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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的沧桑50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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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了怎么还有你？”我问。
“送的少了呗，我送了两条中华两瓶五粮液呢，我以为不少了，我看见还有只送一条烟的呢。后来我跟人一打听，差点没悔死我，你猜怎么着？人家送的烟，烟盒里装的都是钱，就我他妈的是傻子，竟然送的是真烟。”老何几乎要哭了。
“这个秃驴，太他妈的狠了，咱写信告他妈的。”我怒道。
“算了吧老赵，别犯傻了你，人家秃头陈的哥哥在纪委，嫂子在反贪局，你上哪告去？小心整死你。”老何说。
我领教过这些人的厉害，明白自己确实无能为力，只好瘫坐在凳子上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妈的，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吗？”
“嘿嘿。”老何冷笑两声说，“没有。”
2002年12月15号，我最后一天上班，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倒不是为了缅怀点什么，我还没那么矫情，就是想最后一天了，弄得利利索索的，别给自己丢脸。那天其实已经没有给我们的活儿了，大家都是去收拾东西的，我的东西不多，除了一些自己用过的劳保用品，就是一些奖状，两面锦旗，还有几个奖章，我站在工厂的大门口，手里捧着一堆奖章奖状，嘴里一阵阵发苦。这些曾经的荣誉，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嘲弄：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先进工作者吗？你不是劳动模范吗？你不是还想当三八红旗手吗？你咋下来了呢？
那天要走的工人中，有很多干了二三十年的老职工，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跟犯病了一样。有人抱着自己用过的车床号啕大哭，死也不肯撒手，有人一遍遍擦拭自己用过的工具，像个傻子一样自言自语。压容车间有个老工人丁师傅，十八岁进厂，整整干了四十年，其年五十八岁，再熬两年就退休，结果一不小心也下岗了，老头怎么想也想不通，拎着一把菜刀堵在厂门口，要找厂领导拼命，后来领导报了警，他才被带走，听说回家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
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比较理智的，只不过在厂门口画了个圆圈，把那些破奖状什么的点了一把火烧了而已。
在我蹲在地上烧奖状那一刻，我还只是单纯地把下岗理解为失业而已，我满脑子都是安慰自己的格言，比如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天无绝人之路啊，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可是事实证明我又想错了，下岗绝不仅仅是失业那么简单，它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
率先发难的是叶红，我们一个厂的，这事儿瞒不了她。得知我下岗的消息后，叶红没有埋怨我本事不济运气不佳，更没有歇斯底里地大闹，事实上，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果断，在最短时间内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孩子怎么办，财产怎么分，全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俩大吵小吵，她早就过够了，我下岗不过就是个导火索罢了。可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而且考虑得还如此全面周到，丝毫不受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之类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却也着实令我好生敬仰。
当然了，财产分配之所以这么顺利，也是因为我们家确实没什么好分的，不像现在什么大富豪啊之类的，离婚官司都能打好几年。我们俩就这么点家底儿，不到两分钟就分没了。房子归她，俩孩子归我，存折上有两万多块钱（本来还能更多点，可是前几年买断房子产权交了几万块），一人一半，她每月负担两个孩子生活费三百元，随时可以探视孩子。从协议到正式离婚只用了不到一个礼拜，期间我们心平气和相敬如宾，没吵过一句嘴。
