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谁红跟谁急-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雷雨》是怎样问世的？
且看两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一九四○年，在为曹禺《蜕变》所写的后记中，巴金说：
“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曹禺传》的作者，就是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
曹禺多次说到巴金，把《雷雨》与巴金连得最紧的，是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收获》上的《简谈〈雷雨〉》，其中说：
“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
两人所说，都是实情。却不是没有可訾议处。
比如看曹禺的文章，似乎靳以收到他的稿子就“放在抽屉里”，一直未看似的。不是这么一回事，靳以看了。不光看了，也像巴金一样的感动。不光自己看了，还想让真正懂戏，其时已有戏剧家之称的李健吾也看看。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说：
“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文汇报》世纪风副刊）
至于把《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前面，李健吾的解释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
《雷雨》的问世，这该是真实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一，朋友们早就知道靳以手里有一部曹禺的剧本。二，是曹禺没有决心发表，想让大家都看看再说。三，靳以和巴金都看过，且都被感动了。于此可知，安排在第三期发表，是自然的，没有什么奇怪处，更不是谁的无知耽搁了这部杰作的问世。巴金的作用不过是坚定了靳以的信心，尽快刊出而已。
《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2）
也就是说，《雷雨》是正常刊出的。
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怎么会变得那么稀奇古怪呢？
“巴金发现了《雷雨》”这样的说法，解放前没有，解放后直到靳以一九五九年去世也没有。“文革”前几年也没有。是“文革”后才传开的。
追根溯源，根源在萧乾先生身上。一九七九年二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有萧的《鱼饵·论坛·阵地》，其中说：
“五四以来，我国文学界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老的带小的。当年同鲁迅先生办未名社和狂飙社的，还不都是些热爱文学但并不为人所知的青年？三十年代，像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巴金等知名作家，并不是整天埋头搞自己的创作，他们拿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帮助后来人……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
明明是作者给了主编，主编放在抽屉里，且曾拿出来给朋友看征求意见，到了这里变成了“积稿”。作者都承认是“靳以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才翻阅的，这里却成了巴金自己“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巴金一九○四年出生，只比曹禺大六岁，不管帮了多大的忙，都不能作为“老带小”的范例，须知在文学界“巴老曹”是一辈人。
萧乾当年常出入三座门十四号，解放后也没有脱离文学界，一大把年纪的人，不该说这些又离谱又丢份的话。
再看巴金对萧乾的文章，是怎样看的。
此文发表前，萧乾把副本或校样，寄给巴金看了。巴金看后并不高兴，在给萧乾的回信中，郑重表明自己的态度：
“信收到。回答如下：㈠我读过全文，觉得平常，不算精彩。㈡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当时《文季》的主编是郑振铎和章，另外还有个编委会）。他说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巴金书信集》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初版）
“放了两三年了”，显系巴金误记。《雷雨》从写出到发表，不会超过一年。再就是，《文学季刊》是前一年秋天开始筹办，一九三四年一月才正式出刊的，就是真的写出两三年，也与《文学季刊》没有关系。
萧乾没有听巴金的劝告，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该文还是原样发表了。所以作这样的推猜，理由是：一，从巴金信上的口气看，是还可以修改的。二，《新文学史料》第二辑是二月出版的，巴金的信是二月二日寄出的，怕来不及修改了。
《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先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在巴金的作用上，就难脱移花接木的嫌疑。
