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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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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有学者指出，这种用人办法，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校长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利。
杨德广是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副校长选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但校长应有较大的权力，校长应有权决定提名某人。
作者补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我国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应该拥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力，类似于“组阁制”，副校长由校长推荐，再由上级部门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的职权。）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的副校长，主要来自于上级部门的直接任命，而校长可能对副校长的情况全然不知。有的学校改变了副校长的任命程序，推出公开招聘副校长的措施，而这事实上完全不顾校长应该拥有的推荐、提名的权利，即便校长也参加招聘委员会，但是他对副校长人选的决定权仅仅只有一票。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副校长，怎么可能与校长一起组成一个责任班子？校长又怎么可能向上级负责？往往是，有的副校长还会牵制校长的工作，甚至越过校长，向任命上级直接汇报，打破了组织管理的基本规则。
同样，大学实行校长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可院长也没有提名副院长的权力。学校副院长往往也是由学校负责干部管理、使用的组织部门选拔、任命的人选，院长在选任小组中也只能履行一票的权力。很显然，由此构建的学院领导班子，也难以真正负责。而另一方面，虽然学校校长对关键的副校长人选没有提名权，学院院长对关键的副院长人选没有提名权，可在学校中，校长却可以干涉到学院中系主任、副系主任的任命；在学院中，院长甚至要去决定一个办公室文秘的录用，而这本不属于院长和校长的职权范畴。这种跨越职权范围，导致职责不清的用人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导致用人失误却没有人对失误负责的问题。
熊丙奇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杨德广如果领导班子不和谐，就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
熊丙奇大学校长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杨德广大学校长对于办好大学，实在太重要了。大学校长不一定非院士、博导不可，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精力、魄力、效力。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精力指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校长工作中去，有健康的体魄；魄力指决策能力；效力指有实效，有实绩。作为一名校长，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学校。
熊丙奇具体而言，你认为我国大学校长自身存在哪些问题？
杨德广我国大学校长，专家型的多，管理型的少；理工科出身的多，文科出身的少；硬专家多，软专家少；事务主义者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少，教育观念滞后。如不少学校存在盲目攀比、不能正确定位的问题，这与校长的教育理念有关。各类学校要很好地分工，要安于本位，不要越位。有的学校要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有的学校要培养大批知识面宽、能力强的专门人才，还有的学校则要培养第一线的职业技术人才。我一直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去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办网络教育学院等，是没有出息的，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应该更多地交给其他层次的学校。当然，他们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可以拿学校的金字招牌很好地招揽生源，但影响了整体教育水准的提高。
第14节：内部选拔模式
作者补记根据蓝劲松的《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一文，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工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工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另外，美国多数研究型大学（极个别例外）在所选择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但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该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选拔倾向于选拔母校毕业生或本校教师（个别学校例外）。总体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内部选拔模式”。（《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
熊丙奇我们经常说，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竞争，但是，国内大多数高校似乎没有多少紧迫感，反正我们有那么多的生源，不愁没有学生来读。
