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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品格-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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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当教师们学会找到他们学科领域之间的品德联系时，他们就向同时说明学习标准和道德标准迈出了一小步。琳达·麦凯和克莉斯廷·芬克为品德教育合作协会共同撰写的书《使品德教育成为教育中的一个“标准”组成部分》（wwwcharacterorg）中给出了几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了各个州是如何把品德教育融入到他们的学习标准当中去的。
开设一门全校范围内道德和知识教育的课程
《核心美德》（wwwlinkinstituteorg）是在全校范围内普及的K…6级学科间品格教育课程，这门课程充分地利用了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作品，将它们与美国历史、世界文明以及杰出的艺术结合起来。每个年级学习一组不同的美德，不过有些美德不仅仅局限于哪个年级。这门课程由新汉普郡州莱姆市一所名为十字街头学院的私立学校发展而成并在那里进行了试验，创始人是玛丽·贝丝·克里以及她的同事。
举例来说，在一月份四年级的课堂里，学生们学习勇气这个美德，他们阅读了玛雅·安热卢的《生活不会使我惊恐》，朗费罗的“保罗·里维尔的坐骑”，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勿宁死”，圣乔治与龙，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乔治·华盛顿的故事。在二月份六年级的课堂里，他们会集中学习公正这个美德，并且研究犹太教对于法律和公正的观点，希腊人对于一个好公民的看法，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美国世纪之交的劳工状况，以及塞缪尔·甘帕斯、艾达·韦尔斯、苏珊·安东尼和尤金·德布斯的有关文章。除了这种丰富的逐个年级进行的课程以外，《核心美德》还会每月一次在全校范围内学习一个共同的美德，包括类似于这样的品质：希望、高兴、工作、亲切以及宽恕等。在每个教室里，无论是哪个年级，每天都会以早会作为开始，早会的主要内容是阅读和讨论某个与当月美德相关的故事。《核心美德》也包括了大量经过注释的适合孩子们的文学读物目录。
教育学家尼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在他的《技术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的教育从长期来看是失败的，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者知识核心。学校的课程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研究课程，而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各门学科的大杂烩。它甚至都没有清楚地告诉学生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尼尔·波斯特曼：《技术社会学：文化向科技投降》（威斯敏斯特：维塔格书店，1993年），第186页。《核心美德》这个课程计划提供了一个范本，使我们在一贯的课程里有了道德和知识核心，并且也使人们认识到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基于道德和知识美德的学习之中。
第28节 关注品格的方法讨论
利用课程中品格培养的内在潜力，得依赖于教师让学生集中注意力思考手头资料的品格标准的能力。
举例来说，马克·吐温的经典著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有一个最值得怀念的时刻：为领赏而追捕逃犯的人在寻找吉姆，吉姆是一名逃亡的奴隶，曾经和哈克一起乘坐救生筏在河上漂流。当那些人问哈克以前是否见过他时，哈克为了保护吉姆决定撒谎，尽管他知道法律要求遣送逃亡的奴隶回来，他甚至想到因为撒谎他有可能会下地狱。
在《在学校里培养品格》一书中，赖安和波林发现许多教师会在故事的这个环节问学生：“你们认为哈克做对了吗？”这种“道德的两难局面”的方法能使学生们开始讨论一个特殊道德决定的正反两面，并且一位有经验的教师还能因此而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然而，这种两难境地的方法也有不好的一面，它可能会使讨论以班级的进一步分化而结束，而道德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样一来学生们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几乎对于任何事情来说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会有听起来合理的依据，那么道德仅仅是一种观点而已。而且，品格的问题，依然有待探查。
教师们不用问“什么样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样的问题，取而代之的应是从关注品格本身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做法是勇敢的？怎样才能显得无私？可信赖？智慧？”
下面我们要举一个例子，赖安和波林会带我们进入十一年级拉米雷夫人的英语课堂，拉米雷是那种集中于品格教育的老师，她在课堂上和学生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在小说里哈克为了拯救吉姆而撒了谎。她叫学生花二十分钟的时间针对以下问题写一个课堂感想：“这个决定展现了哈克的什么品质，他正变成怎样的一种人？从我们在这之前讨论过的美德来看，在这个场景里面哈克正表现出哪一种美德？或者他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一种文明的利己主义思想？从文章中找出支持你的答案的证据。”
二十分钟后，拉米雷夫人与学生一块儿讨论他们的课堂感想（此处有删节）。
拉米雷夫人：哈克正变成怎样的一种人？
黛博拉：我认为哈克的确正在发生变化。他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甚至不惜为此而撒谎。
史蒂夫：是的，哈克显示出了惊人的勇气。从小说开始到这里，他改变了许多。
拉米雷夫人：他是怎样改变的？
史蒂夫：我得说他获得了勇气。
丹妮尔：我并不这样认为。哈克需要吉姆，所以他不希望他被带走。我认为他这么做纯粹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
