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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4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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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况皱了皱眉头:“番境之人多牧牛羊,自耕自食者只怕至少。”
  徐平笑道:“耕仅是代语,凡是用自己的两手找饭食,皆在此列。市中百工,贩货商贾也是这般。不耕而食,仅指不劳而获而已。——好了,此是军中,我们说些俗话。汉风胡风之别,关键在我们汉人,饭食皆来于土地,一滴汗水一粒米,大家都习以为常。而番人起自牧牛羊,他们已经习惯了不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去获得财富。普通的牧民一样辛苦,但由此而起的势力之人,却已经从心上习惯了这种作为。所以我们汉人向往的,是有更好的土地,我流下更多的汗水,就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胡人则不同,便如牧牛羊般,他们所向往的是有更多的人被其奴役,而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所以此去番境,只要把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找出来,能教化之则教化之,不然则流于远地,过于恶劣的,则加以刑戮,天下太平。”
  众人一起点头,明白了徐平的意思,不过要从心理上向这个方向靠拢,也不容易。
  汉风胡风,争了数千年,其实真要认识到根本,理由就简单得让人发笑。就像徐平前世讲社会的阶级斗争,真正追到源头是贫富分化。当有人知道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最后源头原来是这么一件小事,便对整个理论一笑置之,觉得如小孩子游戏一般。汉风胡风之别其实是一个意思,最早起源于两个族群的生产方式不同,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的磁撞,最终形成了滔天巨浪。
  内部由于贫富分化而出了阶级之别,外部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则出现了文化冲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用阶级斗争去解决外部的文化冲突,会不得要领,最终是付出了极大努力,还是让外部怨恨,内部同样怨声载道。而用外部的文化冲突逻辑对待内部,则很容易出现法西思倾向,极尽残暴,还不能够解决问题。
  只讲阶级斗争,不讲文化冲突,易犯左倾错误。过于强调文化冲突,而不讲内部的阶级分化,则会犯右倾错误。不左不右,执其两端而得其中,是为中庸之道。
  不管阶级分化还是文化冲突,都是起自于人们自然而然的生产过程,都是本于历史惟物主义。不是先有了文化冲突和阶级分化概念再去找理由,而是先有这个根才产生这概念。
  所以一国历史,必然是内外有别。对内可以用阶级斗争为主去分析,因为这是内部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对外则要以文化冲突去看待,因为这是内外交往的主要矛盾。只强调一面而完全否认另一面,不管是倾向哪一面,要么不实事求是,要么别有居心。
  历史的大势当中,是不能针对两方,一定要指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这些矛盾,是不断在变化的。既斗争,又融合,在斗争、融合中社会不断前进。有时候以斗争为主,有时候有交融为主,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汉族文化传统起于农耕,农耕又有大庄园、小自耕农、公有大农场的区别,每种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认为农耕的文化就是千年不变的,不实事求是。所以这个年代去接儒家的道统,特别要强调“以意逆志”,合适的认,不合适的改。
  胡风则是起于游牧,也分自由散漫的公社式和残酷的部落式,文化同样不同。
  农耕文化的自由主义倾向,表现为“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强调自耕自食,天人合一。游牧的自由主义倾向则表现为自由散漫,不受拘束,向往大自然。这两个倾向在民族的交流、融合、碰撞中不是主流,存而不论。
  游牧文化中恶劣的自然环境,朝不保夕的生存处境,出现了一种只顾眼前,不讲以后的倾向。同时由于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一旦得到了改善便容易不思进取,对于自己得到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手,对地位丧失之后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而缺少交流,各自依靠自己面对大自然的生存处境,又让他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漠然。我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来换,人与人之间只有简单的利益关系。如果不能交换,则就靠武力抢夺,武力抢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种罪恶。这种抢夺的极致,便是抢人,把人如牛羊一样作为奴仆。