杨德广现在国外提出了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的热潮，很值得我们借鉴。大学校长要关注学习。大学，首先要成为学习型组织。校长、教授们自己要多学习，要有广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要有全球观念，国际意识。
熊丙奇你认为现在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吗？这可是一个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
杨德广在现实社会中，“不学习的专家”、“不学习的教师”不乏其人。从大学里的领导层到大学教师普遍存在学习风气不浓的问题，以前有集体备课，有固定时间的业务学习，现在很多课已经不再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也不再交流教学方法、教学心得了。不学习的老师很多，上课的教师凭借一点书本知识给学生上课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引起了很多学生对课堂教学的不满。大学校长们以及那些繁忙的中层干部，他们“日理万机”，看书看报也变成奢侈的事。而不看书学习，怎样跟踪最先进的思想，怎样获得最新信息呢？据我所知，正因为不少校长（书记）平时太忙，学习时间很少，逐步从知识渊博者变成知识贫乏者、信息闭塞者，他们的讲话稿、发言稿、发表的“论文”，多数是由他人代笔的。大学校长还要别人代笔撰写讲稿，实在不可思议。我担任了十年大学校长，深深体会到搞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自己不搞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当校长期间，我的讲话稿、报告稿、论文，都是我自己起草的。
原因5：一切行动听“命令”
跟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这个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有一些来自主管部门的通知，时常让大学感到为难。
比如，2004年6月，教育部针对大学生在校外租借房屋问题发出通知，“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对已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应要求其搬回校内住宿；对极少数坚持在校外租房的学生，要向他们耐心说明可能产生的后果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并逐一登记，建立报告和承诺制度，说明租房的原因、房屋详细地址、联系方式，承诺加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经本人与家长双方签字报学校备案。
据说，此举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鉴于大学生安全问题频发，禁租是为了大学生安全；二是加强大学生管理，尤其是可以利用学校公寓对大学生进行各种教育。
大学的领导们面对这样的通知，十分的为难。他们要表态：坚决贯彻通知精神，并制订实施细则。可是，他们不理解：大学生的安全问题其实更多发生在学校内，而不是学校外，马加爵是在宿舍里杀的人，很多自杀的学生也是从学校大楼上跳下；就是学生备案登记，出了事情，学校又真能逃脱责任吗？他们也不能执行：一是有的学校目前的公寓十分紧张，学校甚至鼓励学生自己解决住房问题，这可是从1999年大扩招时就想出的曾经受到主管部门表扬的好办法；二是学生有抵触情绪，理由甚多，极其不配合。再说，我国的法律也没有明文限制过哪类公民的租房自由呀。
时隔一年，2005年7月，教育部再次下发了《高校学生住宿管理通知》。这一次，不再禁止大学生校外租房，而是“对在校内宿舍和公寓安排确有困难，而须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学校也要制定切实措施，力求做到相对集中管理，努力为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有评论就说，教育部是自食其令（《教育部自食“租房禁令”引人深思》，邹云翔，《齐鲁晚报》，2005年7月25日。），政策就如孩儿脸。
第15节：一切行动听“命令”
不理解也得理解，不执行也得执行，最终的结果，是通知、文件管不了多长时间，一切还是恢复原样，再有新的通知、文件……
政府这种乐于发文的情况，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等上面的精神下来”。校长和办学人员的依赖性，在如此氛围中大大加强，很多学校已经没有独立的行使办学自主权的习惯了。
“一窝蜂”。政府的越权行为将导致学校的定位永远难以科学。政府不断地发通知，不断地发文件，而这种通知和文件可能没有可持续性，这就导致现在的办学定位没有持续性。有可能前一段时间，政府的文件要求我们这样干，于是所有的学校都采取一个行动；而隔一段时间政府又有另外一个导向，所有学校就又都采取另外一个行动，一窝蜂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话观点：
大学存在跟风的现象，说明一些大学的校长缺乏独立的审视整个社会需求、审视整个形势的眼光。
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教育，不管你的指标有多好，但是最后历史来检验你的成果的时候，是不会只看你的目的的。好意也可以办坏事，大跃进也不能说是恶意，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政府在学校规划方面只能做三件事：一是提供信息，二是进行监督，三是制定好如何办好学校的规则，这是十分重要的。
对话人：唐安国
熊丙奇不同层次大学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现在我国各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并不清晰，很多专科学校一味追求升本科，本科学校追求硕士点、博士点。你觉得各个大学该怎样定位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政府应该怎样导向？