离婚的事儿俩孩子很快知道了，是我告诉他们的，没办法，孩子大了，瞒不住，不如早点跟他们说。我以为他们俩会很难过，或者心理上比较难以接受，谁知道两个孩子的反应很是平静，说他们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还说离了也好，省得你们俩相互折磨，谁也过不好，从今以后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我们无所谓。我被孩子们的高风亮节感动得一塌糊涂，同时也暗暗心惊——现在的孩子，太早熟了点！
办好了离婚之后，我和叶红倒真正坐下来聊了两句，我问她说咱俩吵吵闹闹过了这么多年，光嚷嚷离婚就嚷嚷了几百次，哪次也没离，怎么这次这么坚决？
叶红说原来对你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看明白了，你也就这点本事了，我也不想跟你耗着了，趁大家还能动弹不如各奔前程吧。一句话正说到我的痛处，让我顿生体无完肤之感。我面红耳赤地想出言反驳，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其实我心里明镜一般，叶红说得太他妈的对了，对得我老羞成怒，恨不得立即去自杀。
“你大概也早就不爱我了吧？”叶红也半真半假地问了我一句。
“我爱你大爷！”我怒道。
如果算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争吵了。
事实上叶红也没挺多久，到了2003年底，锅炉厂第三批下岗职工里就有她，她比我聪明，事先托了一个科长帮忙，还送了厚礼，可是很不幸，她托的那个科长，正好是锅炉厂三个下岗的科级干部中的一个。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了。
离婚后，我领着两个孩子回我妈家住，并且努力使日子看上去跟离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个大孙子都到了身边，可把我妈乐得够戗，天天给孩子张罗好吃的。老太太其实想孙子都快想疯了，就是碍于叶红才不进我们家门的，这回俩孙子天天在旁边，高兴得什么似的，天天上学送放学接，风雨无阻，我拦都拦不住。
至于我和叶红离婚的事，老太太一句都没问。
婚也离了，孩子也不用我操心了，我可以抖擞精神全心全意地开始我的下岗再就业之路了，可是当年四十四岁的我却一片迷惘，在工厂干了十几年，早就被一成不变的工作程序体制化了，离开了工厂，我根本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更关键的是，我其实还没有完全适应从一个先进职工到一个下岗职工的角色转换，突然不再是工人老大哥了，这一点让我特别心虚，我害怕见过去的同事朋友，总觉得人家都知道我已经下岗了，就连走到街上都不自在，好像满大街就我一个下岗的一样。其实自己想想也奇怪，下岗又不是我的错，我心虚什么呢？
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不允许我再摇头晃脑了，两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学校催着交学杂费，还有什么资料费、考试费、试卷费（简直奇哉怪也，难道交了考试费不交试卷费，到考试的时候不给发试卷，让我们孩子干坐着不成？）、电教费、试验费、校服费等等，还有各种兴趣班、课外辅导班，尤其是辅导班，你不参加还不行，现在老师上课都不给你讲明白，留一点儿在课外辅导班上讲，你要不参加，这一点儿你就学不着。这些东西样样都需要钱，而且别人交一份儿，到我这都是双份儿。还有全家日常的生活开销，也不是小数目，孩子长得快，物价涨得更快，就我手里那点积蓄，如果坐吃山空的话，恐怕是撑不了多久，我必须要找个工作养活全家了。
我跑到下岗再就业指导办公室，想问问人家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工作，工作人员让我填了一张表，我填好之后他就让我回家等消息，我问他要等多久，他说那可没准儿，你前面排了一万多人呢。一听这话，我心里凉半截。我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法子，人家告诉我说你也可以自己创业，拿下岗证到相关部门办手续，能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我说那您看我创点什么好呢？人家说那我哪知道，您自个儿回家想去吧。
我回到家中抱着脑袋憋了两天，创业的事儿没想明白，撞墙的心倒起了几百次，而且尤其怕看电视，那会儿为了给下岗职工鼓劲儿，电视里总有一个胖头鱼一样的歌手，扯着嗓子唱：“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就怕听这个，一听这个更想撞墙。唱得倒是挺好，可是我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帮菜，找工作没文凭，做生意没本钱，我他妈的拿什么从头再来？
