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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陕川康-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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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时后，罗、赵二人回到城隍庙，对李：周说：“请况很紧急，共军正绕过德昌，正向飞机场方向进迫，已派了一个营到飞机场作作战准备。”西昌飞机场在西昌东郊三十五华里，距邛海新村三十华里；距德昌四十华里左右。情势确实已经极度紧张了！罗列随即下令各单位准备行动，候令出发。同时，赵龙文和蔡綮乘车去飞机场，蒋竹三带了两个副官去邛海新村，罗列为周士冕、沈策、王炳炎及李犹龙四人准备了一部汽车，又吩咐裴世予、戴涛准备同他坐一部汽车，俟必要时由飞机场旁边冲过，一同到沪洁滇去（由西昌到沪沽必须经过飞机场）。因此，大家都在罗列的办公室，静候胡宗南下令出发。
不久之后，即听到一阵飞机声发自夜空，周士冕、王炳炎、李犹龙等人，都正在说赵龙文和蔡紫他们起飞了。罗列便拿起电话，问飞机场的情况，人人只听他说一声：“怎么？他飞走子，他妈的！”就把电话耳机摔下。
别的人急问：“怎样？”
罗列说：“胡宗南走了，他妈的！”
李犹龙一看表：十一时十分。——一九五①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离胡宗南到西昌之日，是三个月差两天。
众人顿时默无一言，面色如土！胡宗南刚说过是要带着他们向滇西转进的，现在却丢下他们，坐飞机逃命去也矣。
周士冕便骂道：“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不管旁人的死活！”胡要周士冕随他从海口折返西昌时，就对李犹龙埋怨过，说胡临死还要拖他去垫背，这一回胡未死，而他倒垫定了，所以恨声立出于口。
但李犹龙却是一语不发，他把前后的情景联系起来想，总怀疑罗列和赵龙文在这中间有鬼把戏。
第廿三回
聊以送终 罗列率残余北走
四山枪响 蒋军终被歼彝区
李的怀疑也并没有怀疑错，当他后来和罗列一道化了装向四川逃跑的时候，曾经问罗：“胡宗南突然飞走，你事前究竟知不知道？”
罗说：“这是赵龙文搞的鬼。他说他要飞台湾了，要我同他一起去请示胡宗南。当时情况是万分紧急的，一失时机，胡宗南马上就会变成俘虏，我把情况向胡汇报后，赵龙文即力劝胡宗南同贺国光一起飞海口，我也帮腔、胡说他就是死也再不能违背总裁的命令，让党纪国法来制裁他。最后赵龙文向胡说，不要蹈项羽垓下被困的覆辙。胡就说这一摊子怎么办？我是他的参谋长，在这紧急关头，只好咬住牙关说交给我好了。胡宗南和赵龙文均立刻与我紧紧握手，并要我同你想尽各种办法，从西藏或滇西逃到印度或缅甸，他再想办法来接我们。当时，赵龙文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电报稿交给胡，胡看了后批了交给我，这是用胡宗南的名义报告总裁的电稿，内容是先报告情况紧急，次即说明固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己完成，于三月二十七日晨二时飞离西昌，到海口转台湾面呈一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所属部队交我率领，向滇西转进，与李弥会合后，再定行动方向。后面填的发电时刻是三月二十七日晨一时。胡还叫我到了最后再发出，不要发得过早了。从这些情况看，可见是赵龙文摘的鬼，可能是胡、赵二人事前串谋好的鬼把戏。”
胡宗南飞逃后三十分钟，即三月二十六日晚上十一时四十分，罗列即下令各单位从西昌向沪沽镇出发。
这个溃逃的队伍，由胡宗南卫士营的一个排在前头作尖兵，其余则负责护卫“长官公署”的电台、文卷、金银和行李驮子，第一师的一个营则担任后卫。凡跟着逃走的人员，不管属于任何单位的，都走在队伍中间。包括卫士连、第一师作后卫的一营。守飞机场的一个营在内，估计有人枪八百多。跟着逃的人，包括“长官公署”人员五十多人，西南干训团员二百多人，由四川逃往西昌准备坐飞机去台湾而去不成的各方面的人，大概有三百多人，所以文武男女人等，共有一千二百人左右。