诺玛：不是的。首先，哈克意识到吉姆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项财产。这使我想起大屠杀期间把犹太人藏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并向纳粹政府撒谎的人们。哈克展现了自己对吉姆和勇气的尊重。凯文·赖安和卡伦·波林：《建立品格学校：把道德教育带入生活的实用方法》（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1999年），第30～31页。
教师们还可以提一些其他的以道德为核心的问题，诸如：你从这里学到了什么可能对你自己的品格发展有帮助的东西？按照你的理解，在这本小说里，哪个人的品格最为低下？为什么？
从事实出发进行教育这段描写得感谢詹姆斯B墨菲。
大屠杀是否确有其事？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谁应该为此而受到责难呢？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未能成功地营救犹太人，或者如其他一些人所争论的，他没有为帮助犹太人做多少事？美国的历史是信奉人类自由的历史，还是歧视和剥削的历史，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全球的温室化效应是否正在发生，如果是的，那么这又给人类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威胁呢？我们的地球是否正因为人口过剩而不堪重负，或者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因为糟糕的政策和实践（譬如国内的腐败和没有工作能力，以及对那些身无分文的人进行剥削）而导致了贫穷和剥夺？
像这样的问题才是讲述“什么才是真实”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一切都变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学术美德是追求真理。这个美德包括了一系列学术道德：在寻求真理的时候具有开放的思维，考虑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尊重事实，即使它与我们的偏好相抵触；勇于承认错误；持续学习的愿望；在面对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时保持谦逊态度。感谢玛丽·贝丝·克里的著作：《朴次茅斯宣言：召唤学校里知识和道德上的卓越》（林克研究所：www。Linkinstitute。org；2000年）。
但是为了追求真理，并且把教育看成是追求真理的基石，我们首先必须相信存在客观的真理，并且这些真理能够被人类了解。现在有一些具有某种思想的学校——譬如主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是主观意识的产物，我们通过个人的过滤器加工我们的经历，并且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真理。在关于如何讲授历史的全国研讨会上，一些历史学家——正如《受到审判的历史》中所描述的那样——争辩说如果我们相信历史“事实”“如历史学家解释的那样客观地、独立地存在”，那么一切都显得“荒谬而可笑”。加里·纳什等：《受到审判的历史：文化战争和过去的教育》（威斯敏斯特：维塔格书店，2000年）。
当然，在这类辩论里面，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认识到有关历史的解说存在偏差不应该导致我们放弃努力追求更伟大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这样就能把历史记录纠正过来。当我们发现过去的历史学家有错误时，原因正在于真实的事情；他们所认定的历史和真正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差异。基思·温楚特：《谋杀历史》（帕廷顿，澳大利亚：麦克里出版社，1966年）。
那么，什么才是客观的真理？正如波士顿大学的哲学家彼得·克雷夫特（PeterKreeft）所指出的，客观的真理——无论它是有关历史的真理、科学的真理还是道德上的真理——是那种不依赖于认知者而客观存在的真理。无论我们知道不知道它，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举显而易见的例子，当珍珠港被轰炸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作为美国的总统这点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客观道德真理的观念对于品格教育具有深刻的含义。如果道德的真理纯粹是主观意义上的，那么也就没有客观意义上的对与错，更没有每个人不得不遵守的具有约束力的道德标准。你可能会认为撒谎、欺骗或者偷盗是错误的，但是我可以说：“嗨，那只是你的观点而已。”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遵从我们个人的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如果对与错确实存在，那么每个人的首要道德职责——就像我们应该向学生指出的那样——就是辨别什么是真理，并且按照什么才是真正对的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正确的道德意识。
人们有时候在真理在哪里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吗？是的，的确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经在奴隶制度和女性是否有投票选举权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而现在我们在诸如人工流产、死刑以及如何回应恐怖主义的威胁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事实上有一些事情是存在争议的，或者说是复杂的，而我们不应该让这些阻碍我们坚持努力，尽我们所能去完全地、客观地认识真理。在过去，那正是我们的知识和道德错误得以改正的方法。
