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5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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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什么不同。此时加的，是待制以上在朝为官的官员，如果在京城有私产，则在京为官时间，产业所有的收入没收。朝廷不收，则由皇帝下诏赐给你。既然是赐的，随时可以夺。
　　没收产业所得，不是没收产业，产业还是你的，只是这几年的收入没收。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会派人监察，官员的产业要支付这些监察人员的成本。
　　这个年代，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产业带不走，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
　　徐平这样做，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国家的政策。对于自己人，这样日防夜防，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有这样的行来，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自有台谏系统，把人赶走就是。还是那句话，要论迹不论心。
　　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
　　官员有职、官和差遣，看起来系统复杂，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徐平坚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顽固，而是这真地改不了，强行改，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
　　简单地说，官员有这三样，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习惯成了自然。职以待文学之先，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职真正的用意，其实跟文学无关，是来别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官员只有带上了职，才成其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带职和革职，以及职的升降，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小官带职，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党，带不带职，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而是政治原则，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
　　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享受什么待遇，是与职级有关的。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乱，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乱是正常的，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如此不能够适应。
　　与徐平前世类比，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差遣是实任职务。这个年代的各种使，各种提点差遣，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各种主任。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正科级、农机站长，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官、差遣系统。
　　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这样的结构，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不是专政政权。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用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确保政权的专政性质。
　　把阶级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万物换掉，作为意识形态，士大夫集团就成了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作为执政党，不需要单独出来确保专政，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专政，而是调和。
　　没有徐平，不来做这种改造，而是正常发展到王安石变法，出现新旧两党，那么条件合适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形态的政权。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军队能彻底掌控，社会上出现一个资本家阶层，官营事业慢慢向社会转移，宋朝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我们把旧社会的一切埋葬，除了吃喝玩乐，每一项都带上了落后愚昧的帽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历史发展到了北宋这个时期，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的本身，已经具备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只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生产和经济条件达到了，会自然过渡到西欧最早的资主义。只是可能会出现的，要么是皇帝专权的君主立宪制，要么是强国家元首的两党制。
