽的一面，不知众多的钱学家以为然否？
钱锺书的赞语
钱锺书赞人，语多夸饰。早就想写这么一篇小文章，正好来了个引子。
今天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锺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证据是《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
作者还说，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中华读书报》第三版）
此文作者马斗全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同校同系的校友，不过我早他十多年离校罢了。这几年马先生的文章车载斗量，风行天下，我是极为钦佩的。看了这篇文章，却不免生智者千虑之叹。
先得说清，能得到钱先生的赞赏，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这不光因为钱先生是当今的“文化昆仑”、“博学鸿儒”，还因为钱先生素有出语刻薄的“恶名”，你想嘛，一个连吴宓这样的老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能看得起谁呢？这样的人忽然有一天对某人表示“极佩”，此某人该是何等了得。文中为了坐实“称赏最甚”四字，还给钱先生添了一个“莫须有”的品质，说钱先生“对文化界一些人士的评论，如他治学一样，极为严谨负责，从不轻易称赏什么人，更不廉价地送人以溢美之辞，为文化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且不说年轻时和年老时不一样，写信和写小说不一样，就算确有其事，确有其言，怎么可以当真呢？
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
像这类动不动就“可惊可佩”的信，钱先生在世时，不知写过多少封。手边有本《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出版，范旭仑等编），内中有篇《钱锺书书札书抄》，随手摘录几则看看。
给罗家伦的信中说：“喷珠漱玉之诗，脱兔惊鸿之字，昔闻双绝，今斯见之。”罗家伦的诗和字真的就这么好吗？可罗是他的校长，不这么说你叫他说什么？
给孔凡礼的信中说：“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柢，叹佩之至。”对一个年轻人，钱真的就佩服到“至”的程度吗？
下面四句赞语，是从四封信里摘出的，请猜猜是给何许人的：
“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
“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
“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
“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
打死你也猜不出来的。告诉你吧，这是称赞一位叫何新的年轻人的。
是不是钱先生真的不负责任，就这样随意夸赞他人呢？不是这样。这只是个礼数，该说什么他还是要说的。比如赞何新的第一条，何来信中可能想要钱先生一本书，钱先生说他新出的书“为友好索尽，未由呈献通人，尤所疚憾”。只看字面，自己的著作不能呈献给通人指点，你以为他会难受得要哭吧？错了，他只是要说“不给”，至少也是这次给不成了。再如赞何新的第四条，何的来信中似乎要以钱的某书为题写文章，钱说：“你可写文章的题目很多，何必用拙著呢？”等于明说“我的著作不用你评”。
像这样的礼数，还可以举出一些。过去的时代，教师给学生的信中多称学生为兄，比如鲁迅与许广平相恋前，给许的信里就称许为兄，绝不是鲁迅早就心怀叵测，要先在辈分上拉平从而恋爱之。闻一多信中称陈梦家为兄，陈是闻的学生，不知轻重回信自称弟，闻大为恼火。叶圣陶先生晚年送客，总要送到门外且深深鞠一躬，据受过此礼的人说约九十度，你若遇上了，千万别以为这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最有趣的该是梅兰芳了，他是京剧大师，请他看戏想得到赞评的人特别多，据说梅先生看了别人的戏总要赞一声“不容易”，你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好不容易，也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差也敢演真不容易。
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锺书称赞——不可当真”。
反叛了的“钱迷”
一九九八年的文坛，似乎平平淡淡没什么新花样儿，不像一九九七年那样，从年初就闹起的“马桥事件”，到年底都完不了。那是你不细心。细心的人们仍可发现，在这平静之中，还是有几个热点的。一是对知青作家文学品质的指摘，一是“钱迷”的反叛。这里只说后一个。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六月十七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刊出范旭仑、李洪岩联合署名的长文，题为《杨绛一文指疑》，其中指出，杨绛说钱锺书怎样敬重吴宓是没有的事，反而钱锺书当年那句有名的刻薄话，即“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却不难坐实。
