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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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共产主义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中完美的那个外国，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了反对殿试制度的一个理由。
　　历史上富弼的建议曾经被采纳，发出了诏书，只是三天之后诏书便被收回。此次徐平直接把这个建议压下了，复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兽，但泥古要不得。历史的进程要向前看，发展到了这个时代，唐朝的制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经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了。包括官制在内，重行唐制都是削足适履，没有可行性。
　　殿试黜落则伤圣恩，滥取则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徐平已经定了，让殿试落榜的进士可以选择入御前忠佐司的将校营参军，留了一条路，已经够了。历史上富弼为相，最终还是借欧阳修，把省试的名额压了下去，形成了殿试不再黜落的制度，从实际上废除了殿试。这是这些人对恢复唐制的泥古表现，包括官制改革，恢复三省，都是如此。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历史上元丰改制，官制改回唐朝制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后悔。看起来改完的制度整整齐齐，实际上跟政治现实不适应，处处都别扭，最终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现实需要制度的灵活性。以为经常变更是制度不完备，非要形成百世不变的制度和官僚体系，是死读书，忽视现实需要的表现。
　　三月二十二，乙丑日，殿试放榜。
　　御试官上本届进士名次，本以王安石为第一，因为赵祯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决定改为第二。结果第二是王珪，第三是韩绛，都因恩荫而有了官身。制度不允许有官之人为状元，只好把王安石改为第四，原第四人杨寘为状元。
　　杨寘继王曾之后，再次连中三元及第，也无话好说。宰执学士都贺得人，站在前边的徐平只有苦笑，看着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或许王安石需要这样的挫折，徐平最终选择了沉默，看着王安石的状元飞了。
　　依旧例，由次相到琼林苑押宴。
　　回到政事堂，晏殊对徐平道：“相公，杨察是我的女婿，本届状元杨寘是其弟，我去琼林苑多有不便，不如换章相公去？”
　　徐平笑道：“押宴代圣上去，哪有回避之理？相公但去无妨。”
　　杨察是景祐元年的榜眼，本届状元杨寘的哥哥，也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和杨寘论起来是姻亲，不过押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回避的道理。徐平的女婿苏颂同样是本届进士，要回避那只有章得象去了，让第三相去又显得不隆重。
　　苏颂因为父亲苏绅在考官之列，参加的是别头试，最终中乙科。徐平不以为意，只要中了进士，未来前途就一片光明。不说自己这个丈人，前世能记住这外名字，就说明苏颂未来必有一番成就。而且观其才学，确实算得上出类拔萃。
　　张载、刘敞这些人，因为曾经跟在徐平身边，参加按徐平思想进行的进士试，全都高中。刘敞中甲科，张载中乙科。
　　看着晏殊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杨寘此人，文学高选，事亲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随口道：“景祐元年状元张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样也是事亲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过世，唐卿哀过于伤，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伤，甚是难为。”
　　张唐卿状元及第，通判陕州。治下有个叫吴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吴忠盗了母亲尸骨，与父合葬，事发被捕。张唐卿以其虽然罪当受刑，而出于孝心，令其到母亲改嫁的那一家负荆请罪，结了这一案子。不久之后，张唐卿父亲身亡，他悲伤过度，最终吐血而亡，二十八岁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发，没想到一语成谶。数月之后，杨寘未及赴任，母亲身亡，他最终悲伤过度，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岁。
　　几年的时间，两个状元皆因为一个孝字，过早离世。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过度，再好的事情，也会令人遗憾。


第48章　叛国的附马
　　晦日休务，徐平让刚中进士的苏颂到家里来，吩咐一些到地方为官的注意事项。苏绅已经离开京城了，到两浙路去做都转运使。徐平为宰相，姻亲必须回避。
　　正是暮春时节，百花齐放，草长鹰飞的时节，各种蝴蝶在花丛中飘浮。
　　徐平与苏颂在花树间的小路上边走边谈，向他讲自己从前为官的往事。过些日子盼盼就要嫁过去了，跟着苏颂一起到宿州为官。苏颂是进士乙科，初授官是宿州观察推官，选人中最高的一等两使职官。跟徐平当年初授官就是京官，做通判当然不能比，苏颂还要经过军事、防御判官和节度判官这两阶，才能进入京官行列。进入京官行列，才能够跳出选海，真正有政治前途。这个年代大多数官员都在选海沉浮，一辈子升不上来的进士也不少。