但是话又说回来，不从头再来又能怎么样？难道真去撞墙？那可就成笑话了，第二天报纸上就能登出来：下岗职工创业不成改撞墙，撞墙未死变脑瘫。不行，我这还上有老下有小呢，我要是死了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去了，到时候又是一笑话：一下岗职工全家狂喝西北风，活活撑死。
不管怎么说，该来的都会来，该干的都得干，光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就是天上真掉馅饼了你都赶不上，我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干点什么，不管如何艰难，我的再就业之路必须立即开始。
干点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上街捡饮料瓶子。这个大家都知道，既不要文凭也不要本钱，那时候有不少下岗的人都干这个。原来我还笑话过人家，心说干点什么不好，偏要干这个，这不就是捡破烂吗？说出去多丢人啊。现在好了，我遭了现世报，自己也要干这个了。由此可见做人要厚道，总嚼别人舌头根子，自己早晚要倒霉。
说干就干，不能犹豫。第二天我就开始上街捡瓶子。我还特意跑到好远的地方去捡，怕万一被俩儿子看见，心里不自在。干了一天我才发现，这个活儿也是有门道的，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必须得眼疾手快，街上捡瓶子的不止我一个，瓶子上也没写我的名，不能说谁先看见了就是谁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抹不开面儿，看见个瓶子还不好意思立马就捡，先在瓶子旁边转悠，偷眼观察四周，想等周围没人了再捡，结果一个老头蹦出来一脚把瓶子踩扁，捡起来就走。我只好在旁边干瞪眼，想想这么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再看见瓶子，我就假装遛弯没看见，走过去先一脚踩住，准备等没人了再捡。我心想都踩在脚底下了，这回该是我的了吧，结果那老头又蹦出来了，走到我跟前说：“师傅您让让。”我只好一脸尴尬地挪开脚，眼睁睁看着老头捡起瓶子走了。
一天下来，我口袋里就仨瓶子，其中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喝水剩下的。天气又热，热得我满头大汗，心里憋屈得不行，只好坐在花坛子旁边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坐了一会儿，抢我瓶子那老头不知道又从哪蹦出来，坐在我旁边，点了一根烟抽。抽了一会儿，老头开腔问道：“下岗的吧？”
我点点头，心中更加郁闷。
“一看就是。”老头说，“哪个厂的？”
“锅炉厂。”我说。
“嗯，我也是下岗的，机械厂的。”老头说，“出来捡瓶子对吧？怎么看见了不捡啊？”
“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红着脸说，“想等没人的时候再捡，哪知道被您老先下手为强了。”
“哈哈。”老头笑着说，“都成这样了还有啥不好意思？别绷着了，兄弟，我问问你，你是要脸还是要命？”
一句话说得我茅塞顿开，那天回家后我越想老头的话越有道理，是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命都快没了还要什么脸啊。想想也奇怪，我记得我原来不大知道要脸的，刚回城那时候，破烂也捡过，井盖子也偷过，从来没觉得丢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矫情了，还装模作样地知道要脸了？唉，都是前几年那破劳模当的，虚荣心害死人啊。
想明白了这一节，我顿时豁然开朗，决定放下自己劳模的尊架，一心一意捡瓶子去。你还别说，这心理障碍一克服，这收成还真不错，虽然没有原来上班的时候挣得多，可是一天也能弄个十块八块的。
这个活干了一阵儿我就不干了，因为季节性太强，夏天还好，冬天就不行了。再加上那年夏天闹非典，弄得人心惶惶的，全城人出门都戴着大口罩，喝饮料的人少多了，都嫌麻烦。而且我也有点害怕，谁知道哪个瓶子上带着病菌呢。
那之后我还干过许多事，都不是很成功。我卖过早点，做煎饼果子，结果弄出来的煎饼跟破布一样，还没等咬就漏一手辣椒酱，别说吃了，看着都恶心，一早上就卖出去四个，没两天就坚持不住了。
我还有过清洗油烟机的打算，因为不太会，所以先拿家里的油烟机试验了一下，结果拆开洗完了之后装不回去了，急得我一身汗，鼓捣俩小时才给装回去。晚上我妈做饭，一开油烟机，里面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最后“砰”的一声爆掉了，气得我妈拿着锅铲要铲了我。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害怕把人家的修坏了还得赔钱，只好取消了这个计划。