  农耕则相对稳定,虽说是靠天吃饭,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与游牧不同,农耕条件下人组织起来,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人定胜天的。所以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我自耕自食,不求于人,你让我做事得给我个理由。不管是完税纳粮,还是参军打仗,总得说服我,不然不做,不去。说破天去,我自己种地自己吃,什么都是多余的。而组织起来可以人定胜天,比如修桥铺路,比如兴建水利,都能够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在另一个方面,又有守望相助,愿意承担责任的倾向。这两个倾向结合起来,便是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服别人管的性子,但又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历史在发展,文化在变,但这种精神的内核却不会变。所以汉人文化既有各过各的互不打扰的一面,又有面临困境,勇于冲上前去,以大无畏的精神承担责任的另一面。
  如果说,阶级分化导致了部落、民族、国家的产生,那么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便就导致产生了不同文化的部落、民族、国家。在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交流与冲撞中,便就发生了迁徒与融合,战争与妥协,同时伴随文化的消失、改变与新生。
  可以认为这种交流融合无罪,但不表示这个过程中的集团和个人无罪。不能够用人类文化交流的性然性,来为这个过程中的人和集团脱罪,不然就是对其他人犯下新的罪行。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可以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古人,随意臧否,不然你已经成为了百年之后人们的笑柄。一个人的言和行,总有其历史局限性。
  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才能够指导未来。出于某种目的,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历史结果,是对历史的亵渎,是对现实的欺骗,是对未来的误导,是一种犯罪。
  历史的洪流中不应该指出哪方是好人、哪方是坏人,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立场,有坚持自己各自文化与传统的责任。一个农耕传统的人,来到游牧地区,不做改变,还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会被游牧民族看作小偷。而一个游牧的人,到农耕地区还要坚持自己传统与文化,则会被视为强盗。一个人如此,一个集团也是如此,行为有好与坏、正义与犯罪之分。在你家里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做,还要怪别人不配合就是岂有此理。以此为理由大开杀戒,穷凶极恶,就是恶贯满盈,罪大恶极!
  而从五胡乱华开始的游牧民族南迁,确实表现出了强盗的作为。你可以认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正常的,但不能够为其强盗行为脱罪,不然就是一种背叛。肆意杀戮,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十室九空,这种罪行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为后人之戒。
  一个人要有是非观,一个民族要有是非观,一个国家同样也要有是非观。


第262章 战是义战
  只有理清了什么汉,什么是胡,将要进去的这片土地是胡地还是汉地,徐平才能确定自己执行什么政策。战争都要杀人,都要流血,必然伴随着血腥杀戮,但战争依然分正义和不义。把所有的战争混为一谈,因为都要杀人,而认为都是一个性质,是混淆视线。
  徐平此次出兵,从在镇戎军时就讲得很清楚,是兴义兵,诛不臣,吊民伐罪。这不是为了好听这么讲,而是此次出兵就是这个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只有正义的战争,徐平才可以用战争来改造军队,不然是没有一个结果的。
  秦派大将军蒙恬统兵三十万,北逐匈奴,设朔方、九原郡,不是贪图这方土地,而是因为匈奴不断以这里为基地,南下侵犯。秦对匈奴的战争,是被侵略之后的反击,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不提匈奴年年南下烧杀掳掠,而把这场战争当作拓地之战,是混淆是非。
  汉时因之,再次因为匈奴年年南犯,多次反击。封狼居胥,勒石燕然,为汉人两大武功。不是因为这两场战争杀的人多,缴获的物资多,而是因为这两场是汉人对侵略的反击作战,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只有正义的战争,才可以称为武功,而不是以战绩来分。
  各人种地,各人吃饭,农耕文化中有这样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精神在。但同样的,你若犯我,我必犯人,惹了你就要承担后果。来烧杀抢掠的时候耀武扬威,被打得屁滚尿流的痛哭流涕,汉从没心情理会你这种丰富的表情。
  秦设朔方、九原,汉置河西四郡,一千多年的时间,这里已经成为了汉地。