让我们仅仅来考虑一下来自历史领域的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向我们强调了寻求客观真理的重要性。是谁应该为可怕的向内战前的美国输送奴隶的奴隶贸易承担责任？在一本公开出版的教师指导书里，教师和学生仅仅了解到在历史上记载过最大规模的强迫迁移运动，非洲人从他们的祖国被“绑架”了，被“俘虏”了，或者说被“诱拐”了。指导书没有提到非洲皇室以及本土的奴隶贩子在向欧洲商人供应奴隶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相反，另一个例子则反映了真实情况，历史学家谢尔登·斯特恩（SheldonStern）引用了一本书上的一段话，这本书伴随着最近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PBS）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系列节目而产生，该节目的主题是“美国通往奴隶制度的旅程”：
白人没有在非洲地区引进奴隶制度。从人类第一次在对手身上感觉到意志薄弱那一刻开始，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卑躬屈膝就成为普遍认可的想法……在欧洲人到达非洲西部海岸之前很久，两个大洲同样认可奴隶制度的存在……非洲人和欧洲人站在一起，地位平等，是商业和利润方面的伙伴。然而部落之间相互攻击，最终使得2000多万非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被绑架了。查尔斯·约翰逊等：《美国的非洲人：美国通往奴隶制度的旅程》（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98年）。
斯特恩说：“要对奴隶制度表示任何歉意都应该同时有葡萄牙、英国、法国，尤其是巴西的加入，他们购买的黑人奴隶比美国要多出六倍还不止。美国接收了被带往新世界的奴隶总数中的不到5％。”谢尔登·斯特恩：《超越花言巧语：一个历史学家对于美国历史“国家”建议标准的观点》，载《教育杂志》（1994年秋季），第61～73页。在了解了关于奴隶制度的整个真实情况以后，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一堂历史课，而且学会了关于人类本性的重要一课：没有哪个国家或种族单独和邪恶为伍。
第29节 教育时应注重均衡
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往往转化为对均衡的注重。《召唤英雄主义：更新美国对伟大的看法》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彼得·吉本（PeterGibbon）认为最近在看待美国历史以及一些特殊的历史人物时，我们明显地缺乏均衡的感觉。
如果我们试图忽略或掩盖我们国家的过失和失败之处，譬如转移和杀死印第安人，对黑人的奴役和后来的隔离，二战期间扣留美国籍的日本人，以及支持反政府力量的外交政策等，那么我们将得不到真理。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反面，对我们国家的美德和成就不予重视，那么我们仍然无法获得真理。实际上，爱国主义被定义为对国家高尚之物的热爱，这一美德要求我们不仅仅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缺点，更应该认识到我们国家民主主义的理想，这个理想一直在激励道德的进步——至少在某些领域——并且正在缩小我们的言行之间的差距。
吉本说，当他在全国范围内旅行，和学生们谈论美国历史上的人物，如乔治·华盛顿时，他们往往显得愤世嫉俗，吹毛求疵——譬如，事实上，华盛顿本人就拥有奴隶（华盛顿虽然不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似的，从一个奴隶主转变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但是他在死前确实释放了他的奴隶）。吉本提醒学生们华盛顿仅仅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才11岁。他看着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劳伦斯死于肺结核，他的继女死于癫痫症，他自己的脸由于天花而留下了伤疤，他的身体则由于疟疾而不断衰弱。当美国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不愿意担任指挥官。他的士兵很少，没有接受过训练，在18世纪的超级大国——大不列颠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这些无疑都是事实。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学会了躲避、撤退以及利用荒野。他强迫他自己显得信心十足，尽管他正感到沮丧和疲劳。
吉本说：“我告诉学生们，华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不仅仅是面对子弹的勇气，还有无论成功的可能性如何都坚持一项事业的勇气，以及摆脱失败，战胜痛苦，勇于冒险和成长的勇气。”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华盛顿想要退休，在芒特弗农照看自己的花园，过平静的日子。但是新生的国家很脆弱，需要他担任第一届总统。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幸福之前，为国家服务了8年。作为总统，他是一个专横的行政长官，一个谨慎的政客，也经常把荣誉置于政治之上。“华盛顿不像汉密尔顿那么有才气，也不像杰斐逊那么雄辩，”吉本总结说，“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总统具有品格。”彼得·吉本：《召唤英雄主义：更新美国对于伟大的看法》（纽约：亚特兰大每月出版社，2002年）。
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讲求均衡和公允
均衡同样要求学校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无论是对人工流产、死刑、同性恋，还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等等问题。对于这样一些在学校里以及学校周围的社区存在的道德问题，出于对不同观点的尊重，公立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有争议的事件，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对待有冲突的观点，或者根本不去处理这些矛盾事务。
举例来说，在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开始前，芝加哥沃尔特·佩腾高中的一批学生要求批准表演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利西翠坦》，这是一部反对战争的剧本，在剧里妇女们发誓禁欲，直到男人们不再作战。学校校长盖尔·沃德同意了，但是坚持表演之后必须有一个小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包括那些支持武装行动的人。小组讨论会后，那些参与了喜剧演出的学生说他们认识到了倾听不同观点的重要性。萨姆·狄龙：《当学生们参与战争辩论时，学校应寻求正确的平衡之道》，载《纽约时报》（2003年3月7日）。