我也在街上干过零工，这种零工各位大概在小区门口、劳务市场之类的地方见过，大部分都是下岗职工，也有不少农民工。每人弄个小纸牌，上面写上“电工”、“水暖工”、“杂工”之类的，举在手里或放在地上都可以，也有挂在胸前的，就像标了价的牲口，一旦有人来问，大家就一拥而上，追着人家喊：“要不要人，要不要人？我什么都干。”就跟打群架一样。
我就是那个“杂工”。因为除了焊接啥也不会，而一般家装又很少用得到焊工，所以只好做“杂工”，可谁知道做“杂工”也不是那么简单，人家那些“杂工”都是全能型的，粉刷墙壁、铺地砖，甚至简单的走线、水暖都会。而我这个“杂工”，说来惭愧，只会打打杂。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也没人答理我，唯一接到的一个活儿还是一个水暖工看我可怜，让我帮忙打打下手，干了三个小时，挣了十块钱。
后来我还摆地摊卖过小商品，就是些手机挂件啊，竹编小家具啊之类的小玩意儿。那次可真是倒霉，摆摊第二天就碰上城管、公安、工商联合执法，百十号人浩浩荡荡杀到街上，整条街的小商小贩抱头鼠窜人仰马翻，水果青菜胸罩裤衩扔得遍地都是。我因为长得驴高马大，又对联合执法出言不逊，说了些什么“还让不让人活了”之类的话，所以被英勇的城管同志重点打击了一下，摊子被掀翻不说，还挨了几下正宗的窝心脚，肋骨差点被踹断。执法行动结束后，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自己花了几百块钱进的货被踩得稀烂，感觉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心里涌起一阵阵难以言表的伤心和委屈，几乎就要失声痛哭。
这些大概就是我下岗头两年的遭遇，说实话混得是真不怎么样，最惨的一个月才挣了六十二块七毛钱。虽然当时每个月还有两百多块的低保，但是一家四口人又要吃饭又要穿衣，这点钱根本不够，而且这钱有时候还拖欠。我零零碎碎挣的那点钱，都给孩子交了学校的各种费。叶红也下岗了，她父母退休在家，身体一直不好，动不动就进医院，日子也很艰难，除了定期来看孩子以外，孩子每个月三百的抚养费，我从来没问她要过。
家里的日子很拮据，我妈住的是平房，冬天取暖要靠烧炉子，可是我连蜂窝煤都买不起，更烧不起电炉子，俩孩子放学回来只好裹着被子写作业，要等到做饭的时候才能围在煤气灶旁边，借着煤气灶的火暖和暖和。吃的就更别提了，半个月也吃不着一顿肉，基本上就是白菜土豆萝卜，吃得俩孩子看见白菜就要吐。有一次学校上美术课，老师让孩子们画自己做的梦，我那俩儿子，一个画了一堆白菜，另一个画了一堆萝卜，结果还被老师训了一顿，说他们俩哗众取宠想出风头，两个孩子无言以对。因为老师不能相信，在堂堂的二十一世纪新中国，眼看就要实现小康的年代，还有人家里天天吃萝卜白菜，简直是故意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抹黑。
让我头疼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我每天在外面疲于奔命，我妈的身体又不是很好，两个孩子都没人管。我还欠着学校好多学杂费，老师让孩子带话回来，说没钱上什么学？干脆不要上了，回家看奥特曼去好了。可我就是拿不出钱，结果孩子在学校被老师一次一次训，被同学一次一次笑，性格变得很乖戾，经常在学校跟同学打架，抢同学的钱和东西，还旷课跑到网吧去玩儿，有时候甚至一两天都不回家。学习成绩越来越差，有一次考试，一门功课俩人加起来都没考够60分。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请我去谈谈，勒令我严加管束，要不然就要开除他们。于是我每天除了出去挣钱，又多了一个任务：到网吧找儿子。开始的时候，我还能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就渐渐没了耐心，终于有一天开始动手打，这一动手就越发不可收拾，我越打他们就越跑，他们越跑我就越打，这种恶性循环，让两个孩子看见我如见仇雠。我记得有一次，两个小子在网吧玩了三天没回家，我跑遍了半个城，好不容易给找了回来，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胖揍，两个孩子顶着我的皮带，从头到尾一声都没哭，临了给我撂下一句话：“爸，你也就这点本事了。”一句话说得我四肢冰凉如坠冰窟，颓然坐倒在床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孩子的事儿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妈的眼睛越来越不好，可是去不起医院，又没钱买药，每天都疼得厉害，还不停地流眼泪，老太太也不告诉我，自己偷着用凉水冲。我让她好好歇着，什么也别干，可她瞒着我找李老太太帮忙，偷偷把十几年前的破缝纫机搬出来，摆在胡同门口，给人家缝补衣服。