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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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队是用来干什么的？是养兵让天下不起乱子？那又何必非要养军！有的是办法让百姓安居乐业，何必要用这最费钱的法子！国家养兵，不是为了让天下不起乱子，而是保家卫国！军队要能打仗，就要让每个统兵官每一个士卒都知道这一点，不然，终究是徒费钱粮！”
　　听了这话，赵祯不由笑道：“我以为你想的是什么！国家养兵，对内弭民乱，对外御强敌，不正是应有之意！此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有什么好烦恼的！”
　　徐平摇了摇头：“六根不净，输得干干净净！哪里有能够既吸收内乱，又能够外御强敌的军队。两者之间必然要做一个选择，军队是用来对付外敌为主，而是消灭内乱为主。如果是为了对付外敌，便如两汉，兵卒尽用良家子，威震四夷数百年。”
　　赵祯不以为然：“大唐之兵，杂以胡人游侠儿，不一样控西域，绝大漠！”
　　“臣先前在邕州，曾经刻印儒释道典籍，当时周围蕃邦小国都来求书。其中有在大理旁边深山里的小国，不惜重金求儒家经典，自言是汉武帝平西南夷时所遗留，千年以后至今华语华服，语言多类似汉魏古言。而大唐虽强，却如司空图所言，未等唐灭，河湟就已经是‘汉人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了。更不要说，大唐的威震四夷，靠的本来是府兵能战，一样都是良家子。等到了唐玄宗时胡将带胡兵，安史乱起，一切尽成空。马嵬坡前杨贵妃香消玉殒，唐明皇狼狈逃西川，以后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两汉哪怕直到三国鼎立的时候，一将带偏师，依然能够横扫北胡，其间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汉唐虽然并称，但到了王朝的最后时刻，面对外敌的局势却迥然不同。汉朝末期哪怕是中原地区因为黄巾之乱以及之后的争霸战争，打得千里无人烟，面对外敌依然如砍瓜切菜一般，而唐末却成了外族眼里的肥肉。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但说到根本，还是那一句徐平前世对战争的定义，“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而且服务于政治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汉朝军事符合这一规律，而唐朝中后期是背离这一规律的。在制度的最根本上出了毛病，那么花再多的钱，付出再大的代价，依然无力回天。
　　赵祯虽然对徐平所说的不认同，还是道：“这种言论，也不是没有人提起，要学唐初府兵制的一直都有。可自唐时人口增殖，均田制无以为继，怎么能够学得来呢？说来说去这些还都是书生之见，天下已经不同，怎么能够倒回去！”
　　“府兵制难行，哪怕是在唐朝的时候，就真地是因为均田制继续不下去吗？陛下，自贞观四年，大唐议夷夏之防，魏征被责，便就开始引胡人为兵，而汉人为民。臣只闻百姓如水，而兵则为水中之鱼，兵民为胜利之本，未闻鱼离了水还能鲜活的。自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先贤筚路蓝缕，建起家园，而有今日之中国。人与兽杂居，被兽所伤自然不能避免。被伤之后，自然是建篱笆，修弓矛，群起围猎害兽，打杀而已。未闻要人学着野兽茹毛饮血，抛家远去山林，学着野兽过活，而非要用牙齿爪牙跟野兽决胜负。放着好好的人不做，为什么要学着去做野兽呢？自府兵之后，改为募兵，实际从军制看来，无非是用胡人的部落兵制，代替汉人自古以来的兵制，被胡狄所欺，那就自然而然。”
　　赵祯皱着眉头不快地道：“募兵怎么是胡人部落兵制？胡人全民为兵，到了战时自备弓马出战，回去了则依然放牧牛羊，中原募兵岂是如此？”
