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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个微信去地府-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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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
这些获奖者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保持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优秀教师的引领和指导，得到了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政策的支持，并受益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接触大自然萌生好奇心是科研的“原点”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
从小体弱多病的大隅良典非常喜欢自然，采集昆虫是一大爱好，他还是小学科学教材的编撰者。在他看来，让小孩子们爱上自然、爱上科学，对世界抱有宝贵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点。
“小时候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夏天喜欢在小河里捞鱼、捕萤火虫、采集昆虫，手持网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杨梅、野草莓，能够感受自然的四季变迁。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应该说，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有此感悟：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理应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和呵护。
从多位扶桑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对2，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
虽然扶桑属于岛国，地理条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扶桑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一种亲近感、自豪感，对各种自然现象也比较敏感，这不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扶桑的文学艺术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国等。扶桑的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让儿童亲近自然，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当地的自然特色。
引领人生成长方向
从几位获奖者的言谈和著述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对于他们成长的重要意义，其中几位更是因为而坚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学生一书中坦陈，上小学时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书――爱因斯坦著的物理学是怎样产生的，使他对物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最终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在直言教育中写道：“在我的整个初中、高中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他于我可以称为心灵之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从小就有抄书的习惯，他在书中坦陈：“为了读书写下很多笔记，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
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
如果说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学，就是父亲的影响。12岁时，父亲带他参加了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展示会，新发布的一种从水、空气和煤中提炼的黄色尼龙丝让他觉得“化学实在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
福井谦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在书中写道：“至于学习，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与华夏一样，扶桑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不少华夏家庭的教育观念在退化，过于侧重对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或包办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的财产将来悉数归自己所有。而且对于学习，许多家长和学生把大学仅仅看成是将来决定生活条件的敲门砖。
扶桑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问题，但社会风气和传统价值观还是促使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从小灌输不依靠父母的理念。
扶桑学生考上大学后，学费由父母负责，但学费之外的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赚取，否则会受到同学和社会耻笑。小柴昌俊考上东京大学后，第一学期物理全班级倒数第一，就是过度做家教的结果。
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空间较大
“扶桑理论界倾向于强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较大。”
扶桑教育与一些东方国家的教育一样，有灌输式、重应试等弊病，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够客观，强调得有些过分，实际上，扶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受到新教育运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民间也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战后扶桑也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经验。例如，扶桑的幼儿园、小学并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特别强调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基础教育相比，扶桑的中学有应试的倾向，曾一度比较严重，但高中却实行学分制，学生有比较大的选课自由。
扶桑理论界倾向于强调基础教育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大纲的基础上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比较大。
另外，扶桑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很多学校动员近乎全校的教师都参加到课外俱乐部活动的指导之中，甚至有些学生活动（如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这与我们全民高度紧张地关注高考，形成了鲜明对比。
扶桑也设立一些校外教育机构（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扩大青少年的视野。企业也热衷于举办各种科技方面比赛等活动，激发儿童的创造热情。而这一切制度或措施都有助于学生形成广泛的兴趣爱好，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觉，而培养这种感性和直觉的最佳时期正是玩得满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大学科研评价少受急功近利模式影响
“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
