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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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权力结构中，作为皇帝的朱元璋这么做可以做得百无禁忌；而作为官员的海瑞要想将朱元璋的这些金科玉律使用到位，就可能会处处受到掣肘，还有可能会被已经变灰甚至变黑的制度反咬上一口。

　　　　海瑞踏足江南地界，他就是想能够为老百姓多办些实事，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个人的刻板与偏执也同样表『露』无遗。江南之地多乡宦，单是一个松江府，光进士就有二百四十多人，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而进士又大多在朝为官，他们致仕后就成了地方上的官绅。

　　　　官绅致仕回乡，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富户。其实他们的财富也未必是侵占乡民得来的，这些人在为官时拿国家的俸禄，建功还有赏赐，赋税也有优惠。积累一定的财富也不足为奇。但是海瑞不那么看，在他看来普天之下“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财富，干净的人就要像他那样过着清贫的日子。

　　　　海瑞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老百姓的权利代言人，他要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他不愿意用权力赋予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来伤害老百姓，他宁愿将自己置于应天十府的富户官绅的对立面。

　　　　接下来对积案的清理，更坚定了海瑞为民做主的决心。海瑞发现，所谓的积案，不过是百姓状告富户乡官之案。官府碍于富户乡官的情面，通常情况下，是将这些案子强行压下来，不予受理。海瑞公开放告，有冤的百姓纷纷前来抚院投状，一天之内，受理的案件就多达一两千。海瑞还制定了几条审理案件的标准，只要符合标准的案件全部实行“一刀切”。标准如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也就是说，当案子疑点重重，纠缠不清的时候（讼之可疑），就采用这一标准：兄弟相争，判弟输；叔侄相争，判侄输；贫富相争，判富输；尤其是有财产争议的案子，判乡宦输。为了凸显自己为民解困的决心，海瑞制定的判案标准完全符合道德的标杆，他概括出两条原则：“以存体也（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以救弊也（救济小民）”。海瑞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对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

　　　　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究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

　　　　而海瑞的这个标准得到的社会反响是截然不同的两方面，平民老百姓拍手叫好，高呼“青天大老爷”；那些退休的乡绅们则举双手反对，大呼不公。有冤的百姓奋起告状，状纸越来越多。每月放告两次，每次受理三四千件。

　　　　海瑞的“一刀切”断案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那些与尊长纷争的小辈们，聚集在抚院门口高呼不公，明明是叔伯辈无理打伤了自己，自己反倒输了官司；富户官绅们更不满意，他们与贫民打官司，不问缘由就判退田产、出银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海瑞掀起的这场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富户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哑巴吃黄连，吃了亏也不敢站出来辩解申诉。要知道明朝的应天十府，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穷人和富人之分。除了富户官绅、农民佃户，还有不少中间阶层。比如那些无所事事的游民，平日里就爱干些坑蒙拐骗的事。海瑞拿富人开刀，也让他们看到了捞取油水的机会。于是他们也冒充小民，跑去状告富户官绅。一时之间，社会局面陷入失控状态，告状的人越来越多。这大大出乎了海瑞意料，他没有想到仅松江一地“告乡官夺产者几（几乎）万人”。

　　　　就连致仕在家的前任首辅徐阶也被海瑞的应天新政推上了风口浪尖。管家徐成、徐远的劣迹被揭发，受徐府仆人欺压的乡民们就把徐家推上了被告席，最后以徐家退还房产，兑现乡民田产赔偿金而收场。一时间，松江一府的富户乡绅，人人都是被告。在乡民看来，种肥田不如告瘦状。

第72章　帝国需要这个古怪的道德模范（3）（）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春，刑部都给事中舒化、戴凤翔联合起来弹劾海瑞拘泥固执，理由是：“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也就是说海瑞不切实际，不通人情世故，不达政体，不适合处理地方事务，应该安排南京的清闲职务“养起来”。他们还拿海瑞的私生活来说事，海瑞的前两任妻子先后被休，七个月前，家中一妻一妾同时去世，疑似谋杀。明朝官员大多是文人出身，文人生来要有所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家都不齐，何以治国？

　　　　这帮同僚的弹劾之辞，激怒了海瑞。既然同僚们都不理解自己，没人为自己辩解，他只好上书自辩，称那些弹劾他的言论纯属虚构“无一事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海瑞感到万分委屈，自己一心报国，两袖清风，结果却换来了弹劾。他把一腔怒火，烧向朝中众大臣，怒斥“今举朝皆『妇』人也”。首辅李春芳自我调侃说：“满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老婆子了？”

