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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陕川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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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于三月二十五日随唐离开西昌，四月初行至越西县小山地区，唐被彝民配合解放军击毙，周则率残部数十人，逃人雷、马、屏、峨地区。
七、第七纵队：四川仁寿入伍道垣，系“军统”分子，青年党中委、“国大”代表，也是仁寿一带的哥老会大舵把子。他在二月中旬，也随唐式遵逃到西昌。唐任四川省主席后，即派伍为仁寿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宗南变委他兼作“反共救国军”第七纵队司令，发给与周瑞麟同数的黄金与枪械，要他回去建立游击根据地。唐式遵被击毙时，伍则侥幸逃脱。
乙、整编和补充其他地方反动武装。
一、新编第二军：西康汉源县一带的哥老会老舵把子羊仁安，一向是该区吃彝人饭的反动统治者，在川、康两省都有点“名声”，经常在汉源地区可纠集一两千人枪，彝胞恨之人骨，却没奈伊何。胡宗南还在汉中时，就派他的亲信特务王炳炎到汉源去与羊仁安联络，胡逃成都后不久，即委羊为新编第二军军长，派王炳炎为副军长，并发了一些军饷。但羊接受了名义，却未编组成军。贺国光出任西康省主席后，即找他做省府委员。胡梦熊周旋，并向贺提出要求三点：（一）充分供应军粮；（二）设法帮助联络地方士绅和地方武装；（三）维持西昌金融和物价。贺均满口答应，只提出了一个反要求，要胡在“转进”时不要把他抛掉。因为他知道胡一向逃跑时，总是偷偷摸摸只顾自己，不理别人，贺既怕死，又有戒心，所以什么也不提，特别提出这一点。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双方即由罗列和王梦熊两人共同策划，着手采取各措施，企图加强地方政权。其经过情形如下：
各县县长，以选派忠实可信的当地人士充任为原则，由罗、王二人商选、政府委派。胡方暗中则以“国民革命同志会”骨干为选择标准，由李犹龙与“军统”西昌站站长谈荣章斟酌入选，借此实际掌握各县地方政权，盐源县的谈和晴、会理县的康问之、冕宁县的陈蕴山及汉源县的县长，都是这等角色。昭觉县的王隆映、盐边县的冷益坚，也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人马。因这两县无本县人选，而他们与各该县有人事关系，因此也派了他们去控制。这批特务散到各县后，曾起过一定的反动作用。
罗列和王梦熊，本来还准备建立雅属、沪属、宁属三个专区，妄想在“赤区”建立什么秘密县政府，但全体方案尚未拟出来，他们即被解放军赶出西昌了。
贺国光与川康的军阀、官僚、大资本家、大土豪劣绅，差不多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他任西昌警备司令之后，与西昌的地方士绅土豪袁品文、孙、张汉英、羊仁安等人，以及大资本家徐某（西昌人，经营各种工商业，很有资产）、大官僚徐获权（西昌人，曾任蒋政权驻美国领事）等，关系尤其密切。贺同徐某等在会理开办有磁窑厂，在西昌城关办有水电厂、面粉厂等等，互相勾结利用，搞到不少黄金。这些人怕失去依恃，都不想贺离开西昌。一九五①元旦，胡宗南搞他的“阅兵典礼”，那些人却向贺搞其“献蛋典礼”，由一个士绅送给贺国光一个双黄大鸭蛋，在蛋壳上隐约地现出青天白日旗和“国光”二字，硬说是鸭子生下来就有的，说贺是“党国元勋”，只有他才能保守西昌。贺很高兴，还拿来遍示宾客。这本来是弄神弄鬼搞出来的玩意，而彼此都要把他它当真，真是可怜亦复可笑。过了几个月，果然应了这个“蛋”字：那些混了几十年的混蛋，再也混不下去，一同滚蛋完蛋了。