专家分析，扶桑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扶桑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扶桑，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扶桑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
扶桑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而且，获得计划资助的学者，不像我国入选计划的学者，马上就有了某种身份标签，在学术活动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他们需要认真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门评定，而是由学术同行评价。
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功不可没
“扶桑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诺贝尔获奖者，与扶桑科学家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不无关系。”
扶桑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李仲生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的科学成就都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取得的；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和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国大学进修，均了解各自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
其次，一流的实验条件为扶桑科学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特别是对像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非常强调实验的学科来说，一流的实验条件显得尤为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
2001年野依良治获奖后，扶桑政府拨专款7000万美元为他建立实验设备先进的研究中心。扶桑正是凭借其精湛的加工工艺和雄厚的产业基础，为科学家进行创新研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条件。
扶桑经济新闻在报道中也指出，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长期支持其研究的奈良先端科学技术研究生院大学和扶桑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功不可没。这意味着日本仍然保留着允许“可能性”萌芽存在的土壤。
科研环境**自由不受干扰是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环境的保障，扶桑科学家始终如一的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们能在很多领域迅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扶桑研究人员自由**研究也是研究领域不断出成果的关键。
专家指出，扶桑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制，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就很快拨下来，保障其数年的研究。数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终、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必特别公关和费心的经费申请渠道，不受外界的干扰，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为**自由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换句话说，**自由和不受干扰是扶桑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而扶桑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这是日本频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扶桑除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外，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大学也产生了诺贝尔获奖者。
教育专家熊丙奇曾指出，我国的学术环境最缺的不是经费，而是批评与质疑，没有“问题导向”意识。只有直面我国学术面对的真问题，给学者更多的自由空间，建立学者平等竞争的学术环境，我国的一流成果才会呈井喷之势。
此外，扶桑科学家的职业威望高、工资待遇丰厚也为他们全心致力于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扶桑权威的“扶桑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的1995年调查结果显示，在扶桑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的得分为83。5，仅次于法官、律师的87。3分，位居第二位，远远高于大企业高级管理的73。3分、高级公务员的70。5分以及演员的58。2分等等。
在经济收入方面，扶桑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扶桑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约合90万元人民币），大大超过了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基础研究在大学科研中“最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欧美经常指责扶桑在基础研究方面搭便车，因此扶桑提出了培育世界水平研究人员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扶桑经济新闻指出，“但是，仅靠这些无法摆脱亚洲各国的紧紧追赶。扶桑有必要培育大量研究人才。”
据扶桑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论文数据显示，在扶桑排在最优秀大学之后的第二梯队大学的数量非常有限，两极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在强于基础研究的欧美各国，这一水平的大学则异常活跃，总体来说，竞争环境非常激烈。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要转变为生产力必须经过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研究的漫长过程，像美…国、前苏…联和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是从这种模式走向科技强国的。”有关专家表示，“但是，扶桑曾是相对科技后发国家，为了尽快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它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从开发研究着手，再向应用研究溯源，最后再深入到基础研究层面的策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扶桑明治维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国模式，重视科学研究。京城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曾向媒体介绍，扶桑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华夏不是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不得奖的时候笑微微，一旦得奖了立刻就是质疑。
要么大家都别得，来，莫言，看看现代文学史，论资排辈，凭啥你得？
华夏真正属于作家期待的好时期都是昙花一现的，新诗的式微，传统文学的式微。还好有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但现在其实已经只能慢慢的躲进书斋，不问世事写点穿越重生的春花秋月了。
屠呦呦教授在获奖感言上面有一句话很让人唏嘘感慨：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共同发布青蒿素的科研报告，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最终，我决定还是一个人来。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2013年华夏自主工业自动化领军者褚健入狱后，京城和利时的创始人王常力博士立即辞去了所有职务至今一直留在新加坡，没有回国。也就是到此为止，华夏自主的工业自动化公司全军覆没。