队伍开动后，李犹龙通知跟随他的几个“国民革命同志会”骨干分子邓承修，张序彝、李雪松、徐昭杰（女，河南人，“军统”西昌站译电员），张光钰（女，西昌人，中学生）等牵着一匹马，驮着行李，在队伍中间行动。他自己则和周士冕、王炳炎、沈策和沈策在西昌找到的一个女人，共坐一辆小而破的敞蓬车，夹在队伍中部，老爷们坐老爷车，也走得十分“老爷”。那些步行的人都争先恐后，想早些走过飞机场怕落到后面会被解放军截住，秩序极乱。
罗列与裴世予、戴涛等又另坐一车，就这样逃了。
他们的汽车驶过了飞机场之后，再走十多里，已经没有公路，都只好狼狈而下，舍车续行。这已是深夜一点以后，在机场附近已听到枪声，据报解放军已由德昌攻到机场，守机场的胡军，己与解放军接火。其余后边的人还未过完，乃以急行军步伐争跑。在差不多大亮时，逃到沪沾镇。
泸沾是越西县的一个较大的乡镇，距冕宁县很近，距西昌城说是六十华里，实在有七八十里。这是邓德亮的父亲邓秀廷开始镇压彝人的地方，因此邓家在这里建有一个类似土司的衙门，当时，邓字凯的彝兵团的团部就驻在这里。
罗列等人一到沪沽镇，邓德亮和他的母亲所谓“邓老太太”，就请他们在邓家住下。由于沈策和戴涛与邓家槁得很熟，就由他们二人与邓家交涉，主要是解决粮秣问题。邓家开了粮仓，解决了这一千多人的一大给养，并设宴招待罗列等几个惊弓之鸟。罗列等为了买取对方的好感，决定送给邓家迫击炮两门，重机枪四挺。
二十六日上午，罗等再与邓母子商量，要他们派一部分队伍送他们走，或者索性一同逃向木里三大寺，再转逃西藏，然后从印度再逃台湾。罗列并向邓家母于保证说他们逃台后，一切由他负责。邓家母于表示同意，并说邓秀廷在世时，与木里三大寺的喇嘛和李门公关系很密切，一同过三大寺，不成问题。但是邓字凯不愿同逃，只答应派一部分彝兵送他们同往木里。
由于邓德亮母子两人答应一同走，罗列等人已比较放心，认为就算在公路下遭到解放军的截击，也可以走彝区再窜木里。邓家母于为了安置家庭，要求罗列他们在沪沾镇停留一天再走，罗等决定同意，并趁这一天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于是，就停了下来。当天下午，收到了朱光祖的电报，报告军情。
朱光祖的电报说，解放军已进入德昌县城，由德昌到泸沽的交通己被截断，他自己已率领部属向昭觉转进。同时，由机场撤退的一营人也来了报告，说解放军攻下机场后，并未向他们穷追，而于二十七日早晨五时左右进入了西昌城。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他们又接到胡长青的电报说：解放军攻进越西城后，即分兵沿公路进攻冕宁县，他自己率领一千多人正退往小山，因小山无险可守，决守登相营。
既有了上述情况，罗列等人认为如果不立刻离开沪洁镇，即有被包围活捉的可能，乃决定立即向木里奔逃，赶在解放军攻入冕宁之前冲过冕宁。
当他们正在集合的时候，邓字凯来报告：解放军已攻人冕宁县城，把通木里的路截断。两旁山路亦被解放军封锁，不能行走，他亦不能派兵相送了。
这样一来，罗列即下令停止前进，而与邓氏母子重商逃窜办法。李犹龙主张仍走冕宁南面的一条彝区小山路，逃往木里。但邓氏母子说：这条路危险性太大，很有可能被彝人消灭，不如逃到甘相营，再想办法。罗列同意这主张，还说：“我们到甘相营后，可以通过大小凉山彝区，再到川南雷马屏峨地区，作游击活动，在该区建立飞机场，与台湾联系，必要时可以乘飞机去台湾。”于是，就决定了逃往甘相营。
由沪沽镇去甘相营，要经过冕山，说是八十华里，实有九十华里的山路，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于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左右，才到了甘相营。
邓家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最大的、用来镇压彝民的山寨，地位在一个石山的山腰，坐北向南，作长方形，周围有十多里，都有用石条砌成的三丈多高的围墙，四面都有碉堡，是一座可容万人的营寨。邓氏母子还夸口说，即使住上两三千人，寨上所存的粮食，也足供半年以上之用。可见邓家平日剥削之严重！他们还说：以前邓秀廷和彝人打仗时，经常被彝兵围困，才修了这座大寨。邓秀廷当年也在这里审讯和拷打反抗邓家的彝胞，杀过不少人，所以这个大寨，也是一座活地狱。罗列等人到达后，邓家只允许他们少数人住在寨内，别的人只可在寨外驻足。