  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当然不是温情脉脉,而是充满了血腥和杀戮。你年年来打我,我打还你就得乖乖接着。从秦汉时起,这里就已经是汉人故地,不是汉人抢来的,是你年年来犯我不得不占这里,是你自己送来的。你愿意送出来,汉人已经接住了。千年时间,这里住的已经是汉人,生产方式已经是汉人的生产方式,文化已经是汉人的传统文化。
  生产方式会影响文化倾向,所以番胡犯边,抢占土地,总是毁坏农田,变成牧地。同样地汉人反击占住的土地,也会广开沟渠,开辟为农田。党项所占的银、夏等州是汉人故土,其余地方是朔方、九原两郡的一部分。
  徐平要灭元昊,取朔方、九原故地,是恢复汉土,不是侵略战争。是以这一战的目的地,徐平一再强调是九原城。朝里的文官们心领神会,时时强调北进是吊民伐罪,至于不明白的人,也不需要明白。
  唐时迁党项入汉人故土,迄今两百年,大宋争过几次,最后也认了。元昊上台,倒行逆施,强令国内的人髠发,着胡服,用胡语,这可是汉人没有做过的。徐平在重新占领的汉土上移风易俗也不是强制性的,元昊可是不照着这样做就要杀人。
  叛宋为不臣,虐民以为罪,元昊无论对内对外,都已经恶贯满盈,死不足以抵罪。李佛玛被俘还可以在开封城安然渡过一生,元昊则无此可能。只要被徐平抓住,必要把他枭首于大军之前,以谢天下。
  什么是逆历史潮流而行?讲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元昊就是倒行逆施。说他举兵叛宋是被宋压迫瞧不起,是没有良心。什么是逆天下大势?元昊死后,这一带很快大兴农业,党项迅速汉化,可见这里是汉地,汉化是大势所趋。无论对内对外,元昊都是历史的罪人!
  讲重文轻武,说胡人入汉地之后因为迅速汉化导致王朝灭亡,后人对其痛心疾首,你的是非观在哪里?要不被汉化,老实待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南下来犯,汉人王朝去打过你吗?我又要占住汉地,还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天下间哪来的这种好事?汉人势弱,被你占住土地已经是天大的耻辱了,因为你不会劳动,还要为奴为婢为你耕种织衣,汉人天生欠你的啊!认为强盗抢人天经地义,抢了你就要世世代代骑在人的头上,强盗逻辑跟强盗去讲!汉人要的是自耕自食,打仗我自己会打,不需要弄个什么族群来装模作样!
  汉人组成一个集体,必先问这个集体是什么,会为每个人带来什么。认可了,再问我要做什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讲价钱,讲价钱的不叫集体,要做工赚钱我来跟你攀交情?你出多少钱我做多少事就好,大家各不相干。被认可了的集体,才有资格讲责任和义务,而只要被认可了的集体,也无所谓我的付出值得不值得。
  家庭如此,家族如此,国家同样如此。站在国家的角度,要先想被不被国民认可,站在民的角度,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中间没有价钱好讲,让承担义务的国民不满意,就是国失职。民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则就要被遣责,甚至惩罚。
  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不是欺骗,是匣清大家的责任和义务。做国君万人之上,就要承担起国君的责任和义务,做不好,则君失德,天下共逐之。我没有义务为你做牛做马,只是承认这个集体,这个集体中你是君,我是民,大家各自做好本分。
  对于一个人来说,你感觉这样对你没有意义,但对天下万民来说,则是必要约束。没有找到约束君主责任的办法的时候,君失德表现出来的就是天下纷起,王朝更替。
  汤武革命,其命惟新,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价值观。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你本来是不是个有德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居天下的时候要表现得是个有德者。你失德,则大家群起反抗天经地义,是正义之举。此时没有不忠,只有天下大义。
  汉人从自己农耕的传统文化中是不会发展出来愚忠的,不管君还是民,都一样的是忠于天下。民对这个天下不尽忠,就要受到惩罚,君对天下不尽忠,天下就反了他娘的。
  把一切仁义道德虚无化,都归结于欺骗,让人相信世间只有实力,只有金钱,那或许是未来,但却不是功史。用这一套来解释历史,就是把历史虚无化,把道德庸俗化。
  什么是汉风?对皇帝来说,不可失德,不然就要接受惩罚。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你不像个君主的样子,群臣劝谏,甚至破口大骂,你老实听着,好好改正,不然换人。
  “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就是胡风。老子凭真本事打下来的天下,为什么要受到约束?看不顺眼,你有本事把天下抢过去就好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接受了胡风逻辑,那就在这种集体里老老实实当个顺民,那是一部分的人选择。不接受这种胡风,则邦无道,浮于海,如果连海都浮不了,那还是反了他娘的。你自己要做这种集体的顺民,不关别人的事,但也不要笑话别人不识时务。
  安重荣手握重兵对人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居之,你觉得有道理,是因为那个时候兵强马壮能取天下。如果有一天,不靠兵马,要靠金钱,你是不是也觉得该最有钱的人为天子?