　　否定之否定的阶级理论哲学，在东方没有表现出来。日本走到资本主义，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强行实行工业化。最后虚君，不过是历史上的幕府而已。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国内暴动不断，不知多少国王被送上断台头，多少封建领主被砍了脑代。与其说是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从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统。这个过程，类比的应该是中国从战国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
　　中国历史，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造成的大动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而且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国家的特质并不突出。
　　在思想和政治上，中国在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新旧两党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因为新旧两党党争，随之而来的君权加强，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要求在阶级斗争，皇帝要独立出来，不被掌控，以确保整个政权的调和性质。
　　欧阳修的疑惑，就是在他朋党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觉悟，却被徐平一脚踢进了一党执政中。


第22章　大秦国故事
　　酒菜上桌，欧阳修看见吴育和吴充兄弟过来，忙起身道：“春卿、冲卿，来，我们一起坐。许久不见，说些闲话！”
　　吴育带着弟弟过来拱手：“如此，便就叨扰了。”
　　众人落座，欧阳修把小厮唤来，又叫了两个菜，吩咐速速上来。
　　吴育看着桌上两个夹杂着肉的碧绿炒菜，忍不住摇了摇头：“你们二人好大手笔！”
　　欧阳修夹了一口道：“无妨，今日我们吃君谟的请，哪日得了大注钱财，回请就是。”
　　几个人一起笑着摇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大注钱财。蔡襄出身大族，又写得一手好字，家底厚，又有外财，一起出来大多是他付钱。
　　饮了两巡酒，欧阳修问吴育：“徐相公前几日天章阁奏对，今日榜于朝堂。我们一起看了，着实觉得过于庞杂。当日是春卿所记，说说到底是如何个样子，为我等解惑。”
　　吴育淡淡地道：“史官岂可漏事于外？永叔，你这话问得不妥。”
　　欧阳修忙道：“我非问徐相公何奏对，只是欲春卿解其中疑难而已。你与徐相公同榜进士，在侧记事，就没有问一问一些疑惑之处？”
　　吴育想了想，点点头道：“那是有的。”
　　“如此就好！”欧阳修连连拱手。“拜相问政，古已有之。但如徐相公这般，从国之根本条列朝政者，实不多见。相公虽年少，行事一向稳重，似不该如此急也。”
　　吴育微微叹了一口气：“其间闲谈，我也曾问过相公，如此立国之根本大政，是否过急？相公说了一个他在邕州时，听海客谈起的极其之地大秦国兴亡之事，心有感悟。”
　　蔡襄插嘴：“这大秦国，史书有记。《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只是离中原太远，不知具体什么样子。”
　　吴育道：“相公言，这大秦国地方极是广大，以海为内湖，人口众多，极是繁庶。此国与汉朝一东一西，为极大之国。大秦国朝之末，有蛮族自北方来，犹中原之北的匈奴突厥之类。似此蛮族，自不是此等大国之敌，其国降伏，安置于边塞之地。蛮族善苦战不畏死，大秦渐以之为兵，年深日久，以之为将。不数百年，其国竟为蛮族所灭。”
　　欧阳修一愣，看了蔡襄一眼：“此非大唐故事也？极西之地也有？”
　　吴育点头：“不错，相公言，他初听此话，也以为是比附大唐故事，海客编出来为谈资。后来问过许多人，都言之凿凿，极西确有大秦国，确为蛮族所灭，才知真有此事。心中留意，每人征询，渐明其始末。后来守西北，灭党项，始悟此蛮族，实与中原之敌匈奴突厥之为一类也。居大漠之北，西域以西，逐水草而居，地方不知广几千里。迁徒流离于大草原上，万里之远来回纵横。其间事情始末外人难以尽知，唯千百年，当其强盛，则南下抢掠各富庶之地。其一兴而灭大秦，大汉独逐之于外，汉人赖以存活。千年后，又当其兴也，当谨慎防之。相公一道德，立制度，盖防此患，为子孙计。别内外，外不施仁，盖防汉人制度礼仪助其兴旺。内施仁义，固根本。”
　　欧阳修听了，不由笑道：“相公过虑了。大唐代隋，太宗时也有突厥犯长安故事。唐伏突厥，后虽有安史之乱，突厥已不足为祸。”
　　吴育摇了摇头：“我也这样问相公，唐已伏突厥，草原已不成祸，何虑之有。今日北敌除契丹，其种大者无非阻卜之类，望之不成气候。本朝只要与契丹以强守和，自此后当不虑寇自北来。相公言，大秦之时，也曾伏蛮族，以之为兵，蛮族似亡。然不知何时北方游寇再次大至，而以蛮人为兵，平其叛乱之后，军力早已不兴，终无力回天。”
　　说到这里，吴育叹了口气：“其间关键，以蛮人为兵，不知不觉间亡了自家军制。蛮人叛起，虽然最终平息，军力却最终不能复整。蛮人再兴，遂亡。”
　　蔡襄道：“相公此方，得非言禁军耶？三衙禁军，实不能战，还是以蛮人为兵之祸！”
　　吴育点头：“不错，外不施仁，内理国政，重整军力以备强敌！”
　　几个人点了点头，虽然都不信北边会有徐平说的那样大祸，但不管怎么说，徐平给出了自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的理由。以现在徐平威望，有理由，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
　　北边的大草原是不是在酝酿天大的动静，徐平思索再三，最后还是选择相信。能不能在大潮起前，直接进兵把其消灭在初起之时呢？徐平考虑的结果，是不能。
　　称其为大潮，是因为在其最兴盛的时候，将影响全世界。除了与世隔绝的美洲和大洋州，就连非洲都会被波及。导致最后席卷全世界的原因，是多方面一起形成的，插手进去根本防不胜防。而且一旦被波及，会内外一起发作，不是你打过打不过的问题。
　　这一带一直与中原、欧洲、中亚等有接触交流，漫长的和平年代，在边境地区，大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闹起大乱，是内外一起来，不只是外敌入侵的问题。