　　徐平摇了摇头：“兵制不是这么看的，是看官兵为什么打仗，怎么打仗的。如今朝廷视禁军为爪牙，冀希望其如虎狼，是不是跟学着野兽相差不多？禁军出战，不问这仗为什么打，要怎么打，只管先要各种赏钱。一举一动，心中想的只是得钱。胡人南下，为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抢劫掠夺而已！都是为了一个钱字。胡地贫瘠，抢汉人自然是能够得利，战争对他们就是军国合一。而朝廷之军呢？臣直言，不管是禁军也好，晚唐募兵也罢，跟胡人作战能有几个钱？他们只要向汉地随便抢上一抢，就比与胡人打上千百仗得的钱还多。”
　　说到这里，徐平不由叹了口气：“臣事君以忠，尽忠无非心诚，陛下要问，臣自然不得不说。但这话说起来，真的是忠言逆耳，不是臣不想说，而是未到说的时候。臣事君心若不诚，则失其身，而君王不能以诚待天下，则失其国。关于禁军军制，臣今日所说开诚布公，说不说在臣，听与不听则在陛下。只要陛下以诚待天下，则天下必然不会负陛下。禁军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所谓军阵，所谓器甲，都是细枝末节，而是以天下之财养数十万之兵，此数十万之兵却隔绝于国事之外。与国事隔绝，便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又怎能寄于厚望？外战不利，非将军不勇，非士卒不尽死力，是国事对其无关紧要。军国军国，最终只是军是军，国是国，军国两层皮。这就像鱼离了水，再无活力。既然打仗是为了钱，那么不打仗还有其他的办法赚钱。还有更容易风险更小的办法赚钱，打了胜仗无非是多得钱，打了败仗无非是少得钱，这仗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陛下说得对，天下数十年未闻兵戈，内外太平，禁军千错万错，无非就是一个钱字，养起来有些贵了。只是朝廷想这样太平下去，外敌却未必给这个机会，仗，总是要打起来！等到对外战起，那就不是要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对外敌能不能战的问题！臣现在主管三司，数年之间，可以聚起钱财，保证战争一起，财物不缺。但就是钱粮不缺，就真地能打胜仗了？”
　　现在说这些，赵祯也只是听个热闹，很能有切身体会。只是他自己让徐平说，又不好现在改主意，只好听下去罢了。说起外敌，随口问道：“你是说西北，这几年会有战事？”
　　“何止是西北，只要禁军一露出不能战的姿态，到时只怕是周围烽烟四起！臣说来说去的还是那句话，要想真地能够外御强敌，就只能是让军队为了保家卫国打仗，而不是为了得钱养家打仗。保家卫国的军队，国家自然会养，应该养，必须养。但是只是为了钱而又打不了胜仗的军队，早晚会出大乱子的！军事必须服从于国事，离了这一点，便就是鱼离了水，自保尚且不能，又何言能战敢战！”


第224章　安守本分
　　自赵祯身体大病，日日朝便又改回了单日朝。上早朝的天数少了一半，日子便就轻松了许多。第二天徐平到衙门处理了些杂事，心情却无论如何都静不下来，早早回到家里。
　　当年刚回京城时买的小院，此时已经大树参天。墙边的花树正在盛开，头顶上艳阳高照，徐平坐在树荫下，却觉得身体有些发冷。
　　这个年代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养兵。徐平在三司的改革再是轰轰烈烈，看起来热闹，说到底还是要看能不能弄到钱，有没有更多的钱养兵。其他什么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都只是附带的。自宋开国，便就被沉重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来，先把这一件事情做好，从上到下才有心思去谈别的。
　　养这么多兵干什么？没有人能够真地说清楚，往往是有各种答案，但是说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养。不但不能不养，还是只能增员，不能裁汰。
　　徐平想起来这事情便就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就闷着头把最大的财力砸进去。一砸数十年，无怨无悔，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从太祖的时候起，此事已经现了端倪。当时天下初定，对于军队，太祖的态度是矛盾的，有过犹豫。杯酒释兵权，削藩镇，收地方财权，使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个时候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庞大的禁军用来干什么？