唐安国学校要各定其位，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大学有三重功能，一是人才培养，二是科学研究，三是社会服务，就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三重功能对于一个大学来说都应该有一点，或者说各个大学的侧重不一样，有些大学侧重于人才培养，有些大学更侧重于科学研究。怎样确定侧重点呢？这要由各个学校自己来考虑。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校在这三重功能上都做得好，肯定要有所偏颇和侧重的。现在一些学校叫研究型大学，它偏重科学研究，就是第二重功能。有一些学校叫教学研究型大学，强调以培养人才为主，同时适当地开展科学研究，教师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如果有一定的精力再从事研究。还有一些学校干脆不提研究的功能，就是教学型大学。这几种类型的学校都是社会需要的，不是说哪一种学校好，哪一种学校不好。我们现在如果说研究型大学好，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要变成研究型的大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向一种标准看齐。都是研究型大学，这样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在我们国家，我认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比例，应该是1∶3∶6。就是说各定其位，学校适合做什么，就努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社会就会很满意，并不需要你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拿中国一句成语说就是“欲速则不达”。
熊丙奇可是很多学校都希望自己的学校具有“研究”特色。我去过一所高职学校，这所学校居然也要求老师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作者补记杨德广教授说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的话，还在耳边。可我发觉，崇尚研究，其实是我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即便在幼儿园，老师要升职称，也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就更别提小学、初中和高中了，你上课上得再好，也必须有论文发表，才能晋升高一级职称。在大学，论文则上升到通行证的高度，没有论文，别想在大学里安身。不学习的组织，居然能产出那么多的论文，有时真佩服我们老师的水平。
唐安国事实上，定位问题在整个高等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是层次上的定位，我国大学中有“985”工程学校，有“211”工程学校，有研究生培养的学校，有本科生培养的学校等好几个层面。二是学科发展上的定位，我们不可能使所有的学校都变成综合型的大学，综合型的大学毕竟是少数。在现在1500多所高校当中，综合型大学不到10％。大学的发展也要百花齐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学校安于其位，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引导，使一些够条件的学校专升本。大学扩招以后，相当一部分学校不满足于现在的层面，要专升本，要变成大学，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原来的规模很小，现在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都这样做的话就有问题了。
熊丙奇这几年来，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的愿望十分强烈，而且，操作上也更容易。拿2004年来说，上海有3所学校升本，山东有4所学校升本。
第16节：校长独立判断
作者补记专科学校为何热衷升本？专家们列出几条主要理由（《专科学校升格要不要降温》，唐景莉，《中国教育报》，2003年12月24日。），一是我国本科教育的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客观上对增加本科教育资源有强烈的需求；二是从社会反馈的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信息看，本科生的就业率高于专科生，专科学校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就可能会创造条件升本科；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度使人们有攀高的想法，例如，本、专科学校的级别待遇不同（本科学校是正厅级，专科学校是副厅级），本、专科学校的财政拨款以及学费标准不同（本科远远高于专科）等等。而在我看来，推动学校升本的主要动力，其实主要是第三条原因，有关行政领导会从级别的提高上直接得益，所以在这件事上最起劲。
唐安国教育部在2004年9月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对现有的专科学校升为本科院校开了红灯。总的意图是希望高职类的专科学校能够安于其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不要升为本科以后，就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还有一些学校，本来在专科层次很有特色，办得也相当不错，但是一旦升为本科之后就消失了自己的特色。一个学校能不能在社会中站住脚，关键是它所培养的人才能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我认为与我们办学校缺少特色是有关系的，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不仅仅是规格的问题，还有品种的问题。如果学校过于趋向于某种规格的话，肯定就会出现有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的品种过于单一了。20世纪70、80年代，国外高等教育扩张，也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他们反思的时候强调一点，就是比较容易开办的专业，主要是文科类专业一下子上了很多，而比较难办的专业，主要是工科类专业办得比较少。这样，社会工科方面的人才就比较缺，而文科的人就很多。这也给我们一个借鉴，不仅要注意规格的问题，还要注重品种的问题。
熊丙奇有一种说法，目前我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个性，做什么都一窝蜂，以前很多学校兴办经济管理类专业，导致这类专业的人才目前严重过剩；现在有很多理工科学校纷纷建设文科专业，因为他们要把学校办成综合性学校，于是铺大摊子，甚至把精力和经费往自己最薄弱的学科上投。