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左右，胡长青带了残部一千人不到，从登相营经冕山镇逃到甘相营，据他说，解放军紧追在他的部队后，由冕山向沪沽镇去了，没有追到甘相营来。
罗列为怕解放军从冕宁、冕山两路进攻甘相营，即派第一师的一个营前往距甘相营十华里的一个山口下布置防御。这时候，由邓家传来消息说，邓字凯已在沪沽镇宣布起义，解放军已在沪沽镇会师，续向西昌县城前进。
唐式遵和羊仁安等人，其时也在甘相营，他们与罗列等人相见后，说他们决定在二十九日早上，离甘相营，走彝区小路朝汉源县方向前进，到了汉源再看情况，或者再去邛崃地区，或去雷马屏峨地区。根据这些情况，罗列即在寨外胡长青处住，并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紧急会议的，有沈策、周士冕、戴涛、胡长青、裴世予、王炳炎和李犹龙；会上决定：（一）托邓家找几个彝区头人带路，通过大小凉山，逃往雷马屏峨地区后，再看情况活动。（二）部队及随逃人员全部轻装，所带的三驮黄金、五驮银元，由各人分散背带。（三）临时所需的给养粮食，请邓家代购，并托邓家购买大米、黄豆炒成干粮，分给各人，要足够两周之用。（四）为了迷惑解放军并便于活动，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派羊仁安为“反共救国军”第一路总指挥，王炳炎为副总指挥；派胡长青为“反共救国军”第二路总指挥，李玉光兼副总指挥；派刘孟濂为“反共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岭光电兼副总指挥。羊、王、胡、李的派令均当面交与，但刘、岭均在昭觉，电台亦未联络上，派令待送。（五）为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相机行动，除托邓家派人进行情报活动外，要驻在甘相营的部队亦加紧情报活动。
紧急会议开罢，罗列即带沈、周、戴等人到山寨内找邓家母子，提出上述有关要求，他们不但满口答应，且表示愿意随军同逃，同时也开仓搬粮，并指定“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政工室主任胡某（重庆市北碚镇人，“中统”分子）负责搜集情报，由李犹龙与其联络。
二十九日早上，胡长青、王炳炎、羊仁安等人，即随唐式遵离开甘相营，向小山方面出发。
事前，羊仁安吹牛说，越西县甘相营以北和汉源地区的彝人都怕他，都听他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岂料走到小山地区，即被彝民配合解放军把他们围住。羊仁安曾几次写信、拿片子派人与平时听他指挥的彝兵头脑交涉放行，但得到的回答都是“要活捉羊仁安”羊仁安气得猛叫“反了！反了！”最后只得坐在山头上，等待着最后的命运。
其余的人，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打了半个晚上，唐式遵和罗八千岁均被打死，胡长青自杀，羊仁安及他的副军长王炳炎均被俘，周瑞磷带了几十个人，从大小凉山的一条小路往川南逃去，伍道垣和李玉光化了装，躲藏在放羊的棚子里，三天之后逃了出来。
在唐式遵等人离开甘相营那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在甘相营后山上，即发现有劝蒋军官兵放下武器的叫喊声，罗列即派了一班人到山上去搜索，但毫无所获。同时，邓德亮的一个侄于，也率了他的一个连上了山。据邓德亮母亲说：“这是哗变的队伍，正派人去追赶”。这时山上已有枪声。
在这种情况下，罗列等人认为情势已极紧急，即加紧准备干粮，忙到下午五时左右，才弄到够一周之用的炒米。
下午七时，罗列即接到解放军从冕山镇向甘相营进攻的情报，且说前哨已经接火，距甘相营只有十多里，即找邓家母于商量逃窜办法。
邓德亮的母亲说：对面山上距甘相营四十多华里处，他们还有两个寨于，一是石寨子，一是土寨子，都很坚固，而且储有够千多人吃用三个月的粮食。其中的石寨于在山顶上，邓秀廷曾留守在那里，受彝人围攻了三个月，都没有攻破。她劝罗列等人先退到那里去，再想办法。
邓德亮母亲提出意见后罗列等人觉得除此也无别计，只好依她的办法。李犹龙和罗列商量，让其他的人和第一师的两个营分驻在两个寨子——即石寨子和土寨子，他们则带着卫士连住在寨子外边，以便必要时率队轻装逃走。罗列很同意，立刻下命令叫西南干训团官兵员生及随逃人员，跟周士冕带第一师一个营向石寨子出发；叫“西南长官公署”人员及牲口驮子，跟戴涛、裴世予，带第一师的另一个营向土寨子出发。罗列、沈策、李犹龙则带着卫士连和邓氏母子出发。