　　太祖曾经提过欲让天下武人尽读书，读书干什么？不是让他们能够识字，而是要从书里学到道理，要知忠义。这也跟崇文抑武无关，而是要让军队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一支军队才有了灵魂。不说这个时代，就是在徐平前世，国家新立，平定下来之后第一件事也是让军队学文化，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正常选择。
　　可惜此事无疾而终，到底因为什么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总之此后，说起军队的作用便就是宋太祖那句著名的话，“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这一条就成了祖宗家法。
　　养兵干什么？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镇压叛民的。几代帝王对此都是心知肚明，历史上到了宋神宗时进一步发展，“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这种思想往好了说是军阀思维，以兵制民，皇位稳如泰山。往坏了说，这跟雇佣胡人为兵没有区别，只是雇的不是胡人了，而是无赖不逞之人，难听一点就是社会的渣滓。
　　当兵要的就是这种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怎么可能高？“好男不当兵”，这话可不是出自宋代，自中唐军阀当国就出现了。而且宋神宗说得特别明白的话里包含了一个矛盾，既然前世为乱的，都是无赖不逞之人，而无赖不逞之人都招进了军队里，那么就应该没有作乱的了。这支为了镇压乱民的军队，也就失去了存的理由，养的是一支没有用的军队。
　　把流氓地痞招进官府里，社会上就没有流氓地痞了，于是就国泰民安了。徐平想起这种说法就觉得好笑，杀人放火金腰带，这可是国家政策倡导的。
　　世上有这种事？善良的人累死累活，就是为了养那些无赖不逞之徒的？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能够有好结果才怪了，老天爷的眼不会瞎的。
　　而且还没有说，这样养起来的军队，如果面对外敌会怎么样，几位帝王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样的方法就是把野兽用笼子养起来供着，外面来了野兽，用这笼子养的野兽去对付。笼子里的野兽怎么打得过真正野生的？打不过又怎么办？又不敢把笼子去了，那反过头来一口就把自己吞进肚去。最终是养的野兽打不过外来的，把自己也喂到外来的野兽肚子里去。靖康之变，北宋亡国，从定这国策的时候就是命中注定。千算万算，把自己的人民当贼防，那当然自己就成了贼，国家之贼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政治目的在根本上就错了，对军队再怎么改良，都无济于事。什么军队编制，改良兵器，骑兵盔甲，钱粮充足，等等都是细枝末节。军事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和激化，只有政治目的明确，政治工作扎实，才能有敢战能战善战的军队。打仗有什么难的？徐平记得自己前世有位伟人说过，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不用说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一样印证着这句话的证确。历史上两宋之交，最能打的是哪支军队？岳家军论兵员素质，论钱粮充足，论官高爵显，都是中兴几大将里比较差的。同时期张俊的亲兵队，可是号称“武功队”，小兵都是武功大夫，差一步就到横行。要知道岳云被冤杀的时候立过无数战功，不过是左武大夫，比武功大夫高两阶而已。但岳家军最能打，张俊如果说不是打仗最烂的，也是最烂的之一。然而最后活得长混得好的却是张俊，中兴四大将里他排名第一，生封清河郡王，岳飞之死他是第一大帮凶，并由此掌握了兵权。政治上错了，军事上就只有错上加错。