  人在一个集体中,就要担起责任来,觉得不合适,就退出这个集体。你可以从历史中找出无数的不符合这一点的例子,但不能否认这是一种价值取向。用个体的行为来解构整体的取向,从而达到以分析个体来否定整体的目的,这种小聪明只能耍一时。
  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性,但不能用这个道理来解构人类的道德。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不同于动物,能够克制动物的本性,所以才会骂人时说如禽兽。自己要做禽兽尽管自己去做,但不能用动物的思维来解构人类的道德体系。
  对于军队来说,强调兵民一体,就是说军人参军是来尽自己的责任,穿上戎装他依然是民的一分子。参军打仗,流血牺牲,是尽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为了金钱和爵位。爵以酬功,国家设爵位是对尽责的将士的酬谢。军人就该尽职尽责,浴血奋战,而国家就应该实实在在地按照军功授爵。这种体系下同样有金钱赏赐和依功授爵,但这些是国家对你尽民的义务的酬谢,而不是用来买你的命的。觉得不公,自有军法司治授功之人失职之责。
  为了钱去卖命,和为了国家尽忠是两个概念。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能够用钱买到的命,都是贱命。既然是烂命一条,你觉得军中会爱惜吗?
  在为了金钱从军的逻辑之下,爵位无所谓以酬功,赏赐无所谓丰与薄,够让你觉得买到命就好。无所谓公平,只有统兵官觉得你值不值这个价钱。
  这不是有责任感、有集体荣眷感的汉人传统文化,徐平军改的核心,是重新在军中确立起军人的责任感和荣眷感。任福力战而死,不是禁军的文化渲染,而是他超出了自己的身份的局限,勇于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他在禁军让人觉得震撼,却引不起其他人的共鸣。
  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审视这个时代的制度,与自己千年的见识相结合,是徐平从镇戎军出发后,与原先有些迷茫截然不同的地方。以前说占领意识形态高地,实际上只是凭着一种模糊的认识去做,并没有一个大纲领,从现在起不同了。
  军中如此,朝中如此,对整个社会徐平都不再是从前的态度。


第263章 自领刑责
  许怀德大军由庆州北行,过环州,出洪德堡后即入贼境,最终的目的地是清远军。这条路就是灵武大道,北宋这个时候,灵州通中原最重要的一条大道。路古已有之,只是晚唐五代战乱,这一带攻伐不断,朝廷势力不及,最终荒废。但沿途路上城池驿站的基础还在,道路的基础设施还在,北宋最终选择了这条大道到灵州。
  元昊敢称帝自立,灵州的陷没是一个重要原因。咸平年间,赵继迁夺灵州,改变了党项面对大宋腹背受敌的不利战略态势,成为党项崛起军事上面的关键。而灵州之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灵武大道的要害清远军失陷。
  环庆和泾原两路全部,加上秦凤路一大部分的作用,都是针对到灵州的道路。这三路的军事战略,可以说,全部是围绕着灵州来的,灵州就是整个宋与党项西线的核心之地。
  设泾原路,是因为有了镇戎军,而之所以有镇戎军,就是因为环州到灵州的灵武大道通行大军太过艰难,想开辟更加适宜大军通行的葫芦川谷道。
  走葫芦川大道,就要占据天都山,不然这条路就太过凶险。而设镇戎军不久,天都山地区就落入党项手中。而镇戎军到支撑对党项战事的根本之地关中,路途比走灵武大道远了许多。路更好走但却远了,值不值得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党项能够占据天都山的关键,则是攻占了会州。天都山威胁东边的葫芦川大道,而会州则是天都山在西边的根本。