　　而且，与战乱同时出现的，还有思想上的混乱。打败了他们，他们内附，在接收农耕地区文明成果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也会影响外面的文明。大唐放弃内外之别，想搞天下一体的皇帝加天可汗的大帝国，结果在盛世生出安史之乱，就是因为思想被影响波及进去的例子。如果把唐宋连起来一起看，那么蒙古最后灭宋，就跟罗马帝国之亡非常像了。
　　先是防止了第一波入侵，内附，用蛮族为兵，渐渐改变了军事传统。蛮族叛乱，帝国进行镇压，两败俱伤，国力大损。周围各势力蜂起，谁都在帝国的身上咬一口，就连首都也屡屡被破。当再一次兴起大势力，此时帝国已无可战之兵，最终灭亡。
　　这种大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徐平的印象中，他的前世应该是有四次，其中两次与中原有关，都是来自北方大草原。第一次汉朝顶住，灭了西罗马。第二次欧洲顶住，最终灭亡了中原文明。第三次兴起于西亚沙漠，灭掉了东罗马。
　　之所以说是必然，是因为世界各地的文明不平等发展的，有的发展得快一些，有的发展的慢一些。发展的快的，视自己为文明人，把发展的慢的当成野蛮人。嘲笑、欺压甚至是侮辱，对那些人进行奴役。在这种欺压的过程中，仇恨在积累，交流中发展的慢的文明在慢慢赶上来。或者由于内部，或者由于外部的原因，发展慢的文明，去掉了束缚自己发展不起来的枷锁，爆发出来惊人的力量。突然爆发，掀起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狂潮。
　　如果蒙古带来的世界性大乱还看得不清楚，那徐平前世最后一场世界狂潮，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影响全世界的，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在欧洲大发展的时候，位于欧洲中部的日耳曼地区小邦林立，一直发展水平落后，被周围的几家视为野蛮人。由于宗教改革，去除了阻碍自己发展的枷锁，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发展水来迅速赶了上来。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地诉诸武力对外扩张，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被卷入，规模和烈度空前。
　　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全世界被剥削者联合起来抗争的国际主义运动大发展。由于日耳曼文化中又蛮又轴的特质，与革命斗争的坚决性、毫不妥协性相契合，通过理论底层的哲学这种方式，被引入到了共产主义理论当中。否定之否定的辨证法哲学，充分展现了这种日耳曼人的蛮与轴。与这个体系不合的，肯定是不合的世界错了，不是理论错了，不顾一切向里硬套。随着共产主义的传播，这种特质几乎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一直到冷战结束，日耳曼人掀起来的这一场狂潮才算落幕。二战失败，他们从武力上被世界否定了。冷战结束，从文化上被否定了。
　　一言不合就是杠，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妥协合作。换到中国文化来，这种特质就是法家的蛮横，只要能把对方摁倒，我就赢了。没摁倒，肯定也不是我错了，只是一时实力不济罢了。世间事没有对或者错，只有实力够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耳曼人还在亚洲找到一个好朋友，同样具备这种蛮和轴特质的日本。
　　认识到了这种世界性大潮的复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事外，扎紧篱笆，让他们在天下之外闹个沸反盈天。随他们闹，不要影响到自己。
　　徐平前世，日耳曼人的大潮已经落幕，以后还会不会有？最大的可能是还会有，而且很可能已经在酝酿当中。


第23章　蔡襄之错
　　吃喝一会，一直不说话的吴充道：“相公西北大胜，重整禁军，总觉得是要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却又一下国政大变。相公正当青春，是否求治过于急切了？”
　　欧阳修道：“西北灭党项，败契丹，有此功，相公还有什么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罢了。”
　　吴充不说话，蔡襄举杯一饮而尽，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过庞杂，一时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点，相公言欲抑势力之家对小民的侵夺，要在天下均田方税之余，还要凭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则出钱。又要官把城镇之间的场务、酒楼、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卖出，只留官派吏直管的。还优先卖给乡间大户，太过麻烦。如今三司钱粮广有，有银行在那里，把官营之业全部卖出又如何？盐铁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欧阳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们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处。”
　　蔡襄脾气最倔，一听欧阳修的话，眉毛一扬：“有何不知情处？逐匈奴，行盐铁，汉武帝之政。徐相公灭党项，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经理西域，无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罢了！”
　　吴育咳嗽一声：“君谟，相公一再言，君子当论迹不论心，以君子为北辰行之，你又行诛心之论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为政，势力之家和平苦之民为两端，现如今乡间小民艰难，故行此政纾缓民力。城镇里面，朝廷管得严，抑势力之家太过，产业凡有尺寸之利，必收于官。紧处当松，松处当紧，朝廷从容处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处为紧？何处为松？说得过于玄了！若真是为小民着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没于官，天下之田一没于官！有场务，有营田务，自经营之。怕势力人家借田土和场务盘剥小民，收入朝廷，朝廷总会怜民爱民！”
