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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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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很快突破了学校范围，扩展到工厂、农村，生产秩序大乱。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涌来涌去，交通线路不堪重负，耗费国家资财无数。随着冬季到来，大串联的势头仍然未减，而食宿接待已难保证，中央只得下令停止串联。
于是，季羡林又参加了劝说这些“客人”回去“复课闹革命”，或者“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劝说“客人”走的工作，比接待工作更加艰巨。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到西颐宾馆、气象局等外地人住得多的地方去做说服工作。那些在北京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弄得季羡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是还要忍气呑声，去做劝说工作。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经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季羡林每天从学校骑车，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这个天棚连风都挡不住，更甭说寒气了！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苦的。但是季羡林仍然感到很愉快，因为能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他仍然是“革命群众”的一员。
最让季羡林兴奋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
季羡林曾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非容易的事。“文革”开始后，聂元梓和校文革便宣布：取消“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五类分子”等数百名干部、教师的选举权。季羡林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他为此而感到庆幸，他写道：
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那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的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牛棚杂忆》
还有一件事情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回忆。
1967年的五六月份，正是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命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季羡林也被恩准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一块去了。那一年雨比较多。在村子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转眼就过。可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师生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子打出来。一阵雨来，他们就着了慌，用苫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苫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师生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苫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个个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的农民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气。
白天，大家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季羡林孑然一身，什么都没带。夜里别人都放下了帐子，蚊虫叮不着。惟独季羡林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到他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早晨起来，伤痕遍体。但是，季羡林毫无怨言，仍然精神百倍地干活。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季羡林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还不算老人，但是也差不多快进入老年了。他几十年在大学里教书，同书本粉笔打交道，没有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干这么重的活儿，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累点，苦点，只要站在“人民”一边，总比揪出来批斗要好得多，所以他才“心里美滋滋的”。
如果季羡林就这么甘于逍遥，甘于不问世事，甘于随遇而安，甘于自得其乐，甘于“难得糊涂”，甘于逆来顺受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平安无事地度过十年“文革”岁月，而不会坠入“牛掤”的地狱中去。事实上“文革”中，不少的逍遥派就是这么顺利地走过来的。可是，“祸福茫茫不可期”。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季羡林的想象……
两派对峙，血染燕园
l967年2月15日，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率先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在成立大会上，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相应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这一派可视为“在朝派”，无论人数和实力均雄居首位。
1967年8月17日，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宣布成立。它是由原“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而成的。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时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笔者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令人吃惊的是，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出席了大会并讲活。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并担任第一届总部勤务员和核心组组长。“井冈山兵团”成立后，各系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纵队”。“井冈山兵团”以“纵队”区别于“新北大公社”的“战斗团”。东语系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第九纵队”，简称“九纵”。这一派可视为“在野派”。“在野派”无论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远逊于“在朝派”。“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虽说两派组织都是执行极“左”路线，派性十足，都搞打、砸、抢、抄，都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以壮声势，都表示自己是这位“旗手”的忠实信徒。但是，“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兵团”则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这时中央已经下令，要实行“三结合”，解放干部。于是双方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表示自己一派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
一次，两派在大饭厅召开辩论大会，季羡林前去旁听。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都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勤务员”。会场上自由辩论的气氛十分热烈，领导人的“公仆”形象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样的场景，季羡林感到全场洋溢着一股革命的气氛，好像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一样，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最让季羡林感到吃惊的是，在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白发盈巅，神态安祥地坐在那里。季羡林仔细一看，这不就是他十分熟悉的周培源副校长吗？这让季羡林吃惊不小。
周培源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党中央明令要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周培源本来也未想参加造反组织。在3月份，校文革召开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上，周培源就在大会上亮相，并表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没有表示偏袒某一方。后来，校文革不搞斗、批、改，继续大搞乱批乱斗，不择手段镇压不同意见的小组织，并且秘密整周恩来的“黑材料”。周培源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革命路线，便同其他一百三十四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都是“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引者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周培源带头写的《公开信》一发表，立刻惹恼了聂元梓和校文革，于是便对他进行围攻，恫吓，谩骂，弄得这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周培源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事情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出于无奈，便横下一条心，干脆“上山”，加人“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上山”后，立即被井冈山的群众选为总部勤务员。
在大饭厅辩论大会上，周培源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被周培源的勇气和正义感大大地感动了，同时，开始回顾自己一年来走过的道路，并思考下一步的选择。
季羡林想：“一年来自己‘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处境实在来之不易，所以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派，做一个逍遥派是自己惟一的选择的，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中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自己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个活神仙。”