  徐平从秦州出发,大战数次,最终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在西线实现了对党项关键要地的大迂回。占据天都山之后,以秦凤路和川蜀地区支撑战事,别开局面。
  这不是徐平的本意,他到秦凤路为边帅,不管是临行前对赵祯讲的,还是自己心里面想的,都是经略河湟,走历史上熙宁变法时河湟拓边的路。但战事打下来,遵循了战争本身的客观规律,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个局面。
  人看不清前方,但只要踏蹭实实,最终就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太远。于徐平来说,开战时他有方略,但打一仗,便觉得既定方略不合适,修正一点。最早想去经略河湟,打完禹藏花麻觉得还是兰州方向重要,打完兰州,占住会州,又觉得天都山重要。这就像徐平前世玩游戏开地图一般,直到打下天都山,才把地图点亮,看清整个局势。
  命许怀德统大军北上,数路大军会攻灵州,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这条路实在是太有名,徐平下的军令是攻占清远军,但从许怀德到每个禁军士卒,从到环州开始,便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灵州。
  韦州其实不重要,宋太宗最早要在灵州到环州之间建一战略要地,保障灵州通内地的道路,第一选择就是韦州。而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在综合了各方面局势之后,提出的建议是在瀚海深处新建清远军城,而不是城韦州。韦州水甘土沃,周围大片广阔平地,人口稠密,确实更适宜支撑大军。但作为战略要地来说,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果敌人用少量兵力占据清远军一带,则居高临下,占据甜水谷水源的上游,韦州不攻自破。即使设基地在韦州,清远军也是必守之地,无清远军则无韦州。
  此次宋军三路齐出,徐平亲统大军出萧关,剑指鸣沙县。占领那里之后,以偏师向南对韦州进行大迂回。正面当韦州党项大军的是刘兼济所部,他们从天圣寨北上,那条路惟一的目的地就是韦州。而对韦州最致命的一刀,则是由许怀德的禁军主力捅在清远军。
  咸平年间灵州之役,宋军在这一带与党项大军经过无数血战,现在许怀德军中还有不少当年参战老兵的子弟。一过环州,往事历历在目,路两边烽燧的断壁残垣,还有箭簇橹盾,累累白骨,一切都在告诉路过这里的人当年的战事如何惨烈。
  后来的治平年间进士张舜民曾有诗:“青岗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清远军失陷,宋军放弃灵州,回撤的途中惨不忍睹。禁军一旦崩溃,军纪无从谈起。士卒抢夺财务,剥了军官的衣服活埋的有之。装扮成番兵,到处抢掠的有之。运粮民夫力不能支,尚未死便被生食其肉的有之。致于用兜鍪烧饭,以枪杆、箭枝、旗鼓为柴,更是寻常之事。很多人被追来的番兵所杀,但更多的人死于混乱。
  党项军已在天都山一战中被击溃,胁从的蕃落军队逃入深山,不再理会元昊,也不敢出来面对宋军。许怀德统大军过了洪德堡,进入番境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但路两边古战场景象的刺激,勾起禁军士卒往事的回忆,让军中的气氛高度紧张。越向北走,军中越是压抑。到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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