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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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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长夏，惨淡的金秋，季羡林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厄运临头——抄家
随着天气转凉，风声越来越紧。季羡林多次听到新北大公社要对他下手的传言。然而，他还有侥幸心理。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但是，季羡林错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羡林刚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六条大汉，都是东语系的学生，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若寒霜。季羡林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惊奇。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季羡林虽不认为自己是好汉，但眼前亏却是不愿吃的。他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
季羡林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去了。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老伴，也被赶到那里。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三位老人浑身打战。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季羡林当时既不敢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他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他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在厨房门口的就有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季羡林知道，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就掌握在这帮人的手里。当时打死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季羡林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只听到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翻箱倒柜之声，捣碎、摔碎器物之声，此起彼伏。季羡林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的一些小古董，小摆设被砸毁了。小将们对抄家这一行已经非常熟练，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来找季羡林要楼下的钥匙。原来季羡林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他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于是季羡林在征得了全楼住户的同意后，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这位姓王的小将到季羡林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他伸手向季羡林要钥匙，季羡林知道他是个内行，敬谨从命，把钥匙交给了他。小将们抄家，深谋远虑，涓滴不漏，极端地负责任，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是季羡林心中更加痛苦万分。那些他心爱的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书，有的是从中学时代就跟随他，有的是在德国留学时挤出生活费购得的。这些书，几十年来，伴随他辗转迁徙，漂洋过海，走南闯北。它们不但是他教书、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长久与他相依为命，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却正在遭殃。
季羡林蜷曲在厨房里，心里面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恐惧吗？是的，也不全是。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总之，我是又清楚，又糊涂；又清醒，又迷离。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像几只蚂蚁，别人一动手，我们立即变为齑粉。
英雄们“革命”之后，楼下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他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接着，一片宁静弥漫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位孤苦无告的老人，从棒影下解脱出来，呆对着被英雄们洗劫过的战场。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了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上堆满了从书架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季羡林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竟被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被洗劫的情况，三位老人谁都不说话──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季羡林写道：
我脑筋此时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被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
——《牛棚杂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长夜漫漫何时旦？”这是季羡林毕生度过的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亮，季羡林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他想去找“自己的组织”，帮他讨个公道。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开放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历数他的“罪行”。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中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季羡林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告诉他，抄家的事他们早已知道，要派一个摄影师到他家去进行现场拍摄。井冈山的领导人表面上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井冈山总部已经决定调查他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季羡林还“痴心妄想”井冈山的头头会替他说几句话，保证他的安全。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是昨天还是同一派的战友吗？不是当季羡林决定参加井冈山后，所有井冈山的头头都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吗？竟然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打算落井下石把自己人送上“敌人”的祭坛。季羡林走出大门，他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用锁锁死，这说明他已经被新北大公社时刻监视着了。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那辆伴随他近二十年的自行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已经到了。他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就是不拍照。这时季羡林才明白过来，这位摄影师不是来拍抄家的罪证，为季羡林辩护的，而是来寻找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发重型炮弹。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抄家的专家也是很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决不会犯那样低级的错误。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派抄家术真是无懈可击，便嗒然而去。
季羡林到井冈山总部去时，看到总部的领导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他当时曾有过一个后来想起来令自己后怕的想法：他想留在井冈山总部。因为他害怕，公社派随时都可能派人到他家去把他抓走，关到什么秘密的地方去，严刑拷打，横加折磨。这种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的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井冈山总部比较安全，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季羡林有点迟疑。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总部准备同公社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他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他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井冈山总勤务员周培源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季羡林想，既然他们连周培源的历史都要调查，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的历史呢？他当时感到很寒心。想到这件事，他便放弃了留在井冈山总部的打算。季羡林的历史清如白纸，并不怕谁来调查，可是，在那个年月，所谓调查实际是诬陷。连国家主席、真正的老革命家刘少奇都能调查出“叛徒、工贱、内奸”的历史来，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季羡林呢？季羡林想，与其被“自己人”抛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他毅然离开了那里，回到自己家中。
现在，他的家就成了他的囚笼。他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落下砍向他的脖颈。不管怎样，一夜之间，季羡林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任何证据，任何审判，只凭公社派喇叭里一声“打倒”，季羡林就被打倒了，成了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理可讲。一夜之间，季羡林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忽然变成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东语系公社命令季羡林：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几天，仍然没有人来，他觉得很奇怪。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东语系公社派的人也很紧张，他们正在从抄家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有关他的“罪证”。原来，公社派在季羡林自己跳出来反对聂元梓的时候，虽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们苦于“罪证”不足，难以下手，所以迟迟不能行动。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最卑劣的手段：先抄家，后取证。希望从抄家出来的材料中取得“证据”，然后证明抄家和打倒是正确的，所以才拖了好几天。结果，他们“胜利了”。