贺的副司令王梦熊，与川康的军阀、官僚亦混得相当熟。他与贺二人，经常领一些地方士绅去见胡宗南，胡亦派罗列、周士冕、李犹龙、王炳炎、沈策等为代表，与他们周旋联络，借资拉拢。另外，在辛亥革命时期杀过赵尔丰的尹昌衡，在成都解放前夕，率全家逃到西康的汉源，寄住羊仁安家。一九五①年二月，又逃到西昌，由贺国光招待住下。贺把尹介绍给胡宗南，要胡利用他来号召某些人来进行反共活动。胡手下的李犹龙与尹是彭县的小同乡，在成都念书时就认识，当胡叫李去看尹时，尹要求胡把他及其妻女送往台湾，但胡认为尹的作用已经过时，又是一个瞎子，拖妻带女去到台湾，蒋介石一定置之不理，所以没有答应。到了胡宗南和贺国光逃出西昌前，贺即把他交给孙，再也不理了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西昌期间，还派人分别勾结各少数民族的反动头目。一九五①年二月初旬，自称为西南边疆民族总代表的杨砥中（贵州遵义县土司，黑彝，“军统”分子“国大”代表），和“军统”的副处长黄逸公（安徽桐城县人，此人在“军统”的情况，在拙著“黑网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携带电台逃抵西昌。杨要求胡宗南给他名义，说愿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帮他活动、胡指派李犹龙跟杨、黄二人联系商量，后来就在西昌城内王济民（越西人，白彝，“国大”代表）家中，成立了所谓“西南边政委员会”，派杨砒中为主任季员，岭光电、孙为副主任委员，岭邦政、王济民、羊仁安、李犹龙等二十多人为委员，黄逸公为秘书长。胡每月给该会五百至一千现洋做经费。杨砥中和黄逸公曾拟订过一个工作计划，由杨及岭光电、孙三人负责，联络大凉山、川南、西昌、沪定及云南、贵州境内各边疆民族中的反动头目，一律聘为“边政委员会”委员，并准备在西昌召开扩大委员会议。自此，他们便纷纷写信出去联络，但尚未成事，西昌即已解放。
三月中旬，杨砥中、黄逸公和李犹龙三人，还商量组织“边疆工作队”，准备以岭光电、杨砥中所掌握的一些彝族青年为基础，成立两队，一队派往云南作瓦族地区活动，一队派往彝区活动。此项计划经胡宗南批准，并发了部分经费，派往佧瓦族地区的一队也已组成，但尚未动身，西昌已解放了。
三月初，罗列、赵龙文、李犹龙三人一起商量，说必要时可逃往西藏，但若要逃往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地区，应先派人去了解情况，进行联络。经胡宗南同意后，乃由谈荣章介绍“军统”特务汤某（湖南人，时任西昌警备司令部政工处专员，曾在西藏活动过）为“木里三大寺宣慰使”，带了两个助手和电台，并携有哈达等礼品，一同前往。搞了一阵，并未见有什么显著的“成绩”。
由上所述，可见，胡宗南到西昌后，反动的魔爪是拼命伸展的。
第廿二回
关山难越 唐式遵一命鸣呼
欺骗属僚 胡宗南深夜偷走
唐式遵是在他当上了已经无省的“四川省主席”后，离开西昌走马“上任”时丢掉性命的，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插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由重庆逃抵成都时，即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了多大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李犹龙、林树恩、王元晖三人与他联系。
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听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经被捉的消息，官瘾大发，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动，要当四川省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但久未兑现。
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随唐、羊同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已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并约贺国光、赵龙方、李犹龙等作陪。