辩论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机会，可以表现出自己对复杂的道德问题如何进行思考。为了培养一种见多识广的判断力，一个人应该寻求哪种信息来源呢？在特定的消息来源里，我们又在获取什么样的观点呢？一个人应该如何敞开心胸接受可能改变自己思维的新事实呢？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历史上道德哲学家们曾经提出了怎样的标准来评价一场“正义的战争”呢？相对于外交努力而言，军事干预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和短期后果呢？为了让她的学生在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合理的辩论，来自阿尔布开克（Albuqn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译者注）一所高中的一位教师在课堂上组织了一次辩论会，辩论双方是她自己（强烈反对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她的一位同事（支持武装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帮助她的学生获得了更多对战争做出判断的知识，而且还给他们上了一堂有关思考的完整性方面的意义深远的课。
讲授正义
甚至就是那些年龄很小的孩子对于公平都会有一种基本的意识。品德教育最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要把那种基本的意识培养成强烈的社会道德意识，培养成一种普遍的对正义的信念。
什么是正义？对待别人要像别人应得的那样。我们应该帮助学生们确认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如果一个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价值。没有哪个人的价值比其他人多一些或者少一些。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宝贵的，并且一生只有一次，不可能再来。每个人都有属于人类的权利，这些权利来自于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这些权利当中有不止302页是在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声明的，包括谋生的权利，要求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生活条件的权利等，这些权利与人类的尊严是相符合的。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有数以百万计的我们人类的同胞不能享有维持自身发展和维护尊严的条件。《公民在行动》（www/civicsinactionorg）是一种关于品德和时事的网上课堂（从六年级到十二年级），这个课堂上了关于全球公民的职责和权利的一课，其中包括以下这些统计数据：
13亿人——四个当中有一个——缺少能保证安全的饮用水。
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将近1100万的孩子——比纽约市的全部人口还多300万——死于如痢疾、麻疹等疾病，而这些疾病通过简单的注射和基本的卫生条件就可以克服。五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在五岁以前就夭折了。
超过11亿的孩子虽然处于上学的年龄但却不能上学。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六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文盲。
一些全球性问题正慢慢步入悲惨的阶段。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一所医院的儿科病房里，有一半的新生婴儿携带有艾滋病病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用于防止母亲把艾滋病病毒传播给孩子的药物只能满足极小比例的妇女所需。一位到这所医院进行访问的人曾经这样问道：“这些孩子能活多久？”一个护士回答说：“不到一年。”
进行正义教育还必须调查在世界范围内富有的人和贫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就拿美国来说，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而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扩大。举例来说，尽管富裕的西方国家每年的消费都在增加，但是现在有些非洲国家每年消耗的东西比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减少了25％。
我们的孩子所居住的世界，也正由于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而对全球的和平产生新的威胁。当被问及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该用武力对抗恐怖主义时，每个人的观点都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希望，所有怀有良知的人们都应该同意这条原则：“如果你希望和平，那么请为正义努力吧。”
学生们应该来读一读因不公正而遭受苦难的人的报道。在“9·11”恐怖袭击六个礼拜以后，《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由新闻记者彼得·马斯所写的文章，描述了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准备加入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景。彼得·马斯：《安罗兹·卡恩糟糕的一天》，载《纽约时报》（2001年10月21日）。文章描写了21岁的安罗兹·卡恩，自从12岁后他每天工作12小时，每个礼拜工作6天，他的工作是用一个大锤和凿子分解汽车引擎。他每天挣125美元。在他的前臂的皮肤下面有一截管子，是他自己不小心弄进去的。这根管子已经在那里三年了。他说他没有钱去看医生，把管子取出来。他说：“我们每天就像驴一样地工作。我们的生命就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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