但是，人世间绝没有桃花源，燕园也不例外。
燕园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作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牛棚杂忆》
命定站在暴风雨中
季羡林决心不再做逍遥派，不再企盼什么避风港。他要面对现实，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自己的选择。
长期以来，季羡林就感到，北大这位“老佛爷”干的许多事违背了上面说的革命路线，他说：
虽然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尺度。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上面已经提到。看了这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不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牛棚杂忆》
季羡林曾经同这位“老佛爷”打过交道，深知她“愚而诈，心狠手辣”，属于“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是在耍阴谋诡计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一类人。虽然此时季羡林心里对新北大公社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不愿马上行动，与“老佛爷”为敌，那样做风险太大，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表面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使馆去示威游行。原因是印尼方面烧了我国驻雅加达的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两派谁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停放了几十辆租来的大轿车，供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是季羡林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便成了问题。此时两派中认识季羡林的几员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季羡林跟前来献殷勤，拉季羡林上车。这反倒使季羡林乱了方寸，不知道该上哪派的车好。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女将，拉季羡林特别积极。从内心来讲，季羡林是愿意上井冈山的车的，但是，他当时还有顾虑，害怕这一上车便暴露了自己的倾向，得罪了新北大公社一派。新北大公社来拉他的人也很积极。最后，在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之后，还是上了公社的车。
另一件是有关参加学习班的事。
当时上面要求造反组织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两派为了表现自己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纷纷拉拢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班，以壮大声势。有一些在前一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就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井冈山的人前来动员他参加他们的学习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他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老问题又出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又成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虽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与考虑，此时季羡林是愿意去井冈山办的学习班的，但是他想，如果自己要是在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必然隐含着极大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有一个心胸狭隘的领袖，得罪了她，后患不堪设想。犹豫了很久，为了个人安全起见，季羡林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
季羡林说：“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惊人的程度。两派都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吹捧得像圣母一样。”当然这是他后来的看法。当时季羡林同大家一样，对这些吹捧并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说：“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在处理上面两件事情时，季羡林都做得十分谨慎，韬晦之计施展得也算巧妙。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季羡林生性诚实执著，不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更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心里有话说出来才痛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他对两派的看法，大家都一清二楚，这便给他带来了麻烦。
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车轮战术来拉他。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到他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不能参加井冈山。”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向他家打电话，劝说他，警告他；有的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甚高。此时季羡林的处境同上面提到的周培源的处境完全一样。季羡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季羡林就这样下“海”了，上“山”了。
季羡林一参加井冈山，由于他的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派造反组织，特别是井冈山，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还是罕见的。这件事当时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井冈山一派的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新北大公社一派的人则怒气冲天，破口大骂；他的朋友们都替他捏一把汗；逍遥派们则等着好戏看。
海下了，“山”也上了，这个举动给季羡林带来了双重性。他说：“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是过去必须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真活，谩骂成份也是不可避免的。”
“派性”这种新事物，是很奇特的。它好像邪魔一样，谁要是中了派性的“邪”，就如同鬼魂附体，立刻失去理智，失去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是非不分，真伪难辨。一旦有了派性，朋友可以割席，夫妻可以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就因为夫妻参加的“派”是对立的，便会因此搞得家破人亡。同一派的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什么缺点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对立面一派的人，都变得一无是处，即使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今天因为参加的派不同，就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向四平八稳的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好斗的公鸡。派性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使人不知疲倦，义愤填膺，只要是为自己一派干事，义不容辞，虽死犹荣，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后来，两派之间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互相残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白白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事后，许多人感叹：如果大家把派性产生的这种力量和干劲，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四化”岂不早已实现；用来抵御侵略者，又怎会有百年受外敌欺侮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的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求一下。
二十多年后，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对北大两派作了如下的评论：
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学生组成。两派当然都有自己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
季羡林虽然是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的，但是心中仍然有些惴惴不安。此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荣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加趾高气扬，炙手可热。季羡林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她能饶得过自己吗？季羡林常常在心里嘀咕：一方面，自恃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他想，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来“揪”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跳出来参加了井冈山以后，“老佛爷”和新北大公社已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当时只要随便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一个好人打成现行反革命。
从1967年夏天到秋天，季羡林仿佛在走钢丝，随时都有跌下来，坠入万丈深渊的可能。这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新北大公社要揪季羡林了；一会儿又说要抄季羡林的家了。季羡林对这些流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终日提心吊胆。他说：“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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