春酒酿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讲其昏话。首先是胡宗南，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一类的话。接着唐式遵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人，也已逃往台湾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往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唐空喊了一顿之后，贺国光接着来凑趣。他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肝胆忠贞的，尚有几人？中央还不给以适当的权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戏演到这里，他索性加一把劲，大哭起来，弄得“声情并茂”。
这一来，确也使在座的人，或者是发生了兔死狐悲之痛，或者是觉得有助兴的必要，因此都作出悲侧之容，默然不语。其时，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即取出手帕交与贺抹其眼泪鼻涕。
这样就静了场。有些人心想：戏已演开了，且看胡宗南这个主角怎样接唱下去。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胡宗南才站起来，用颤抖而乏力的声音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向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象唐先生和贺先生两位这样效忠党国，我想总裁是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
贺国光感到正中下怀，立刻站起来说：“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机迫切，事不宜缓。”
由贺这么一催迫，胡也立即采取一个“事不宜缓”的措施。
胡宗南即刻吩咐李犹龙当场似一电槁，保派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并当众念了一遍，然后叫人拿去拍发。三四天后，蒋介石复电照准，胡又叫李犹龙抄了两份，亲送给唐式遵和贺国光。李半玩笑地问胡：“那天贺国光哭得怎样？”胡说：“他是为唐式遵哭的。”李又问：“我不擅于拟电稿，那天赵龙文在场，为什么不叫他拟，偏要我当场出丑呢？”胡说：“你是四川人，经常与他们联络，在这些场合里，你帮我多做些事，对你的联络工作是有好处的。”原来在这类事情上，胡也安上了心计。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胡、唐、贺三个“演员”，还是以贺国光演得比较出色。当胡说了开场白之后，庸式遵倚老卖老；本来就要发作，给胡以难堪。贺国光觉察到这种情形，赶快给唐示意，唐才灵机一动，以悲剧手法表演，先由假哭而至真哭，结果才如此“动人”。胡宗南其时已觉察到唐、贺二人正在合起来对付他，因此赶快争取主动，把牌打出去，直问唐：“意下如何？”贺国光怕胡故伎重施，当场说了，事后又不算数，且唐亦很难自己开口，说一定要当省主席，所以他立即帮上一把，即捧了胡的建议为“适当措施”，跟上又迫出“事不宜缓”一句，要胡宗南确实摊牌。戏剧虽短，暗中是勾心斗角的。
在台湾行政院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的第二天，胡约了李犹龙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同时请他拟一个川政工作计划。
三月二十五日晨，唐即率同伍道垣、周瑞麟等人，并带有机枪两挺，步枪三四百枝，同羊仁安、罗八千岁等一路开西昌，企图经越西县的沪沽镇、甘相营，由大树堡偷渡大渡河，回到川南地区活动。
当唐式遵等人离开西昌时，西昌的空气已经相当紧张。在唐等离开的前一天，胡宗南打电话到城里去，约罗列、赵龙文、李犹龙等到邛海新村吃早点。罗等到达时，见胡宗南一个人正在会客室里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各人刚坐下，胡即问罗：“清况怎样？”
罗说：“昨晚收到两个紧急而严重的电报：一个是会理顾葆裕的，他说共军已从金沙江渡河，正进攻会理，他打算向滇西方向转进。一个是胡长青从大树堡来的电报，他说共军已占领汉源，他的部队已退过大渡河，据守大树堡。”