可是她的眼睛实在看不清，有一次人家让她给一条新裤子锁裤边儿，她弄了好半天，弄好了之后人家一看，发现裤子的裤腿都被缝上了，裤子直接变兜子了，人家当然不干了，就嚷嚷着让她赔钱，老太太哪有钱赔给人家，只好一个劲儿地跟人家道歉。那天正好我回家比较早，走到胡同口看见有人嚷嚷，过去一看，一个女的正在那儿横眉立眼地训我妈，我当时就急了，过去一把推开那女的，说你他妈的干什么，那女的说关你什么事？我说这是我妈。那女的说你妈把我新买的裤子弄坏了，我让她赔钱她还想赖账，说没钱赔给我，你说怎么办？我说多少钱，那女的说一百二，我咬咬牙，从兜里掏出一百二十块钱扔给她，说少废话，赶紧滚你妈的。那女的捡起钱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赶紧搀着我妈回家，又出来把破缝纫机搬了回去。
回到屋里，我妈低着头坐在凳子上，一句话都不说。
“没事儿，妈，你歇一会儿吧，我去做晚饭。”我安慰我妈说。
我妈抬起头，看着我说：“小六，妈是不是瞎了？”
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当然了，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找其他的兄弟姐妹帮忙，可是那几年不光是我过得不好，我的几个兄弟姐妹过得都不顺。我七妹赵四清大学毕业以后，趁着出国热的劲儿去了美国，一去就是好多年，在美国离了好几次婚，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境况相当凄凉。我四姐赵争鸣，我压根儿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她，就算知道，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钱。我二姐赵援朝和我姐夫一直在牧场当职工，大概2001年的时候，承包了一片牧场，干起了牛羊养殖，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子大家都说牛羊肉有口蹄疫，还有什么疯牛病，结果肉都卖不出去，赔了不少钱。而且他们还得供儿子上学，已经完全自顾不暇了。
还有就是赵跃进，赵跃进两口子前些年养猪倒是挣了不少钱，可是富起来没多久，小黛农就被查出来得了一种肌肉萎缩的怪病，身体会莫名其妙地抽搐甚至痉挛，因为怕这个病会遗传，他们连小孩都不敢要。一开始小黛农还能勉强支持，可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小黛农的病突然加重，不但失去行走能力，甚至连呼吸都很困难。赵跃进为了给小黛农看病，把猪场转让出去，领着小黛农辗转于各大城市，四处求医问药。大家也知道咱国家的医疗费有多贵，几年下来，医药费花了几十万，不但积蓄全用光了，还欠了好多债，这个时候的赵跃进，恰恰需要我的帮忙，我还怎么张得开嘴问他要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老八赵红兵，可是我已经两年没见过他了，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真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焦头烂额。
要不是后来我碰上了原来在纺织厂烧锅炉的师傅刘云山，我恐怕就要去跳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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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2007，拆迁款
我师傅刘云山也是下岗工人，1998年下的岗，也过了好几年苦日子，但是我师傅会开车，后来找了个司机的活，专门给一个什么娱乐城的经理开车。有一天他开车回家，正好在路上碰见我，十几年没见了，在大街上突然碰上，把我俩都高兴坏了。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喝酒，说起近况，才知道大家都下岗了，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没有正式工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四处打游击。他说你也甭打游击了，我给你想想办法。
大概没过两天，我师傅又来找我，说工作的事儿有着落了，他们娱乐城正好缺一个卫生间服务员。我就问那是干什么的，我师傅说就是负责打扫卫生间，还有客人上完厕所，你给伺候一下，递个手巾，掸掸衣服什么的，不白伺候，有小费，每个月还有三百块的固定工资，你要不怕掉价就去试试。我当时高兴得不行，连说师傅您别逗了，什么掉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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