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3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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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入朝为天章阁待制，经过了这几年的京城生活，通过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索，范仲淹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奸佞小人，是天下不能太平富足的最大阻碍，要想朝政清明，就必须赶走这个小人。现在，范仲淹要不顾一切地去做自己认为自己该做的事了。
　　他不考虑身家性命，不考虑个人荣辱，做了最坏的打算，要与吕夷简同归于尽。既然吕夷简是小人，自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时候，范仲淹甚至不考虑自己这么做合不合朝廷法例，也不考虑别人怎么看。
　　这是让徐平最无语的，政治问题用道德手段解决，就跟吕夷简对京西路的经济问题非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一样，让徐平无所适从。在他想来，大家能不能好好坐下来，问题分析清楚，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这样天马行空。
　　范仲淹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最后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但是他即使失败了，吕夷简从此也要背上道德的包袱。徐平从来不忽视道德的力量，吕夷简在政事堂掌权的时间和做的事情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宰相，但他的官声，他在政坛上的能量，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与这种地位远远不相衬。以吕夷简现在的权势，如果有王旦哪怕是王曾那样非权力之外的能量，他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京西路问题，徐平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哪里像现在，徐平公然招集京西路官员写《富国安民策》，与吕夷简对抗。
　　范仲淹怎么败给吕夷简，吕夷简就会怎么败给自己，对这一点徐平深信不疑。最多最多，也就是中间多些波折罢了。徐平担心的，是如同吕夷简斗败范仲淹背上道德包袱，自己到时倒斗吕夷简，也会背上政治包袱。这种政治包袱，会严重影响改革的进程。
　　范仲淹的精神能量，适于救亡图存，国家民族在生死亡之际需要什么便就如天上的太阳一样显眼，一腔热血洒错地方也难。但是用于兴国对大家来说实在太累了。虽然他认为现在是救亡图存的时刻，大道不昌，国事艰难，外有强敌，内部弊端丛生。但实际上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还是冷静下来，大家好言好语好好做事得好。
　　吕夷简玩弄权势的手段适于守成，但现在已经没成可守了，他还这样做，便就是与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从这一点来说，范仲淹还真没有看错他。以前在京城，王曾压着不让徐平有太大的动作影响朝政，是因为赵祯刚刚亲政，要让小皇帝有个适应过程。现在赵祯成熟起来，王曾都知道改变了，吕夷简反而变本加厉。
　　看着晏殊在长官厅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到处乱转，不时长吁短叹，徐平无言以对，只能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天下大势如此，人力有时有穷尽，现在就担心范仲淹被打击，会不会动摇晏殊本就不太坚定的心，不再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抬眼看窗外，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朝阳处的几株牡丹，早已经急不可耐地展开了花蕊，露出国色天香的姿容。几只粉色的蝴蝶在花间飞舞，仪态从容。
　　徐平猛然惊觉，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时代的顶端，不再是当年奔波万里的懵懂少年了。


第192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上）
　　虽然位居次相，王曾的生活却一直很简单，偌大的宅第，只有一位老仆，还有几个粗使的下人以及子王绎陪伴着自己。青州王家是大族，人口众多，王曾的根基还在那里，京城只是做官居住的地方，人生的一个驿站。
　　王曾八岁父母俱丧，由叔父王仲元抚养长大。自小到大，王仲元待王曾如亲子，王曾待王仲元如亲父。王仲元去世之后，王曾愿以一官加赠，以工部员外郎改葬。后来的欧阳修也是由叔父抚养长大，他以己官赠叔父，后世传为美谈，以为开此类行为的先河，实际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王曾。
　　二十四岁，王曾青州发解试夺魁。青州与河南府是黄河以北除京城之外的两个教育重地，发解名额多，竞争也激烈。次年，以《有教无类赋》省试第一，为省元。又以《有物混成赋》殿试夺魁，糊名再试，复得第一，为状元。连中三元，王曾为有宋第二人。
　　科举中第大多还是靠实力的，但省元状元有时候运气的成分很大。王曾连中三元却几乎不凭运气，纯以实力碾压，《有物混成赋》成了科举赋类的标杆。直到后来科举的内容改革，赋不再那么重要为止，这都是科举考试中的第一作品，天下争相模仿。徐平当年准备进士考试，几乎每一个字都研究过，也只能叹一句混然天成，确实非用心用力就可以的。
　　自咸平五年状元及第，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到现在三十四年了，王曾出入内外，或显达或失意，无论是敌是友，对其人品和能力均无可指摘。在朝堂兢兢业业，在江湖则恬然自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的这句话，他自己未必做到，王曾是做到了。
　　真宗晚年，丁谓专权，行将就木的王旦为了防止丁谓祸国，特意把王曾提拔起来。当新帝登基，刘太后野心勃勃地临朝称制的时候，王曾联合冯拯，成功地扳倒了丁谓，化解了一次政治危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曾提拔了与自己同年的吕夷简，让他从知开封府的位子入了政事堂，为参知政事。天圣六年，玉清昭应宫大火，觉得被王曾限制心生不满的刘太后乘机发难，王曾辞相以应天灾，再次拉了吕夷简一把，让他登上了相位。
　　当刘太后故去，再次回到朝堂的王曾却发现人事已非，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吕夷简羽翼已丰，把持朝政，大权独揽，已经严重影响到国事。王曾任次相后，虽然与吕夷简据理力争，奈何势力单薄，有心无力，现在就连牵制吕夷简都很难做到了。