大树堡在北，会理在南，两者离西昌直线距离都差不多，这两个电报同时到达，也就是南北两路的情势都很紧了。胡宗南一面听罗列汇报情况，一面右手托着脸，左手插在胸前军服里，故作镇静，但脸色惨白，显示了十分的不安。他要罗列复电顾葆裕，必须坚守会理一天一夜。同时又问第一师师长朱光祖此时在哪个位置上，并吩咐说：“急电朱光祖撤出宁南战场，立刻在会理到德昌之间构筑工事坚守。”
罗列当场拟好两个电报，给胡批准后交与胡的副官张正达译发。
胡又问罗：“由大树堡到西昌，最快要走几天？”
罗说：“象共产党那样的行军，只要三天；平时要五大。”
胡指示说：“急电胡长青坚守几天，必要他可以退到越西县城。”
之后，几个人一边吃早点，一边继续谈。罗列说：“这一情况应急报台湾，并请示总裁是否可以脱离西昌。”
胡宗南说：“情况应急报台湾，但不必请示总裁离西昌，我们守西昌的任务只有四天了。”——胡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到西昌，蒋介石要他坚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这时候已到了一九五①年三月底，胡认为已经可以报销不误了。
赵龙文对胡说：“情况是紧急的，长官是否可以先去，海口，二十八日再去台湾？”
胡宗南说：“你们不要提我先离西昌的话，我们现在来好好的研究研究紧急措施的办法。”
李犹龙提议说：“北路情况一两天还不要紧，南路严重，共军一天便可以攻到西昌，不如要龙文兄今天飞台湾先报告情况，我们立即作撤离西昌的准备。”
赵龙文不同意，说他要随胡宗南一起再走。
胡宗南说：“我们把西昌的部队集中起来，还有四五千人，用来坚守德昌（距西昌四十华里）两三天总可以。”他的企图是再守四天，好完成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
罗列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西昌兵力一空，彝人就会吃掉我们。”他的意思是要保全性命，所以认为不应把西昌的一点兵力也调出去。
胡听了厉声发急说：“那么，怎么办呢？”胡的老毛病是，一发急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所以这时又走开了。众人面面相觑，都想不出两全之法。
后来赵龙文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昌是决定不能守了，只有准备逃，免被共产党活捉。”
赵龙文主张逃，别的人也主张逃，李犹龙接着说：“现在逃还来得及，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空运逃往海口或河内，那就是快准备飞机，分批运走；二是走陆路突围，那还是我们前次研究的逃西藏或逃滇西，才是生路。有人主张逃川南雷马屏峨地区，那是绝路，凭我们这点兵力，恐怕走不过大小凉山，就被彝人吃掉。”因唐式遵等曾鼓动胡宗南逃往川南，所以李犹龙有此语。李又说：“如果逃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我们已派有人在那里联络，我想没有问题。去木里有两条路，一是经德昌到盐源去木里，我们到了盐源，即可酌情决定或走西藏，或去滇西。这条路是捷径，住的汉人多，彝人少，行动便利，且盐源县长谈和晴和自卫大队长张某都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会员，我们鼓动他们一同走，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但是要争取时间，德昌一失，这条路就不能走了。第二条路是经沪沽镇和冕宁具到沪定，或者直插木里，这条路，路远山多，都是彝区，到沪定才是藏区，这是条险路，万不得已时才走这条路。”
胡宗南和罗列听了之后，都在军用地图面前查看李犹龙所说的路径，最后胡宗南决定：要朱光祖想尽一切办法，在德昌县前面坚守三天，大家积极准备行动，走德昌、盐源这条路。但对外则要扬言走川南，以免被对方所知道，把去路截断。
罗列说：“我们要秘密通知贺国光作准备。”
胡宗南说：“让赵龙文同贺国光他们在我们行动之前，飞台湾向总裁报告情况，我决定同你们一起行动。”罗列等人到上午八点多钟离开邛海新村，回到西昌城里，见街上已有些店户关上了门，有些人已在搬家，人心惶惶，好像战事将临的样于、他们在汽车上睹此情形，罗列说：“老百姓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赵龙文说：“共产党早把消息送进西昌城里了。”