《雷雨》一九三四年七月刊出后，直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才出版单行本，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曹禺写了《序》，说到巴金，是这样几句话：“不过这个本子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巴金（谢谢他的友谊，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靳以，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这个模样。”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出版单行本的情况。而到了《曹禺传》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佐证，化解开来，塞在下面的一段话里：“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于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
一个是一九三六年的事，一个是一九三四年的事，相差了整整两年。明明是出版单行本时，巴金在病中“细心校对和改正”，作者笔尖一摆，就成了《文学季刊》初登《雷雨》时，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
现在我们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了。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取悦巴金的。《曹禺传》的作者不仅不纠正，反而移花接木，使之发扬光大。
至此，我们不妨问一句，一件稍加推勘不难明白的事，为何一错再错，错得没边没沿了呢？原因种种，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大原因是，靳以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去世了，而“文革”后巴金却声誉日隆。
是什么就是什么，都应当尊重历史。
酷评韩东、朱文
宣言和答卷发表了，果然在文坛引起一阵骚动，说什么话的都有，支持的似乎不及反感的多。动了众怒的，是韩东的那句话，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
韩石山酷评韩东、朱文
认识韩东、朱文等南京的朋友，是一九九七年，在绵山，山西作家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得会议的第二天晚上，我还和一位北京来的编辑朋友一起去他们的房间里聊过天。当时他们的那个名为“断裂”的问卷，还没有发表，我就是那次会上看到的。对他们的勇气，我是很佩服的。年轻人就得有这样一种批判精神，就得噼里啪啦弄出点响动来。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莫若说是赞赏，——我不会那么直白地说。批评不总是那么穷凶极恶，也可以是由衷的赞赏。提倡正义的精神，就是对腐糜的抵御。
说到年轻人，不免有点感慨。我在文坛上混了几十年了，见过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一拨一拨的来了，又一拨一拨的去了，留下的没有几个。不能说去了的就是失败，也不能说留下的就是成功。心性不同，志趣有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追求，都是站得住脚的解释。如今留在文坛上，眼看日渐老去的，如果当初能及时地转而他求，或许会有一个更为充实的人生。不必说是命，总是冥冥中有个定数，而我们没有早些悟知。
或许是经见的多了，我常想，文学到底是什么，又是个什么样的事业？百思不得其解，多少也还有些省察。质言之，文学是一种品质，最宜于终生的修练，不到不得已，最好别靠它吃饭。因此在一次跟文学界朋友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回来后又据此整理成文，收入我的《演讲录》中。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年研究乡邦文献，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所谓青春作赋，是说写作是年轻时做的事，狠狠地干他几年，能成名就成了，成不了就去做别的事。若还钟情于文学，不妨转而治史，只要功夫下到了，多少会有点名堂。老了呢，千万别再逞强，真的信了什么“大器晚成”的鬼话，还是做点乡邦文献的研究，过个欢娱的晚年吧。
什么事情都说不定，有通例也就会有例外。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或许是最好的处置。
佯狂难免假成真（1）
这句诗是郁达夫《钓台题壁》的第二句，要谈韩东、朱文之流的“断裂”，不知怎么一下，脑子里忽地就蹿出这么一句来。先这么写下，看最后能不能联上。
去年秋天，比现在稍晚点，山西作协在绵山开一个笔会，邀请了韩东、朱文、楚尘、顾前，还有王干，我是接待人员之一，也就有幸一睹了这几位断裂派骁将的风采。王干似乎级别更高一点，不能算作断裂派的，可他在南京，又素有“王策划”的诨名，断裂的地带在那儿，就不能不想到这事与他有点干系。就是没干系吧，总是跺过两脚的，要不断裂的声响不会那么大。当然，正式谈断裂，还是不要提他。
四人中，朱文“酷”一些，一身名牌，冷眼铁面，骤然看去如一个西部牛仔。韩、楚、顾三位，均恂恂然如君子，规行矩步，看不出什么狂傲的颜色。我已老迈，看人事如同看风景，平日偏居一隅，难得见到这等奇人，既然相遇，总要讨教一番的，于是在一天晚饭后，便去了他们住的房间。接谈之下，方知他们不光发了断裂的宣言，还有一个更其狂悖的答卷，将在十月号的《北京文学》刊出。正好他们带着这份文件，也就匆匆地看了。
看了以后才知道，像我这样的作家，在他们那里，不光入不了他们的青眼，连白眼也不会给一个。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世事的变化真的就这么快吗？若倒退二十年，我会把这些破纸头摔到他们脸上。活到这把年纪，早就没了当年的火气，只是言不由衷地说，好，好，心里想的是，好他妈的屁。