　　王绎从门外进来，把手里的碗放到桌上，对王曾道：“大人，夜已经深了，用些热茶。”
　　王曾点了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又把碗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的夜色出神。
　　王绎敛手道：“范待制已经离京，听说去送他的只有直集贤院李纮和新近回京的王质两人，其他无论亲朋，一人未见，着实有些冷清。”
　　王曾没有回头，轻声说道：“此次范仲淹被贬，是因为朋党，谁还能去送？李纮和王质两人是他的至亲，去了说得过去，当然最主要是他们不畏权贵。”
　　“范待制被贬出京城，落了天章阁待制的职，为他说话的御史言官被牵连的不少。我听外面现在群情激愤，吕相公这次只怕是犯了众怒了。”
　　王曾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夜色出神。
　　范仲淹非要与吕夷简鱼死网破，与自己有没有关系？王曾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他不植私党，不营私利，欣赏范仲淹，但关系并没有多么亲近。但是最近朝堂里王曾与吕夷简争斗激烈，百官看在眼里，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在范仲淹这些人看来，吕夷简与王曾比起来简直一无可取，无论能力还是为人，他都不配在政事堂。驳倒了吕夷简，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王曾，范仲淹义无反顾地冲出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王曾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两相并立，利于平衡，但也容易意见分岐，争斗在所难免。本来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王曾身处其间，不能躲避，他也不想躲避。
　　此次范仲淹落职外任并不是因为上《百官图》，这一点徐平比晏殊看得清楚。作为宰相吕夷简用人自然不用向一位天章阁待制解释，而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对宰相的施政有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过分。此事只是彰显了两人的矛盾，范仲淹指责，吕夷简分辨，过去就过去了。真正出事是范仲淹不依不饶，吕夷简恼羞成怒。
　　上《百官图》之后不久，枢密副使蔡齐提议迁都西京洛阳。这是太祖遗志，也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每隔一断时间就会有官员提起，本不稀奇。特别是去年徐平在京西路把洛阳城整治得好生兴旺，河南府又有天量的飞票握在手里，此事早就有人提，只是蔡齐的地位足够高，引起了更多的重视。蔡齐提议迁都，范仲淹反对，认为洛阳已非王城所宜。
　　到这一步还没有什么，迁都徐平也同样不同意。好不容易离开京城的王公贵族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建起了洛阳这个新兴的工商业中心，把首都迁过来，难道徐平要再找个地方把同样的事情做一遍？京城还是在开封城好了。
　　对于迁都的事情赵祯询问吕夷简的意见，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不说范仲淹几句坏话吕夷简也就不是吕夷简了。回答赵祯的时候，吕夷简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虽然吕夷简心里同样是不同意迁都的，但他偏不说自己的意见，只贬低范仲淹。
　　事情传了出来，范仲淹连上《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和《推委》四论，对吕夷简的说法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又把吕夷简比之为汉成帝之张禹，指责他“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己成，以急务为闲务”。范仲淹的意思本来说的是其他事情，偏偏现在京西路是吕夷简的心病，以为说的是那里，就此撕破了脸。
　　上《百官图》，还能说是范仲淹作为侍从大臣，对宰相的用人心有疑义，提出自己的看法，把图表给君王做参考。后来对吕夷简的指责，就是直接批评其执政能力，再不能像前面那样马虎过去了。两人崇政殿里当面争吵，出宫之后交相上书，闹得不可开交。
　　不但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人针锋相对，馆阁官员和台谏言官不少人也加入了进去，声势越来越大。最终以吕夷简说的“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此事做结。范仲淹落职，贬知饶州。
　　此事如果到这里就此结束，还只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偏吕夷简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结党营私虽然轻易不落下把柄，但满朝的官员又不是瞎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次赶走一个范仲淹，难保明天不会又出来一个。特别是馆阁里的年轻官员情绪已经被范仲淹调动起来，又颇有几个无法无天之辈，最终决定借着这次机会把这个隐患清除。指使侍御史韩渎，上书要求把范仲淹之事榜于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
　　这是以御史台的名义报请赵祯施行的，帝王深以朋党为戒，赵祯没有阻止。
　　这才是捅了马蜂窝，赵祯亲政才几年？大规模地贬逐言事者已经有三次了，而且两次被当头打击的就是范仲淹。自太祖登基，便就戒子孙不得杀上书言事者，别说是官员，普通百姓还能够对朝政发表自己的看法呢。特别是年轻官员，地位低的时候，就是通过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抱负，让上位者发现自己的才华。
　　以馆阁官员为主，陆续有尹洙等人因为替范仲淹伸冤，被贬出朝堂。接着又有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说朝堂御史台的榜上已经禁了非台谏不得言事，他作为谏院的主官，非但对此事一言不发，私下里还说范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无辜”。
　　欧阳修骂高若讷非常难听，充分展示了他超人的文采，其中一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还流传后世。最终把老实人高若讷骂毛了，把欧阳修的书呈给朝廷，欧阳修就此被贬为夷陵县令。谏官是有特殊地位的，欧阳修这样骂自己爽了，受到的惩罚就特别重，到夷陵可不是知夷陵县事，而是夷陵县令，直接贬到选人行列去了。