　　为什么岳家军能打？因为岳家军是当时政治目的最明确的军队，就是要北伐，要恢复旧河山，为了这个政治目的。他们的政治色彩最鲜明，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当一支军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时候，就不再是那支“悉招无赖不逞之徒”的军队了。这样的军队，还会再受到百姓的鄙视，还会说“好男不当兵”吗？焚香相迎，就是理所当然。
　　所以从在邕州的时候起，徐平就不招惹这个年代的正规军队，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如果真地有一天，需要自己去迎接外敌，徐平也宁愿重新编练军队。现在的禁军不但是不能用，就是想改革都难。大大小小各级的军官不愿意，皇帝一样不愿意。那是赵家坐江山的根基，祖宗家法里，其他都是摆设，这一条才是最根本的。
　　常备军还是民兵，征兵还是募兵，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要真正生长在自己国家的土壤上，不能是国事军事两层皮。对军队来说打赢了拿赏钱，打输了转头把自己守护的百姓抢一遍，“匪过如梳，兵过如篦”，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守护国家？
　　军队要讲政治，不是喊政治口号，口号本身没有作用。而是明确政治目的，要有优良的政治作风，不说别的，总可以向一百年后的“岳家军”看齐吧？如果说一千年后的要求超过了这个时代，一百年的时间原生出来的总是可以学习的。军队讲政治，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纪律、行动甚至训练，都要向明确的政治目的看齐。说一句保家卫国，不是对军队的官兵去喊这样一句话，而是要让编制、制度、训练、纪律、作风等等方面，全部要符合这个政治目的要求。要让这样做的人突出出来，提拔上去，不这样做的人淘汰掉。要让符合这个原则的行动一呼百应，不符合这个原则的行为人人侧目。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整个军队的一切都从头来过，从组织到编制，从一举一动到政令通行跟原来就完全不同了。徐平即使的心，也无力完成这样的动作。
　　如果说禁军是一个脓疮，那还是让它烂掉挤破了的好。不可否认，禁军中有优秀的将领和勇敢的士兵，这种人甚至还能够占到多数，但在现在的军制下，他们被压制得冒不出头来。他们的人数占多数，但却不是军队的主流。如果不打仗，甚至就是打仗，没有外来的因素扶持，这些优秀的军人也将蹉跎一生。历史上的狄青在西北战后骤升高位，少了不了几位文臣边帅的大力提拔，他本身就是文臣向三衙夺兵权的一部分。杨文广一直在底层军官队伍里徘徊，没有范仲淹发现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不入流的小武官。而没有后来跟着狄青南征，或许历史上也不会留下他的名字。至于无名小卒高大全，不到十年的时间由徐平家里的庄客到横行，一部分是因为军功，一部分是徐平的身份，一部分是赵祯的赏识。
　　徐平可以等，还因为赵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有职业素养的皇帝。皇帝对他来说就是一份职业，他尽职尽责。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祖宗家法并不像其他皇帝那样奉为圭臬。两宋的皇帝中，他是向外朝让渡权力最大方的一个。
　　赵祯想不想做个好皇帝徐平不知道，但他可以感觉得出来，赵祯一直在努力地扮演着皇帝这个角色。皇帝能做好自己的本分，徐平又为何不做好自己的本分呢？


第225章　新消息
　　门外传来脚步声，徐平抬起头来，看见刘小乙引了高大全和杨文广、狄青走了进来。
　　到了跟前叉手唱诺，高大全道：“我们几个今天进城有些公事，顺便过来拜会官人。”
　　徐平点点头：“事情办完了没有？什么时候回去？”
　　“还有一点手尾，要等到明天再回。”
　　徐平道：“如此正好，今晚便就住在这里吧，家里现在也没有别人。我们也是很久未见过面了，一会与我出去，寻个酒楼小饮几杯，说点闲话。”
　　三人应诺，一起谢过徐平。
　　吩咐刘小乙取了几把交椅过来，让高大全三人坐了，徐平问他：“你们现在禁军里过得如何？前些日子听你说起，过得并不如意，不知有哪些事情烦恼。”
　　高大全想了一会，才道：“再是不如意，也比一般将校过得好多了。托官人脸面，这几年我升迁得快，难免惹人嫉妒。都是些风言风语，不用理会他们。”