宣言和答卷发表了，果然在文坛引起一阵骚动，说什么话的都有，支持的似乎不及反感的多。动了众怒的，是韩东的那句话，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非议的焦点，集中在他们的心态上，说是文坛的位置，全被一些功成名就者占满了，他们要谋取一席之地而又无从下手，便出了这个损招。不能随波逐流，与时俱进，便来了个抽刀断流，以求水落石出之奇效。
在这些直劂心府的宏论面前，无论是断裂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有点手足无措，难以应对，一时间，原本可引发一场文坛论争的话题，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收场了。从直观的效果看，似乎是断裂者弃甲曳兵，仓皇北走了。想来那些直劂心府者，定然是暗中窃喜，以为几个黄口小儿，何堪天朝大军一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看着车辙零乱，旌旗破敝的战场，我这羸弱的老兵，且来写一篇“吊今战场文”吧。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我们还是从《吊古战场文》来入手，也即是从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上，来探究一下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吧。
他们是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这话不能细想，一想毛病就出来了。
凡是写作的，谁不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若他们是杀猪的，不在屠宰行里争名次，却妄想在文坛占一席之地，那是胡闹，他们都是写作的，这样想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想想我们这些人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坛的，为了党的文学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肯定都有这样高尚的追求。容我低声地问上一句，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点点，不多，只一点点的名利之心？别硬撑着，承认吧，不丢人。在这上头，为党为国，和为自己，没有丝毫的抵牾。若你说你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党和国家才秉笔为文的，精神固然可嘉，只是要让人怀疑你有没有文学的才华。毫不相干，叫做什么就能做好什么，怕从古到今都没有这样的全才。什么都能做的，肯定不会精专，十有八九是个庸才。这么神圣的事业，怎会让一批庸才来完成。
文坛就是要靠一批批、一茬茬的优秀分子你争我抢，你上我下，来维持其繁荣的。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想在文坛上一展身手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多一些优秀分子来文坛献技竞艺，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没有一点坏处。
不是不让他们来文坛上竞争，是说得拿出作品来。
对极了。反驳这个论点，我都有点胆怯。你说的拿出作品，肯定是说，得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一个作品的分量，几斤几两，是很难称出来的。我说好的，你不一定说好，争论起来，就肯定是不好。这一手我也常用。能不能退上一步，没有作品的，可不可以说几句硬气的话，非议非议那些有作品的大作家。也就是说，能不能先发宣言，然后再说别的。
且看史实。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聚集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他们的文学研究会的时候，不说别人了，光说后来成了大作家的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三位，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呢？他们成立这个会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把当时甚嚣尘上的鸳鸯蝴蝶派驱逐出文坛。再看创造社吧，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旬，郭沫若奔走于京都和东京之间，和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商量他们的刊物是叫《辛夷》还是叫《创造》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若说有什么的话，只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成仿吾说的：“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成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再就是，文学研究会已然成立，他们要占据一席之地，就得自立旗号。不用再举例子了，中外文学史上，先发宣言再做成事的，多着呢。
佯狂难免假成真（2）
前人没有什么作品都敢这么说，怎么轮到当今已颇有名气的几个年轻人，就要别设门槛，另眼相待呢？
有话好好说，怎么能做出这么一副无赖相。