　　吴育道：“此话我还真问过，你猜一猜相公是怎么答的？”
　　蔡襄道：“这何用猜？无非全没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无数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虽有大功于国家，终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吴育笑道：“是以说，君谟，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脑，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赵忠献相公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为第一。忠献相公佐命之功无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居相十数年。徐相公对宰相治政第一条，就是文正相公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相公何许人？出西北统军，其余大臣三辞四推，相公慨然赴任。灭党项，败契丹，编练陇右之军。朝廷要调，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将、最强之军拨付出来。军功如此，说除军权，相公立即上马回京。”
　　说到这里，吴育摇摇头：“君谟，你要改！徐相公当政，再是如此随口评论，只怕不会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对官员合不合职任极是较真，你这样是犯了谏官的大忌！”
　　吴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关系不比旁人，这是真地在劝他。
　　蔡襄知道自己说得过了，不再说话，只是喝酒。
　　欧阳修瞪了蔡襄一眼，问吴育：“君谟说把天下之物收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余物，官以租赋收之，以官营之场务夺之。此物尚余也，入势力之家。官收此物为何？官员俸禄、养军之费之外，当治生产，使世间钱粮越来越多。治生产，自然于天下有好处。只是场务必有余利，此余利用全用于治生产，非不想也，势不能也。三司再大，岂能天下之钱一一全管？此必托之于下。托之于下，必有贪渎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没于官，非抑势力之家取平苦之民余物法也，是纳势力人家于朝廷内也。此等人得利，朝廷当怨，日久必生乱。”
　　在生产力达不到的情况下，强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灭剥削，而是把剥削者收入了政权内部。初期是政权这个交集撑大，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个集合几乎全部纳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跟早期的剥削社会生出阶级一样，在交集里仍然会分出阶级。最终的结果不是消灭了剥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权内剥削，换另一种方法进行斗争罢了。这个时候的政权，承受被剥削者的全部怨气，相当于剥削者的背锅侠，还怎么维持？
　　以为如此做从此跳出了治乱循环，实际上治乱循环只是换了一个面目罢了。
　　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治乱循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同样没有治乱循环。发展不到那样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决了，很难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乱。
　　欧洲走出家天下之后有没有治乱循环？当然有，一次一次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换一个名字就不是治乱循环了？治乱循环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时代，实现大一统，几乎无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乱循环，怕的是天下兴亡，及时改革调整，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现治乱循环了，真没有办法，社会发展总是这样来来回回的。
　　不解决不行，经济危机不允许发生，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们不许有，这是日耳曼人那种又蛮又轴的劲头。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两全其美只是暂时的，矛盾是发展转化的，好的总有一天变成坏的，坏的有一天说不定就变成好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能想着把子孙后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因时制宜及时更改。
　　韩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现就是查天下治乱，乱的时候要及时更正，治的时候要努力坚持，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旧两党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间的争执，轮流上台执政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两党制国家轮流执政的内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如此。
　　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