　　做幕职官，最重要的就是刑狱，政绩主要是从这上面显出来。只有做到判官，才会帮助知州处理政事。州这一级，判官是知州最重要的助手，通判是主官，并不属于知州属官的行列。大多数官员的前途，实际上都是在做判官时，被在地方为官的重臣赏识，而后一直提拔起来。直接放出去做通判的一等进士，都是皇帝和宰相直接留意的，与其他人不同。
　　徐平没有经过这一阶，于刑狱谈不上什么经验，理论大于实践，对苏颂其实没有什么帮助。明明知道帮助不大，还是要谈，谁让女婿是自己的半个儿子呢。
　　正在徐平谈得兴起的时候，门房匆匆跑过来，对徐平行礼：“相公，宫中派了中使来家里。官家手诏，命相公速速进宫！”
　　休务是假期，没有紧急公务，一般不会招官员到衙署，进宫议事更少。徐平知道赵祯没有跟大臣唠家常的习惯，派人来招自己，一定有重要的军国大事。
　　吩咐了苏颂，徐平急忙换了公服，带了傔人，骑马入了皇城。
　　因为不知道赵祯为什么召自己，先到了政事堂，却发现晏殊和章得象已经在那里了。
　　各自见礼，赵祯问晏殊：“不知因何召我们来？可是北边有事？”
　　晏殊点了点头，拿起案上一封公文，递给徐平：“枢密院移文，刚刚送来。”
　　徐平匆匆看了一遍，不由皱起眉头。原来是契丹的附马都尉刘三嘏，不知何故，突然逃出契丹，投靠宋朝。雄州知州杜惟序只写了“与公主不睦”，想来也没得及细察。
　　章得象道：“本朝刚刚与契丹新定誓书未久，约定相互不纳逃亡。刘三嘏此来，确是有些难办。送回契丹有违宽恕之道，留他又违国誓，正是两难。”
　　徐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中想着怎么处理。契丹虽然经常闹出动静，不时想着用武力从宋朝讹诈点好处，但对澶州誓书一直是认真执行的。前几十年，宋朝也有人叛逃到契丹去，只要移文，契丹都会送回来。不过刘三嘏这种身份的人，不管是宋还是契丹，以前都没有先例。如何处理，确实是有些棘手。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以前双方不纳逃亡，各自送回的绝大多数都是刑事犯，遣返没有道义上的障碍。这次来的是个政治犯，身份地位还很高，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简单商议过后，三人匆匆出了政事堂，从垂拱门进了大内。
　　到崇政殿，发现吕夷简和庞籍已经到了，三人站到了他们的对面。
　　赵祯升殿，赐座，对众人道：“北境附马刘三嘏，突然叛入本朝。按以前旧例，我们与契丹不纳对方逃亡，该把他送回去。只是枢密太尉言，此次与以前不同。一是刘三嘏身贵位尊，自该郑重其事。再一个，本朝正与契丹因为边境军马多少，他设西京，本朝营北京而起争执。刘三嘏此来，不依旧例送回，也未尝不可。”
　　见三位宰相齐刷刷地看着自己，吕夷简道：“我以为，先收留刘三嘏，慢慢与契丹打官司。跟营北京的事情捆在一起，非要契丹每年向我们卖马不可！”
　　让契丹卖马，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是一，还可以借些削弱契丹的实力。而且从西北运马到河北，花费极大，从契丹直接买，确实省钱。契丹不答应，吕夷简一直耿耿于怀。
　　庞籍道：“誓书是国誓，已经约定相互不纳逃亡，岂可轻违！人无信不立，更何况是一国！是故，不必问刘三嘏逃亡的情由，命雄州直接送回即可！”
　　这也有道理。庞籍这个人方正严明，说过的话就要作数，在他看来是当然之理。正是因为他与吕夷简的意见不一，才不得不请赵祯出面裁决。
　　吕夷简和庞籍在枢密院一正一副，不是绝对的上下级关系，必须意见一致，才能处分军国大事。枢密院发出的宣命，两个人都签字用印，才有效。政事堂一样，正式敕令必须宰相全部签字，重要的还要执政也签，才能生效。
　　赵祯觉得吕夷简和庞籍说的都有道理，一时难以决定，把三位宰相叫了过来。
　　见赵祯先看向自己，章得象捧笏：“臣以为，庞太尉所言为是。人无信不立，国岂可失信？真宗皇帝设国信所理北事，其中信字岂无深意？”
　　赵祯点点头，又看向晏殊。晏殊捧笏：“臣以为，国誓不可违，送还刘三嘏于北朝甚有道理。只是其弃国来投，必有不得已之处，若是送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是故，不可遽将其送还，而应与北朝从容理论，以寻两全其美之道。”
　　庞籍听了，就想反驳，强行忍住了。不就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才在放假的日子把大家召进宫来吗。晏殊这话说的，什么道理都占住了，就是不说应该怎么办。
　　大家一起看向徐平，他是首相，这个时候，意见就非常关键了。
　　徐平捧笏：“国不可失信，此为当然之理。只是，信义二字，说得清楚明白，有义才有信。众人觉得此事难以处置，根本上说起来，还是不管怎么做，要么失信，要么无义。”
　　徐平前世，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拒绝遣返政治犯，有的国家还拒绝遣返死刑犯，及其他的一些特定罪犯。说到底，是遣返违了他们国家的道义，而不能简单地看作假惺惺的双重标准。这种遣返的限制，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但却是必不可缺的。一个不讲道义的政权，不管是内，还是对外，都难以取信于人。
　　遣返一定要有条件，只是看怎么确定这些条件，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第49章　应有权变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点了点头，确实是这个问题。如果刘三嘏只是跟公主有矛盾，而没有任何作奸犯科的地方，在契丹面临生命危险逃到宋朝来求庇护，宋朝不管不顾地把他送回去，难掩众口，难平民心。
　　徐平道：“刘三嘏，本河间府人氏，其先没入契丹，流落北地。举进士，契丹圣宗喜其才学，妻之以女，为契丹附马都尉。是以，不可单纯视刘三嘏为契丹之民，不然则易失河北人心。百姓沦落异域，生活安乐，朝廷亦为之喜。艰难困苦，甚或身被刀兵，朝廷伸手可援，救其性命，岂可置之不理？此天下之义，义不可失。”
　　刘三嘏并不是契丹土著，他祖上是河间人，因为各种原因流落到契丹。契丹获得幽云十六州，这种人非常多，契丹统一称为燕人。包括契丹治下的汉人，还有一小部分如渤海人等其他民族。这些汉人归宋朝，应该是算作为归正人的，并不是简单的契丹人来逃。