怎么叫好好说，唱着说还是跪着说？他们是作家，写着说就是最好的说。
从中国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上看，他们的话是有不规范的地方。手边没有宣言与答卷的文本，要不我会在这儿狠狠地引述几段，让人看看他们的嘴脸的。确实不太地道。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收了那么多优美词语，不会多用上几个吗？要是我，我会捡最好听的说，而把最恶毒的意思藏在里面，让对方看了气得嗷嗷叫而说不出你什么。真要那样做了，你会说我个好字吗？
年轻人就应当有年轻人的表达。他们平日说话就那么个德性，你不能要求他们和你说话了就变成你的那种德性。谁的德性好，谁的德性坏，怕还在两可之间。
再往深里说，谁说话也不会像天平那么平平的，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不是过这面点儿，就是过那面一点儿。这种情况下，得看是往哪边过。往好的一边过，是伪善，往坏的一边过，是伪恶。伪恶与伪善相比，伪恶要好一点。记得什么古人说过，人可伪恶而不可伪善。道理很简单，伪善是没有那么好，而要让人相信他已然那么好，伪恶是没有那么坏，却要示人以那么坏，装出来的坏肯定不会多么坏。而敢示人以坏，不怕人说坏的，该是多大的气派。
准乎此，如果韩东们在打定主意要“断裂”时，不是这么直言不讳地狂呼乱叫，而是说“我们比你们更忠诚，更会来事儿”，那反而叫人恶心了。
怎么能否定那么多当代大作家，尤其是不该那么说鲁迅呀。
他们的文本中，否定的当代作家很有几个，名字就不说了。我看这也没什么。谁都有几个看不上眼的作家，不管他多大，看不上就是看不上，谁也无可奈何。韩冬们的憨厚之处在于，把他们写出来了。再说，这儿是只写他们看不上眼的，要是写他们看得上眼的，怕也会写出一大串的。
不该那么说鲁迅，这话主要是指韩东的那句“鲁迅是块老石头”。韩东们的话，有许多让我反感的，恰恰是这句，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无论字面上，还是字面里，这句话都不是评价鲁迅个人的，而是斥责那些把鲁迅当石头拿来砸人的。
这是事实。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文革”初期两派辩论时，只有两个人的话是可以交错使用而常胜不败的，一个是毛泽东主席，一个就是原名周树人的鲁迅先生。再就是，人常说“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不说了，一个作家是浩然。这话不全面，应当是“八个样板戏两个作家”，另一个作家就是鲁迅。于此也就可知，鲁迅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然而谁都知道，可与鲁迅本人什么关系也没有。
在那些人手里，鲁迅不光是块老石头，还是块大石头，该说大老石头才准确。放下这块大老石头，他们就没辙了，难怪听了那么不高兴。
至此，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这些年轻人的断裂，不过是脐带从母体上的断裂，期盼的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一刀下去，要把谁砍成两截儿。
断裂事件过去快一年了，韩东们的表现如何呢？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断裂丛书，韩东主编，收有楚尘、顾前、贺亦、吴晨骏、金海曙、海力洪六人各一本小说集，《大家》开辟了朱文工作室，连续推出这位断裂派主将的新作。
不必推测他们将来的成就了，他们现在做的这些，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敢做的，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敢想的，这就足够了。若说期望的话，只能是期望他们今日的佯狂能早点成为他日的实绩。
郁达夫是我敬佩的一个作家。不光小说写得好，旧体诗也写得好。《钓台题壁》是他的名篇，且让我将全诗抄在这儿，与韩东、朱文之流共勉吧：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当年达夫先生曾将此诗题写在桐庐严子陵钓台的石壁上。若诗果真可岐释的话，在我看来，这首诗句句都像是说断裂派诸君子的，韩东们真该把它大大的写在鸡鸣寺的一面墙壁上。
酷评鲁迅
中学课本上，这样大量地选鲁迅的作品，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怕也不会同意的。他知道他的作品，适宜中学生读，还是不适宜中学生读。
韩石山酷评鲁迅
对鲁迅，不能说是批评，只能说是研究，当作一门学问那样地研究。既是研究，只能说方法的对与错，材料的真与伪，不能说结论。方法是对的，材料是真的，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你不能说，只有得出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这样一个结论，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旁门左道，就是犯上作乱。那样的话，就不是研究了，只能说是命题作文，不，连命题作文都够不上，命题作文还讲究个发挥，这是连发挥都不行，只能说堪比封建时代的鸿胪传唱，遵旨行事。
解放后，鲁迅研究成了显学。研究鲁迅是要有资格的，不是谁想研究都可以研究。当然，你可以偷偷摸摸地做。比如解放初期，你是研究鲁迅的，且卓然有成，到了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再要研究鲁迅，怕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了。不用别人说，你自己先就觉得不配。这样的显�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