他们在三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时，才全部离开了甘相营。刚过了一条小河，到了甘相营对面约十华里的山坡上，解放军正攻到了甘相营。解放军进入邓家的山寨后，并没有继续追赶。因此，当晚罗列等人便在山上露宿了一宵。第二天早上才继续向土寨子出发。大概是上午十时到达目地，住在寨子西南五里的一个村子里。
这时候，他们知道了邓家没有让周士冕所率领的人住进石寨子，而只让戴涛、裴世予和所带的金银驮子住进土寨子。罗列等人认为邓家对他们采取的只是应付手段，乃急派沈策往土寨子找邓氏母于商量。邓家的人说：正在找“头人”，再住一天一夜就可办到，明天晚上准能。但当晚十时左右，罗列等人的住处即遭遇到彝人的袭击。他们紧张了，又要沈策去找邓德亮出来调解，纠纷才告停息。
三十一日，罗列等人整天作逃窜的准备。但是在彝区里，没有“头人”带路，是难于走动的，怎么办呢？
正在无计可施的困境中，忽得报告，三面都被解放军包围了！只有大小凉山这条路还可通。因此罗列、沈策、李犹龙等三人决定：不管有无“头人”带路，于当晚九时左右，都向大小凉山出发。由沈策先到邓家商量，若他们愿意同逃更好，否则只好单独行动。
沈策去土寨之后，久而未返，一直等到下午六时左右，罗列和李犹龙已不能忍耐，因此也一起到土寨于去。
邓家那个土寨子，筑在山凹间，坐西向东，后面和两侧都是高山，寨子距山脚约有一里多路。山凹是半坡地，有几百亩宽，半是稻田，邓家的土寨子就占了一百多亩。奇Qisuu書网寨子是用土筑的围墙，有两道宽约两丈；深一丈多的壕沟，上面是吊桥，晚上把吊桥收起来，就很难人寨，寨的周围筑有碉堡，碉堡下有岗，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进寨的。
当罗列和李犹龙进寨时，天色已晚，邓氏母子和他们二人在外院见面。邓德亮的母亲说：她指挥不动彝人了，找不到“头人”；没有“头人”，走大小凉山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不如往北逃向小山地区，经汉源、邛崃到草地再逃西藏。她并且表示：“我年纪大了，行动有困难，决不走了，让德亮同你们逃吧。”
这时戴涛和裴世予也都愿住在邓家，不愿再逃了。李犹龙和罗列商量，罗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活捉。”即下令把队伍集合在土寨子当门的小川里，简单他讲了几句话，即向小山地区出发。邓德亮也坐在滑竿上，随他们而去。
当他们快要走出山口时，对面及小川的两边山上，都开枪了！
罗列下令边作战边前进，对峙了十多分钟，伤亡了几个人，哪里逃得出去！
罗列又下令折转来，一起上山，向大小凉山方面逃。可是行不到五里，彝人已从四面截击过来，罗列率领卫士连冲上一个山坡，企图挣扎，但博来的是严重的伤亡，迫得下令停火，自己则乘黑躲到树林里去。第二天早上彝人把他搜出来，用石头打他，他就滚下山沟，伺机逃脱。
当天晚上躲在山岩里的李犹龙，到第二大早上也逃不过彝人的搜索，也被石头打了，也滚下了山沟，趁机往外逃。
至于沈策、周士冕等人，在战事发生时即己冲散。总之，或被俘，或逃散，胡宗南那点最后的本钱，在一九五①年三月底，在甘相营附近被完全粉碎于！蒋介石的西昌幻梦，也被完全粉碎了！
第廿四回
凡事学蒋 黄陆浙一用干部
一味反共 抗战愈糟宫愈高
胡东南虽躲过了西昌的炮弹，但逃返台湾之后，却挨了一阵“炮弹”。陈诚等人怕他在台湾争地盘，便暗中指使了一群“监察委员”，提出一个所谓“弹劾案”，历数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打落水狗似的把他打了一番。
在“弹劾案”案中，那些人大喊特喊道：“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荐至专驻，地位不为不高；界以防共戡乱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界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毅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器占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账可查）；三十七年冬春两度征调，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深宽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炮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若果不以人废言，他们这一大段说胡宗南的话，都是事实；而且文章也作得铿锵可读，足供欣赏。