那天傍晚，当王常力博士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VIP卷 第七百一十三章 葱油饼
新书发布前夕和大家的闲聊
一、葱油饼类似现象举不胜举
驼背老伯的葱油饼火了，可是，大家却吃不到了，为啥？因为他无证经营，或者说，他违法了。
一个让消费者在酷暑严寒中排队4个小时仍坚守不弃的美味小吃，一个畅销上海滩34年经久不衰的美味小吃，因为不符合办证条件，无证经营，被有关部门依法取缔，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甚至是痛心的事！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三种：一种是“有证的三鹿奶粉与无证的葱油饼摊”，其核心是认为有证无证并不是食品安全的标准；一种是“你也配在国际金融中心大上海卖葱油饼”，其核心是认为有关部门不颁发许可证是故意抹杀平民百姓卑微的创业权利；还有一种是“被取缔的葱油饼本可以皆大欢喜”，其核心是认为对于这样有口皆碑的传统小吃有关部门应当给其颁发证照。
在我看来，这些讨论都不得要领，因为：给食品药品实行安全门槛制度既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是很多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有关部门不给驼背老伯发证也是执法有据，毕竟老伯的经营场所确实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给传统的名小吃网开一面直接发证，则可断定以后证照的颁发必将借口多多**丛生。因此，这些做法均不可取。退一步说，即使给驼背老伯一张证照，他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其他的类似问题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信手拈来几个曾经名震一时的例子，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但它们遇到的和葱油饼类似的窘境至今没有解决，而且，这样的例子每天都在神州大地时时发生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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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十多名贫困的尿毒症患者，因为无法支付公立医院昂贵的透析费用，自己签订生死状组建了一个条件简陋的透析室，他们依靠自购的二手透析机，顽强地活过了3年，并且每年能够节省3/4的医疗费用。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依法取缔了这个透析室。虽然当时正在治疗的患者经政府帮助，解决了后期治疗的部分费用，但是原本有一些准备加入的患者和那些在透析室取缔之后生病的贫困患者永远失去了低费用的自行治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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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一名市民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落水，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东区队长牛振西带人赶到现场施救，却遭到了现场巡防队员的阻止，他们要求牛振西出示“打捞许可证”，否则不能下水，最终，落水市民溺水而亡。后经核实，“打捞许可证”其实是“救生员资格证”的误读，搜救队员之所以没有去考“救生员资格证”，是因为办这个证大概需要700元费用，而巡防队坚称，不让下水是本着对他们生命安全负责，无证则无法对其身份核实和打捞能力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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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北京市曾开展整治不合格打工子弟学校行动，其时共有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或取缔，涉及1。4万余名学生。教育行政部门的理由是学校在房屋、消防、用电、卫生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并且学校未按相关程序取得办学资质，责令停止一切教学活动，随后学校所在地村委会对学校实施断水断电，有的学校大门被教育部门封堵，有的学校的校舍干脆被夷为平地。据统计，转到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不及原来的1/10，其余学生不知所踪。
二、为何部门依法办事百姓并不认可
上述例子和葱油饼一样，都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执法者均有明确的执法依据，虽然百姓很是不解甚至气愤，但有关部门坚称是依法行事没有做错，所以这些案例和一般的责任事故不一样，至今没有哪个部门因此向群众道歉，也没有哪个领导因此丢官去职，甚至，这些部门不仅没有歉意，反而都在为自己的行为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政府之所以坚称自己是依法行事，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医疗、救生、教育和食品等行业确实存在行政管制，即开展某种业务或者从事某种职业必须符合相应的规定条件，从而取得相应的营业或从业资格。比如，按照北京市血液透析质量管理规范规定，开展血液透析的单位原则上应在二级（含二级）以上的医院开展，血液透析从业医生、护士、技师应接受过不少于3个月的血液透析专业培训，血液透析室（中心）应由副高以上职称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主任。通州区卫生局正是依据这个规范而对自助透析室依法取缔的。不让搜救队员下水救人、关闭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和不给驼背老伯颁发证照其实也都是有法可依的。当然，这里所指的法，并非仅指法律，而是包括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政府为什么要对某些行业订立法规而进行行政管制？这是因为这些行业有些需要专门的器械，有些需要专门的技能，有些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些就是纯粹为就业者的利益着想等等。比如说，医生需要苛刻的从业资格，否则滥竽充数的医生有可能不是救死扶伤而是草菅人命；汽车需要苛刻的安全标准，否则没有达标的汽车有可能不是运输工具而是马路杀手。
既然有了行政管制规定，为什么政府部门依据规定坚定执法，反而会遭到百姓们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呢？这是因为前面四例实际上并无他人强迫，自助透析、就读打工学校、下水救人和购买葱油饼，当事人是在平等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条件自愿做出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并不妨碍第三人。百姓们本能地认为，对于这种选择，政府应当宽容而不是强制干预。
说到底，政府部门的坚定执法与老百姓的直觉判断产生尖锐矛盾的根源，就是政府行政管制的权力能不能对抗百姓平等自愿的权利？换句话说，人们平等自愿的选择违反了行政管制的规定时（这种选择不妨碍第三人，下同），到底是由政府规章谁说了算，还是百姓自己说了算？
沿用上面的例子，就是：我明知自助透析有危险，但因为无钱却想活命而自愿冒险行不行？我明知下水救人有可能呛水溺亡，但因为对自身习水技能的娴熟自信而自愿奋勇一跃行不行？我明知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不合规范，但因为无能力让孩子就读更好的学校而心甘情愿就读行不行？我明知葱油饼经营场所太脏太暗不符合卫生条件，我自愿购买以解口腹之涎行不行？这些问题不是个案，不弄个水落石出，未来还会有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
三、行政管制不应当干涉平等自由
如果法律一方面对某些行业进行行政管制，另一方面却对平等自愿的行为不加干预，那么，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就能既使消费者吃到香酥可口的葱油饼，又可以使驼背老伯营业不违法，岂不是一举两得！我认为，现在的立法思想应当做一些调整，即行政管制是必须的，但当它与老百姓的平等自愿选择权发生冲突时，行政管制应当让位于平等自愿。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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