第二天，唐式遵等人去了之后，西昌县政府也强迫老百姓要马、要滑竿、要夫子，闹得满城风雨，情形更混乱了。
李犹龙和周士冕，都熟知胡宗南到了紧急的时候，是会抛下任何人秘密走掉的，因此，周就搬到城隍庙，住在罗列办公室对门的一个房间；李犹龙则收拾好一切，整天不离开罗列办公室。以便罗列一有什么动静，他们也跟着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北路的胡长青拍来急电说：“共军已强渡大渡河，占了大树堡，故率部退到平坝镇。”朱光祖也拍来急电说：“共军有从德昌南面迂回攻德昌模样”。
罗列等人都认为朱光祖所报的情况很重要，就赶去报告胡宗南。胡惊慌他说：“共匪真要截断我们的去路吗？”当场怔了一两分钟，才说：“急电朱光祖坚守德昌，可不可以？”
罗列说：“朱光祖现在守的是下面，不敢调动，我想另调第一师的一个营，急行军赶守德昌，四十华里，五小时定可赶到，要这一营人坚守一大一夜，我们突围出西昌后，即作为后卫部队。”胡同意后，罗列即回办公室下命令。李犹龙和周士冕则仍留下来，与胡谈逃出西昌的时间问题。
但李犹龙和周士冕同胡宗南谈来谈去，胡总不确定离开西昌的时间。李、周两人认为，胡之所以如此，有两种用意：一是考虑能否在西昌赖到二十八日或二十六日，勉强向蒋介石交了“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卷；二是考虑真的走德昌一路，究竟能否突围。
罗列下完了命令，又迅速回到胡的办公室，共商逃跑时间问题，各人都认为己到了关键性时刻，迟了就逃不出去。但是胡宗南只是绕室徘徊，走来走去，默不作声。最后，因为大家都缠着这个问题，胡就不耐烦他说：“你们把行装、给养、交通工具都准备好，等我把动身的时间考虑好了，就告诉你们。”
当天晚上，胡的亲信人员都很焦的，也很紧张、大家都觉得身在牢笼，未必飞得出去了。李犹龙和周士冕更妙，两人和衣睡在一床，尽在忧心忡忡，等候胡宗南的逃离西昌的命令，整夜不能合眼。而对面房间的罗列，时而打电话，时而找人，时而口头下命令，时进时出，也弄得个终夜不宁。
第二天（二十六）早上五点钟，李犹龙和周士冕撑起失眠的倦眼，走到罗列办公室去询问情况。罗列说：“胡先生已决定二十七日凌晨二时离开西昌，让赵龙文、蔡紫、与贺国光、王梦熊、谈荣章等于今天晚上飞台湾，要我们同他一道从沪沽经沪定逃西藏。”
李、周又问南北两路的情形。罗说：“北路胡长青正由平坝向越西县城转进，南路顾葆裕部已失联络，可能往滇西跑了。朱光祖只剩了一营多人，向德昌转进，昨天晚上九时赶到德昌的一营人，正即赶修工事。据报共军距德昌还有二十多里，已令朱光祖在德昌坚守到明晨四时，再向沪沽转进。并已令西南十训团与今晨离开西昌，先去沪沽。”
上午九时，胡宗南由邛海新村来到城隍庙，神情颓丧，一进门，便到罗列办公室查问战况。接着便找李犹龙和周士冕到办公室去，间他们知不知道逃离西昌的时间。接着又要李犹龙多带些男女青年，在路上才不会寂寞。大概这时候他又想到苦中作乐的重要，所以对于男女青年忽发奇兴。
李犹龙说：“离开西昌的时间，罗参谋长已经告诉我们。西南训练团有学生几十人跟我们走，路上不会寂寞。”
接着，李和周士冕为了表示为主的忠心，乃一同劝胡宗南应该坐飞机离开西昌，不应该走陆路冒险。这“忠心”也包含着私心，因为他们二人在内心上都想跟着胡宗南坐飞机逃生，以为如果胡决定坐飞机，他们也就有随着坐飞机的希望，那么，就可免除生命危险了。
但胡宗南说：“我刚才奉到总裁的命令，要我亲率部队向滇西转进，与李弥部会合，必要时才去西藏，我怎能坐飞机跑呢。”
他们离开胡后，即回到罗列的办公室，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见到胡的表侄、副官处长蒋竹三，正在为胡收拾滑竿和乘马，他们便认为胡宗南一定是带着他们一同跑，因此放了心。李还打算到徐获权家中去弄一些腊肉，好在路上吃。但周士冕叫他不要离开诚隍庙，说：“军事情况，瞬息万变，胡宗南的话你不要信以为真，他是经常找别人作替死鬼的。”
胡宗南中午离开城隍庙回到邛海新村，下午即不再到城隍庙办公，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罗列和赵龙文很慌张地同车去邛海新村，临走时，对李犹龙和周士冕说：“龙文要去台湾，我陪他去请示，立刻就回，你们不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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