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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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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退下后，刚好碰见太监张宏。张宏也劝他此事万万不可为。
冯保这才感到，眼前的这堵墙，恐怕是绕不过去了。思前想后，决定罢手。他派人给张居正带了话去：“宫内有人跟皇上说了话，事情办不下去了。”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交代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干的，各种史料的说法不一，无非说是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
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根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批准执行。
由此，这个王大臣，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有名的一位盲流。
此事的前前后后，令人惊心动魄。其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说明为政者终究还是怕众口喧哗。在这世界上，人心，固然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力量，但一旦全面引爆，其势也自是难当！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他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由是举朝皆恶保。”（《明通鉴》）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人心毕竟不可太歪。即使没有苍天在上，总还要对得起白发的爹娘！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为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写的《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抄》、《万历起居注》、《明深宗实录》、《国榷》、《明通鉴》《名山藏》、《万历野获录》等书，大体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应是不错的。
张居正事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确实做过事情全赖他力挽狂澜的表白。
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当时过来人，对此事有比较允当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冯保的主意，这应是准确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录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间说法，即构陷者是谁，“道路之言，皆指太监事。”（《荷谷先生朝天记》）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恐怕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赃证，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所谓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回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个平按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还有，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这在此前此后，都有一些表现。不过这种“买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他在狙击政敌时，又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或不愿意把事做绝，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官场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一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古脑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无亏的么？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么？
改革家就没有万劫不复的败笔么？
改革家就没有穷凶极恶的面目么？
只能笑当今之开明之世，当年“评法批儒”的套路却还未有穷期！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赞美不止。
事实如何？怕是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惟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毁坏。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可以向前走了。
【大国之治怎能不以吏治为先】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终于位致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能看到的，该是京城九门浩茫如海的烟蔼……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北至库页岛，西至乌斯藏（西藏），河山雄浑，哪里不是西风残照，何处没有汉家陵阙？［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它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一个书生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是寄于匹夫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忧国”了吗？
肉食者鄙，鄙在哪里？大概就在于此！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却还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国家的事情，哪还有半点神圣感？
独有张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从与浊流，就是要在高位上发出迅雷疾风，捣破这醉生梦死的局！
张居正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扫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实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于奔命，却苦于谋一粥一饭，往往难于上青天。
这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以惩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为上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职，强制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人的嘴脸。
且不说他们干的事如何，仅是吃，也把国家给吃穷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当时人统计，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廪生35800人，吏员55000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2600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奉廪（工资粮）。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工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官员以节省工资款。
工资虽然有拖欠，官员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惟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事不干。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场上的信条。官话虽然讲得如滔滔流水，对民间疾苦竟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却只不过被罢官，小小的刑名官员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心、无廉耻、无信念的官员，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的中兴之责？
张居正把他们看到了底。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中国哲学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诚如斯也！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纷纷落马，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则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正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窒息政局，“后欲振之则不可得矣”！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布下的第一个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痛在他心头。那时他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权的。可惜皇权专制之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人民噤口，谁来监督？老皇帝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惶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后任贪渎照旧，安之若素（赵翼《二十二史剳记》）。
国人本性，于开疆拓土上，于与敌谈判上、于科技探索上，总是适可而止，以退让求平稳，以无为胜事功。惟有贪污只欲，永无止境！
不知大家背着这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里去？
性好贪渎，却又冠冕堂皇。古来堂堂州县衙门，皆有座右铭。曰“正大光明”，曰“明镜高悬”，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直至近世，又有“天下为公”云云，还不是成了挂羊头的招牌？
然而，哪个能“正大”？何处有“明镜”？正如古人所谓：“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苍天盲了眼，不知道国家养了一群硕鼠，但张居正知道。
他在担任首辅的17天之后，隆庆六年七月，就代皇帝对百官拟了一个戒谕，“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这个警告令说：“近年以来，士风败坏，纪律松弛，致使有人钻门觅缝，以之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有人拉帮结伙，公然施展排挤之术。污蔑老成廉洁的官员为无用，夸赞奉承奸诈之徒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爱恨恩仇，遂使国家的任免干部之权，成了臣子获取酬谢的资本。”
在点破了贪官昏官的猫腻之后，张居正代皇帝下了决心：“我马上就要大事扫除，以廓清乌烟瘴气”。各衙门给我好好办事，“休得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以开枉法之门。职能部门应分好了工，以替国家分担艰难，监察科道，要以公心为是非，各进直言以供我咨询。”
张居正在给李幼滋的几封谈论改革的信中，更是明确表达了他革除百弊、振兴帝国的大志，他说：“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核名实”，就是核查官员究竟能干不能干，干了多少？与他的官职相不相称？他说。不考核成绩，怎能知道一个官员有多少真才干？
他也清楚，此去前路，不会有真正的知己与盟友。敢为天下先者，从来就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苏轼词）。但这一切，他慨然受之，表示“一切付之于大公”，即便遭受怨恨诽谤，也无所顾忌（虽怨谤有所弗恤也）。
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的人，虽是被人疏远无人理睬的，也不能遗漏（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说起来，张居正目前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但他不屑为之。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人岂可朝下走、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经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满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干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官僚群体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时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谓的行政工作，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说，某官上奏一件事情应该抓紧办，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利益有纠纷，这公文就可以无限期的被扣押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也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论，“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通过驿站）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议的新办法以文件形式发下去，是否好用，就无人过问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仅是“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让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随则废弛”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过家家玩”。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10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270万常备军的大帝国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大明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正在采取措施”——我们还指望能够战胜谁？
嘉靖年间，着种堕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道，而是去钻营门路，趟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好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件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上一年没办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销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这就是“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说办就必须来实的，事情才能办得成。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功夫去胡说八道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不过是把一个鸡蛋竖了起来。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谁也没想起这个鸡蛋其实是可以竖起来的。
即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朱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他居然会不明白，驴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的部院纷纷跟上，效果奇佳。万历三年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地方抚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十一月，户部分员外郎贾实等48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万历六年，共查上年应办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
考成法，点石成金了！
张居正以一人的意志与权威，终于终结了庞大帝国无效的“空转”。《明史》称，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户科给事情中石应该岳说：“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万历时人沈鲤也曾说：“天下再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制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张居正由此建立了极大的威望，中外无不瞻望其风采。
考成法为帝国的车轴加了油，张居正还对不大灵便的车轴也进行了修理。与考成法相辅相成的，还有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 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老百姓做官哪能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到了隆庆年间，更是发展到进士无论怎样的废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的小媳妇，怎么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可谓比傻瓜还傻。其后果就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升不上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无恐；未中进士的，前途无望，纷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干活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幸亏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士后”学制，否则连进士也要“贱如狗”了。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不因人废政，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尽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毋得偏重甲科”。h t t p ： / / h 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为了对付官僚群体对新的选拔思路的抵制，他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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