　　既是政治犯，又是归正人，所以刘三嘏不能够简单地遣送回契丹。不然，宋朝就失了幽云十六州的人心，对将来恢复旧地不利。而且不收刘三嘏，还会让河北之民心寒。出于道义，如果刘三嘏不是归正人，或者说不是汉人，宋朝处理的手法就简单一些。可以让契丹约定人回去之后，不杀，不处以重刑，形成明文，再把人遣返。
　　吕夷简道：“昭文相公说的是，刘三嘏本是汉人，有难来归，岂可置之不理？此内外有别之大义，大义不可失！”
　　庞籍捧笏道：“臣闻华夷如一，皆天下之民也。今之所谓华人夷人，不过是周末之时的秦人、楚人，天下未混而为一，强分之而已。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信乃人君之大宝，立国之根本。与契丹已有誓书，不纳逃亡，大国不可言而无信。”
　　徐平暗暗叹了口气，他要严华夷之辨，严格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在朝中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跳出来反对得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而司马光很多思想是来自于庞籍。并不是说庞籍指使司马光，而是由于言传身教，司马光自然而然从庞籍那里继承而来。
　　宋朝要改变旧制，争取天下的认同，首先就面临到一个对刚刚过去的唐朝如何认识的问题。这不稀奇，徐平前世要恢复传统文化，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要恢复明清，特别是清朝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的声音。宋朝这个时候，一样面临着要革除五代积弊，重行汉制，最先出来的也是重行唐制，继承唐朝文化的声音。
　　唐朝文化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严华夷之别还是华夷如一。唐太宗那一句“自古皆贵中国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不是随着唐朝灭亡就消失了，实际上一直被后世的一部分人所信奉。宋朝这个时候，深信不疑并付诸行动的，就是司马光。
　　反应在庞籍这些人的思想学说上，就是认为这个年代的宋朝、契丹，包括党项，跟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国一样，没有什么内外之别，贵贱之分。宋朝面对的，是能不能够再次让天下一统，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就这么被移植了过来。甚至在司马光这些人看来，外族建立的政权只要完成了大一统，一样是华夏正统。
　　深入了解这个时代，徐平认为这些人已经推开了近代化大门，正在进行思想启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年代的思想学说，给他的既视感太强了。华夷如一，不承认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别，认为让四夷汉化不道德，他前世实在见得太多，听得太多。
　　弱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这个年代的庞籍、司马光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无数的人认为这才是普世真理。这样的后果，就是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等地的汉人人心，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后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入侵，无不承受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里的人被同化，加强了入侵异族的办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终天下皆亡。
　　吕夷简和庞籍，针对华夷如一和华夷有别争论不休，中书的几位宰相暂时不说话。枢密院掌武事，同样也掌外事，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赵祯发话别人不好参与。
　　赵祯见争不出个结果来，对徐平道：“宰相执国柄，卿以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无内外之别，何以凝聚人心？内外，国之内外，国本于民，民为国本。试问，天下之民视化外汉人为外人？还是自己人？臣以为，有视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视为自己人的有之。为政当顺民心，从民欲，民心如此，岂可置之不理！”
　　顺民心，从民欲，民为国政根本，这是几十年后朝野的共识。不管新党旧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岐，包括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徐平不过是靠着前世的见识，先提出了几十年而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把政权基础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么绝对真理，更加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变了，政治文化就要跟着变，不然就会离心离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现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为世俗政权，凝聚力连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里还有脸面嘲笑说人家的文化落后。说别人落后，自己先得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行。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