　　此后又有另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诗，接着骂高若讷。不过蔡襄出身大族，背景深厚，最终安然无事。而欧阳修此时已经跟他的第一个岳父胥偃因为立场不同而闹翻，这个时候可就没人帮他说话了。
　　这一场政治冲突因范仲淹上《百官图》而起，本来并不大，最后闹成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固然有范仲淹不妥协的原因，但也正说明了此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备注：范家和吕家真正结仇就是因为这一次风波，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范仲淹和吕夷简并没有成为死对头，他们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因为政治争端，不涉及私人感情。历史上后来西北乱起，两人还自比唐时郭子仪和李光弼，握手言和。但此次被贬出京，范仲淹的原配李夫人因为旅途劳顿，积劳成疾去世，却让范仲淹的儿子再也不能原谅吕夷简。偏偏不管是范仲淹还是吕夷简，家庭教育都非常成功，儿子一样都位至宰辅。结果就是吕夷简的子孙以自己家里存的范仲淹书信为证，说两人晚年和好，范家则坚称那些书信是吕家伪造的，因为母亲的死，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吕夷简那个奸贼的。欧阳修写范仲淹的墓志，有两人和好的内容，并坚持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肯修改。范家就把墓志的这一部分凿掉了，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变得冷淡。因为此事，甚至引起富弼、韩琦和欧阳修等等当时亲历者的矛盾。加上这些备注，是说明当时的情况绝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黑白分明，范仲淹是大忠，吕夷简是大奸，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认识复杂。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在后人的眼里只剩下黑白两色，但本来其实是彩色的。）


第193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中）
　　从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王曾问王绎：“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王绎双手捧着一个木匣，恭声道：“晏内翰从京西路托人带回来这一木匣，要我亲手呈给大人。据来人讲，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龙图带属下官员所写，名为《富国安民策》。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详细剖析，以供圣上参酌。”
　　“哦，拿来我看。”王曾转过身，从桌上的一个小盒里取出老花眼镜带了起来。
　　王绎上前，把木匣放在桌上，轻声道：“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明日再看不迟。”
　　王曾口中道：“无妨，我自有分寸。你先回去吧，不必在这里陪我。”
　　王绎应诺，躬身行礼，出了书房。
　　王绎是王曾弟弟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因为王曾得子较晚，过继了王绎入门，一直是他随侍在身边。王曾初娶处士蔡光济之女，早卒无子。状元及第那一年，殿试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又先王曾而去。再娶前妻之妹之妻，生四男三女。
　　这个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后娶小姨子是很常见的事情，除了王曾，还有一个欧阳修也是如此，就是历史上王拱辰戏称的“大姨夫做小姨夫”。
　　儿子出了书房，顺手把房门掩上。
　　王曾在灯光下打开木匣，取出里面的《富国安民策》来，在灯光下细细观看。
　　这不是京西路徐平组织抄写的那几本手抄本之一，而是晏殊私下里自己抄的，字迹极是工整，但并没有真正的手抄本那么详细，有多处脱漏。背着徐平做这件事情，晏殊总是有些心虚，不好明目张胆地全部借来一一抄录，有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写的。
　　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么多人参与，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传出来的可以不认，好坏有个主动权。
　　王曾自幼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富国安民策》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一是徐平要有实践，实践才能说服别人，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流派众多，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这中间必须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够自圆其说，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
　　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富国安民策》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认识徐平之前，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无用，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这也是没办法，讲理财，讲国用，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早期的儒学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不用他的名头用谁？
　　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限制个人的欲望，发展公利，这是手段。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欲望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欲望，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欲望，限制被统治者的欲望，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欲望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