六月十八日，广州的《读书人报》上刊出范旭仑的文章，题为《立传要对传主负责》，表面看是批评新近出版的《杨绛评传》（孔茂庆著），实则是批评杨绛本人。
比如对书中所说，杨绛“一九三二年春东吴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作者认为杨绛并未在东吴大学毕业，不过是这年春天学校因风潮停课，北上清华大学借读，并没有考取什么研究院。
这样的材料，一般不会是作者编造的，大都有明确的出处。果然，一查就查出来了，在《杨绛小传》上，载《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三卷第432页。根据全书的体例，这篇文章当是杨先生自己的作品。至于考入的时间，《杨绛小传》说是一九三二年秋，又在别处说是一九三三年秋，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256页。除非老糊涂了，世上哪有自己弄不清自己的最高学历是哪年开始的？不说哪一年了，作者说他翻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都没有“杨季康”（杨绛本名）三个字。“研究院新生名单”一九三二年度外国语文研究所只有一人，就是赵萝蕤。
这里我插一句，范先生的话不很严密。据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第二页上说，“惟一的同班同学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我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可知一九三二年外文所还有一个学生，只是亦非原名杨季康的杨绛先生。
说一个著名学者在学历上造假，这是很重的。
范旭仑和李洪岩，都是铁杆儿的“钱迷”。范、李二人合编过《钱锺书评论》，两人在书中曾说：“我俩做钱迷，迷龄都快二十年啦。”
然而，无情的现实，曾给过“钱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记得就在去年某月的《光明日报》上，赫然刊出范旭仑、牟晓明二人的道歉启事，说他们未经钱先生的允许，编辑出版《记钱锺书先生》怎样的不对，并特意说明，书中所收《杨绛笺证稿》一文割裂了杨先生的作品怎样的不妥。
我当时看了，既惊讶又不以为然。这样的启事，若是钱锺书与杨绛两先生不追究，是没人追究的。
年轻人的做法，即便有什么不妥，也绝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实在是太热爱钱先生和钱先生的作品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私心的话，顶多不过是想在众多的“钱迷”中占据一个较高的地位，将来若成立钱迷协会，弄个副会长或是秘书长当当，不过是揽个跑腿的差事罢了。更高的职务比如会长，肯定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这样的热心人受到被热爱者这样的惩罚，实在太让人寒心了。
对于钱先生的学问，我没做过研究（《管锥编》仅看过两本），不敢说什么，但有一点是敢说的，那就是《管锥编》等著述用文言文写作，我是不敢恭维的。不管他的文言文写得多好，又怎样的情有可原，我可以理解但绝不赞赏。若他也能像胡适先生那样，用白话文写学术文章，纵然写得不太好，我也会敬重有加的。现在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管锥编》的白话本，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我的前提是：若是道理，用文言文能说清的，用白话文也能说清；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这里不存在对钱先生本人尊重与否的问题。
此事对我们的教训是，对名人的学问可以尊崇，但得有个限度，不能神化，以为非人间之物。是其是，非其非，除了自己喜爱的姑娘，对谁都不应当着迷。当初范、牟二先生若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就不会自命为“钱迷”，也就不会有登报道歉的屈辱。
毕竟还有读书人的气节，当他们的爱受到轻蔑时，那知识积聚起的力量，便向另一个方面转化了。当年因了热爱，片言只语都留心揣摩，如今因了这情感的转化，对方的任何失误也就逮个正着。要认真都认真。不能说你是名人，你可以认真，我们是小人物，我们就只能被你们认真。这回范旭仑先生算是长大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平日劝老年人要宽容，多是从“伤身”上考虑的，意即不宽容会生气，生了气会损伤身体。实际上，这样的劝说还是不理解老年人的毛病。从自重上劝譬，会更深刻也更有效。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糊涂，而宽容可以消解糊涂，至不济也可以掩饰糊涂。比如在《汇校本》、《记钱锺书先生》等事件上，钱、杨二先生糊涂些，他们的形象会可爱得多。一个事事精明的老年人不说讨厌了，总让人喜欢不起来。
酷评萧乾
现在我们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了。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取悦巴金的。《曹禺传》的作者不仅不纠正，反而移花接木，使之发扬光大。
韩石山酷评萧乾