那些“监察委员”于数落子胡宗南一番之后，还引经据典一番，说：“荆吴之争，子囊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意思是：胡宗南既已“丧师失地”，那就应该自杀。这类事情，不过是湾官场中，因派系利害之争而演成的滑稽戏。原因是，胡宗南在蒋面前一向特别得宠，有些人便怕他逃到台湾之后，会夺去他们的地盘，是以给他先来一顿棍棒，造成所谓“社会公论”和压力，作为抵挡手段罢了。
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宗南在蒋介石将领中，都带有代表性。在向蒋介石学步方面，胡宗南更具有典型性。所以，在结束本书之前，不妨再谈谈这个人的种种情形。
抗战末期，在蒋介石的军事官员中，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指陈诚；胡者，指胡宗南；汤者，指汤恩伯。盖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在军队中，已将非嫡系部队消灭渐尽，主要只留下了这三大系统的部队。别的方面，即使还保留着一部分力量，但蒋也想借所谓“整编”之名，而加以并吞，以致引起了若干残存的地方势力的反感，是故“陈胡汤”一语。意含讥刺，且带着悻悻与不平。
蒋视此“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药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又一味注意于反共，悉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视共产党尤甚于日寇。胡也惜此而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为蒋家天下作长远之谋，君臣之间，特别相得。原因胡宗南与特务头子戴笠勾结得极为紧密，外则重藩，内由阉卫，互相沟通入彼此支持，更使胡宗南在蒋介石集团中，宠固权专，为陈诚、汤恩伯所不及。
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之被完全消灭，也在胡宗南部队之前。等到胡部全归瓦解之时，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亦已到了最后结束之日。就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蒋存则胡存，胡亡亦蒋亡，关系也特别密切。从胡宗南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人教导第一团充见习官，东征之役，才得任重机枪班班长，北伐军兴，即次第以营长、团长升为师长。抗战发生后，实在没有打过多少仗，却又被蒋介石升为十六军团军团长。他在河南吃了败仗之后即退到陕西去，蒋又令他扩编军队，成立三十四集团军，由胡当总司令。数年之间，又将军队再扩为三十六、三十八两个集团军，。而他也由集团军司令晋升为战区司令长官。除陕西一省之外，并将实力伸展到河南、甘肃和新疆，在整个西北的蒋统区中，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控制省政，乃有“西北王”之称。就这样，胡宗南以抗战为名，反共为实，在蒋集团中，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也成为蒋介石最宠信的一个。蒋介石甚至把“二太子”也放到他的麾下去。使不少人望之眼红，羡之为“异数”之臣。
这个“异数”之臣，不但一切惟蒋之命是从，在生活表现上，也处处以蒋为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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