　　武官正常是五年一迁，若是没有特别的际遇，一辈子也就是个大小使臣，八九品的小官，养家糊口而已。历史上的杨文广四十多岁才升到正九品的殿直，在小使臣中都是中下层。后世把杨家看作北宋将门，还颇有代表性，那这将门就实在太过寒酸了些。高大全与李璋一样，前两年加了“带御器械”，身上又有军功，正常升迁也比别人快得多。加上赵祯赏识，几次特旨升迁，现在资序上已经算是禁军中的中高层了。“带御器械”是跟“閤门祇侯”和“閤门舍人”一样的意思，属于近职。对于在皇帝身边的李璋来说，是有实际意义的，当差的时候佩带礼仪性的刀剑，而对高大全来说就是帖职，类似于文官的馆职性质。
　　武官不一定是军人，大多数其实做的是文官职事，只是升迁序列不同，地位不同。官只是寄禄，规定了收入多少，决定身份的是职。真正的军人是要有军职或者是兵职的，否则就只是后世广义上文官的一部分。
　　军职指的是武将在禁军中担任的职位，比如高大全的军虞侯，比如杨文广所任的副指挥使，比如狄青的副都头。军职是有品级的，所以也有官的性质，只是狄青还是无品杂阶。
　　兵职没有品级，当然也不是指的士兵的身份，而是统兵的身份。如路一级的都部署和副都部署，钤辖、都监和都巡检使等。徐平以前的手下桑怿和张荣，两人现在便就是没有军职而有兵职，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将，而不是广义上的武官。
　　一般讲在禁军里带军职升迁不易，说是五年一迁，由于萌官过滥，而员额有限，十年不迁也是平常事。哪怕是出现缺额，有了升迁的机会，往往也落到三衙那些真正将门有关系有后台的人身上。杨文广算是名将之后，父亲的地位够高了，但由于杨延昭是边将，在三衙里没有人脉，历史上便就遇到十年不能迁一官的事情。至于狄青这种出身，如果没有战事，立下战功，还得有人看好提拔，一辈子能够混上个官身就算不错。
　　兵职在外带兵，相对来说立军功的机会多一些，升迁也容易一些。而且跟掌权的文官打交道的机会多，真有本事，有他们提拔，比在禁军里沉沦就好得太多。便如桑怿，其实从军并没有比狄青多几年，但有徐平赏识，用他打仗，两人地位已经天差地别。但是那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因为兵职多是由禁军的军职人员转任的，没有禁军经历，难有兵职。
　　高大全说的是实话，没有徐平，就是他有那些战功，也没有现在的地位。作为朝廷的三品高官，这点面子枢密院还是要给徐平的，他当年的手下，最少迁官没有迟滞。至于在禁军里受排挤，那就在所难免了。一个外人，在一群将门子弟里面，升官比别人快，当然容不下。别说高大全，当年的杨延昭威震北疆，保边境数十年安宁，一生未能入三衙做管军。别人保举，真宗直说他一个边将，进了三衙不是好事，别人容不下他。
　　这两天被军队的事情搞得有些心烦，徐平道：“若是在禁军待得不如意，有机会我保举你们到边疆去。哪怕为一州一县巡检，总有机会一刀一枪拼出军功来。”
　　听了这话，狄青叉手道：“若得省主恩惠，我等必不负所望，做出番事业来！”
　　徐平点了点头：“这两年西北事紧，不定什么时候就起大战。此事我记在心里，什么时候西北出缺，你们还是到那里去吧。”
　　狄青和杨文一起谢过。以现在徐平三司省主的地位，保举他们这个地位的官员，确实只是举手之劳。两人在禁军也有些年头了，有身边的人比着，都是有心气的，只要有了机会，怎么也不会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将门子弟差到哪里。
　　高大全没有说话，在禁军是徐平安排的，让他不管好坏先培养些人脉。至于什么时候出去带兵，自然也看徐平的意思，并不需要他去操心。这一点他跟杨文广和狄青不同，他是有靠山的，虽然这靠山在三衙里说不上话，枢密院那里还要卖面子。
　　见狄青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高大全道：“此事其实也不急在一时，我听人闲谈，说是群牧司的李国舅要入三衙。若是李国舅来了，升一升官，再出去带兵更好一些。”
　　这两年李用和一直在各个牧监跑来跑去，回京城的时候都少，徐平回京之后还没有见过他，这消息还没有听说。至于李璋，被赵祯拢在自己身边，不让他接触这些，不知道反而稀松平常。倒是三衙禁军对此非常敏感，在高大全这个层级已经传开了。
　　徐平心里合计一下，这两年李用和在群牧司可是立功了，入三衙水到渠成。群牧司说到底是个辛苦衙门，收入又低，还好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