曹禺的《雷雨》是巴金发现的，从废纸篓中捡出，登在《文学季刊》上。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是个荒诞的神话。写《李健吾传》时，我看过当时人写的文章，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然而，这个神话却一传再传，越传越真，既见诸曹禺的传记，也见诸零散的篇章。当时曹禺还活着。我诧异莫名，心想，这样的谎言，只要曹禺出来说上一句话，不就清楚了吗？
我还是太傻。曹禺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说这个话呢。这不光关系着他，还关系着巴金。而且，有这个神话多好啊，既可见出两人的交情，也可以见出他的神奇。反正经手此事的靳以先生早就死了，知道此事的李健吾先生活得又那么可怜，老病缠身，自顾不暇，就是身强体健，谅他也不敢造次。李健吾是一九八二年去世的，萧乾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萧乾发表此文，若不是记忆有误，也是一举几得的好事，毕竟曹禺、巴金，当时都是文坛上乃至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当上中央文史馆的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这样的神话还很有几个，有的比这个还要大，还要荒诞。迟早有一天，这些神话一个一个都会破灭的。道理很简单，它们不是真的。
《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1）
《雷雨》是名剧，最早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出版的《文学季刊》上。近些年来一些专著和文章，都说是巴金发现了《雷雨》，更有甚者，说巴金从废纸篓里捡出了《雷雨》。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能说没有辨正的必要。道理很简单：吹捧某一个人吹得再玄，只要不伤害别人，我们都可以因其善意而默不作声；若伤害了别人，就不能说是善意，也就不能默不作声。
《曹禺传》，田本相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八月初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二次印刷。第158页上说：“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于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编辑的层次》，盛晟作，载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文艺报》第一版。其中说：“一代代的名家都是通过他们与读者见面并逐渐熟悉的。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要断代；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会绝种。巴金老人可算是这个层次编辑的代表。他从废纸篓里发现了曹禺的《雷雨》，使这部经典名作免遭了埋没的厄运。”
《雷雨》的手稿，是曹禺亲自给了章靳以的。这岂不等于说，是靳以压制了曹禺这位天才剧作家，是靳以把朋友给他的手稿，扔进了身边的废纸篓里？
不管《雷雨》多么伟大，它的出生绝不是这么不同凡响。
发表《雷雨》的刊物叫《文学季刊》。
一九三三年秋天，北京的立达书局想办一个文学刊物，委托靳以当主编。怕自己年轻难以负起这么大的责任，靳以邀请郑振铎共同主持。筹备期间，靳以租下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院子，是编辑部的办公处，也是他的住处。巴金是靳以的好朋友，这年秋天来到北京后，先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这时便搬过来与靳以同住。在这里，巴金只是给朋友帮忙（正式出刊后列名“编辑人”），刊物的主编是郑振铎和靳以。郑振铎是个大忙人，只是挂个名儿，实际负责的是靳以。
《雷雨》完成后，曹禺拿给靳以看，靳以看后暂且放在抽屉里。曹禺毕竟是个这年夏天才从清华毕业的大学生，这毕竟是他的处女作，而《文学季刊》正在筹办期间，尚未正式出刊。他和曹禺是自小相识的好朋友，是先处理约来的名家的稿子，还是先刊发朋友的稿子，对靳以来说，是连想都不必想的。
这种情况下，放在抽屉里等待时机，是最好的处置。
一九三四年一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出版，七月出版的第三期上刊出《雷雨》。同时登载的剧本有三个，排在《雷雨》前面的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后面的是顾青海的《香妃》。李健吾已是颇有声名的戏剧家，从名分上说，又是曹禺的清华学长且留校任助教。就是从艺术质量上说，《这不过是春天》也堪称优秀剧作，与《雷雨》各有千秋，难说谁比谁差。
《雷雨》是怎样问世的？
且看两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一九四○年，在为曹禺《蜕变》所写的后记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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