到了抄家后的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章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闯进他家，把他押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季羡林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阶下囚了。可怜他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
第一次审讯，还让季羡林坐下，审讯人有几个就是他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但是季羡林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他们硬顶，说话声音很大，情绪十分激烈，结果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是一次、两次、三次，审讯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季羡林估计，可能是他们感到掌握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的缘故吧。最后，审讯者终于抛出了“底”来。
第一个底是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审讯者说这是季羡林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季羡林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季羡林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他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他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半多，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负担。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足见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没想到现在竟成了“罪证”。季羡林向审讯者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他态度恶劣。
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革”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季羡林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房间里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季羡林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他态度更加恶劣。
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他的。前面说过，季羡林有个好坏难说的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要保存起来，同四清工作队里那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好相反，陈同志是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烧掉，不留任何痕迹。结果正如陈同志所言，季羡林果然由于保留了一张照片，“碰到点子上”，“吃不了兜着走”了。审讯者硬说，季羡林保留这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审讯者还没好意思给季羡林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两者已间不容发了。季羡林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他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士可杀，不可辱
现在季羡林真正紧张了。他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又无尾巴，可“革命家们”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这些“铁证”都是莫须有的，它们之间毫无关联，但是若是一个不认识季羡林的旁观者，看到一把菜刀，一只装满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再加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三件“铁证”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联想，那还用问吗？简直是铁证如山，罪不容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扣上“美蒋潜伏特务”的帽子也绝对有人相信。季羡林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他连夜失眠。白天为了恭候提审，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他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更是乱梦迷离。他一会儿看到那把菜刀，觉得有人正拿它来砍自己，不禁吓出一声冷汗。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装满了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燃向自己身边，又出了一身冷汗。一会儿又看见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正想咬自己。宋美龄则变成一个美女蛇。他更吓了一身冷汗。蓦地从梦中醒来，大喊一声，定睛看看四周，原来是在自己家中，方知刚才是噩梦一场，心还在怦怦地乱跳。
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
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笼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自己还有别人都没有的一篮子半焚的信件、一把菜刀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比他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
环顾眼前，众人怒目相向；瞻望未来，漆黑一片。季羡林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必须作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生中曾多次碰到过“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不过，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只不过是套用其意罢了。这一次，季羡林可真正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他必须二者取其一。
他选择了死亡！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况且，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法令：谁要是走这一条路，不管什么原因，都叫作“自绝于人民”。是党员的，以叛党论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按对抗革命论处，定为“现行反革命”。凡“自绝于人民”者，都要累及亲友，株连九族。有许多人在当时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并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死祸及后人。季羡林既已下定决心，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他继续写道：
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尊奉的人生信条。从屈原投汩罗江到老舍自沉太平湖，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在面对侮辱时惟一能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一种选择。据《北京大学纪事》公布的材料：“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底，我校有30人自杀身亡。”自杀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变得习以为常。每当听说某某自杀的消息，闻者往往并不吃惊，也不去追问自杀的原因，只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又死了一个！”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
季羡林一旦做出了“自绝于人民”的决定，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他想了很多，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历史系教授汪海А！拔母铩笨济患柑欤头裁咭┳陨绷恕Ｋ凰谰捅欢ㄎ胺锤锩肿印薄！按虻狗锤锩肿油艉＇！”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当时曾引起了全校极大的震惊。季羡林与汪海欠浅Ｊ煜さ摹Ｍ粼诮夥徘跋γ白派奈Ｏ占尤肓说叵碌常夥藕笠恢被彻ぷ鳎酥窝Ф己芎茫欢幌伦泳统闪恕胺锤锩肿印薄＜鞠哿质翟诓荒芾斫猓鞘滞樗�
季羡林想到的第二个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季羡林与程也是非常熟悉的。程在解放前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年纪虽然不大，也算是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季羡林看见过他颈悬木牌在校园里劳动。季羡林想，大概他对这种侮辱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自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喝下白酒和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季羡林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里像火烧一般，痛得满地打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他还想到了一些别人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楼，摔得粉身碎骨而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一想到死后的惨状，就使他心惊肉跳。他想到每个自杀的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都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他无法再想下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古代。他想到了屈原的投水而死。项羽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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