唐安国但很多是低水平的重复，甚至是连内容都没有的东西。现在大学存在跟风的现象，说明一些大学的校长缺乏独立的审视整个社会需求、审视整个形势的眼光。有些理工科大学办文科专业，或者原来一些很有特色的院校放弃了自己的特色，搞一些别的专业，我想这出于他们想适应社会需要的考虑。但是，由于缺少独立的、很有眼光的分析，他们往往会行动缓慢，就是说在需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没有做出反应，等到这个事情别人成功了他们再跟着去做，比如搞工商管理专业，后来很多学校是跟风的。当然，我们还缺乏社会的信息提供机制，告诉办学者现在这种类型的专业已经办了多少了，要把这样的信息反馈给办学者，让他们做出独立的判断。
熊丙奇现在有多少校长能独立判断？
唐安国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按理，校长应该对失误负责。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责任机制，而且，校长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很多决策不能由他做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大学能够正确地、独立地行使办学权，当然，他们也要对社会负责。这样他们就会审视自己的优劣势、强弱项，而不会盲目地跟风。跟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这个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熊丙奇学校不断地去建新的学院，不断去更新专业，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这实际上都是需要向政府报批的，为什么政府就批准了他们？
唐安国在我们国家，应该讲主要是政府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公办的，教育主管部门当然应该负责任。如果是民办的，那么也应该起到监督的作用。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教育，不管你的指标有多好，但是最后历史来检验你的成果的时候，是不会只看你的目的的。好意也可以办坏事，大跃进也不能说是恶意，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有学校反映，他们愿意顶住跟风的风气，但是他们没有底气，如果他们不跟这个风，很可能就会受到来自政府或者社会的压力，觉得学校无能，别人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这使得校长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也是长期以来体制所造成的问题，学校缺乏独立性。我想，跟风的现象随着我们办学的成熟、社会体制的成熟，会逐渐消失。
熊丙奇政府在大学发展规划方面，应该起到哪些作用？
第17节：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唐安国作为政府，只能是提供信息来帮助学校规划，而不是说让一个学校必须搞什么，不能搞什么。政府在学校规划方面只能做三件事：一是提供信息，二是进行监督，三是制定好如何办好学校的规则，这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每个地方都有高教布局问题，哪个地方搞一所学校，哪个地方以什么为主，这方面政府有一点责任，因为涉及到很多高校的关系调整。但是，一个学校本身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这应该由学校自己来决定。学校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听取广大教授和一部分学生的意见，包括毕业生的反馈。学校应该调查自己的毕业生现在的情况如何，这些调查可以为进一步规划大学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依据。当然，最后的决策权还是在学校领导手中。
大学能够正确定位，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政府应该让大学自主定位。第二，大学能够正确定位，要靠校长，校长要充分聚集校内的智慧，为学校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展方向和合适的发展平台。当然，社会也要给大学定位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不要推动大学都朝某一种类型去发展。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学校才可能理智地定位。现在缺少的就是理智，攀比风太厉害了。
原因6：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我们国家没有必要搞更多的一流大学，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上。
“211”是什么？
有很多版本。
现在的版本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
而据说，最初的版本是面向21世纪，建设100所世界一流大学。十分有气魄。其后，不断地被修正和调整。
发端于1998年5月的“985”工程，其核心是要建设若干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起初，北大、清华是第一梯队，复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7所学校是预备队。按说，这样的规模，与中国国情还是比较匹配的。
可是，很多学校不干，我也要“985”！首先是因为钱，进不进“985”，学校获得的投资不一样；其次，是名分，“985”，那是行走大学江湖的口令，是“985”，不是大“大佬”，也是准“大佬”，不给钱也没关系。
就这样，今天的大学江湖上，已经有了30多个“大佬”。
回头一看，这不是暗合了当初“211”的初衷了么？
对话观点：
现在提出要建一流大学的恐怕至少上百所，国家有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支撑？搞学术研究型的，社会有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
量大面广的地方高校，要安于自己的定位，办成为当地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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