　　　　事已至此，海瑞这个巡抚是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海瑞在离开江苏地界时，沿路百姓欢送，但南京的官吏、乡绅，却躲在人群中以手加额，弹冠相庆。

　　　　在颓风肆意，腐败横行的大环境下，像海瑞这样不参与逐利的官员真正成了异类。而他的同类们，那些饱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们，早已认为圣贤之事不合时宜。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那些特立独行的孤高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摇摆不定首鼠两端之人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为害更大。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遥不可及。大明开国之际，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一副美好的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夯基固本的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子孙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朱元璋的这些规定接近于完美。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海瑞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放任私欲发展造成的。其实今天看来，如果我们用“一根筋”这个词来形容海瑞，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站出来持反对意见。如果换作褒义一点的词，那就是“执着”。

　　　　和那些奉行“以德服人”的官僚不同，海瑞并不完全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上层提倡的一个抽象而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水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

　　　　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也就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朱元璋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像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帝国的官员们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各级官员的权力根本不受制约，他们可以通过各种管道榨取油水。这种“灰界限”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帝国权力集团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帝国的文官集团也自然化作两大主流：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像海瑞这样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浊流，他们遵照官场惯例，通过灰『色』管道来维持开支，支撑所的建立关系网。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就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就像癌细胞遇上了适合的环境就会疯狂生长，直至吞噬掉一个庞大的帝国。

第73章　“国本之争”是一场政治赌博（1）（）　
万历皇帝共有八个皇子，却没有一个是出自于正宫娘娘王皇后。按照中国古代宗法制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作为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可问题是，皇家历来有子凭母贵的传统。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李太后（万历帝生母）宫中的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一场意外事故，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时间倒回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万历皇帝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慈圣太后的住处慈宁宫准备向李太后请安，不巧的是圣皇太后因事不在。慈宁宫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小宫女王氏向少年皇帝献茶，万历皇帝一时冲动就宠幸了这个王氏宫女。万历皇帝的第一个皇子就以一种方式来到了世间，在德至上的明朝，这应该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万历皇帝本来准备提上裤子就不认账的，哪里会料到欢娱过后还要负责任，因为王氏宫女为其播下了一个龙种。虽然他事后还想赖账，可专门记录皇帝吃喝拉撒睡的官员已经在《起居注》里留下了证据。

　　　　万历皇帝是个感情非常专一的人，他的心中只有一个郑贵妃，情比金坚。虽然王氏为其诞下龙种，可还是无法得到皇帝的感情。

　　　　在位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万历皇帝，就像一个幽闭症患者，天天沉溺于后宫，差不多有三十年没有上朝问事。或与心爱的郑贵妃厮守缠绵，或与太监和宫女纵情玩乐。就连宫廷失火、帝国官吏缺失一半这样的大事，他都懒得去过问，关起宫门过自己的快乐生活。

　　　　文官与皇权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是让他心灰意冷。在他看来，那些帝国的官僚们总是和自己对着干，而且越干越有劲，自己提议或赞成的，他们一律反对，而大臣们坚持的，又是自己最头疼的。

　　　　为了能够将郑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万历皇帝与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这也为本朝埋下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帝国拖着沉重的病体滑向沉沦。

　　　　郑贵妃先后为皇家生过三个儿子，皇三子朱常洵和皇四子朱常治，其中皇二子少年早夭。

　　　　万历皇帝很不愿意将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更何况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位职位低下的宫女，他并不喜欢她。当然除了郑贵妃，他的感情世界已经容不下第三者。正因为这份感情的牵扯，在册立皇太子这样的国本问题上，万历皇帝为了心爱的女人，不惜与帝国的官僚集团撕破脸皮，不仅不册立太子，还私下允诺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

　　　　面对帝国上下的流言汹汹，万历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

　　　　等到皇长子朱常洛年满5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王氏还没有受封，而刚刚诞下皇三子朱常洵的郑贵妃却要被封为皇贵妃。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却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

　　　　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在子凭母贵的皇家后宫，这种身份上的强烈对比，传递给官员大臣的信号就是——万历皇帝随时会废长立幼。这给了本就喜欢寻找话题的言官们有了更多发挥的机会，一时之间，皇帝的意图与代表传统礼法的文官产生火花四溅的碰撞。

　　　　在所有的儒家经典和前朝旧制中，“无嫡立长”都是一个死理。在儒家信徒和大部分帝国文官儒臣的眼中，他们认的死理往往就是绝对的真理，谁反对都是错，就算是皇帝想要与真理抗拒也不行。

　　　　不遵循传统，就是不守三纲五常；不讲人『性』道德，就是对帝国政治局势的破坏。

　　　　帝国官员不能容忍自己的皇帝成为反人伦纲常的急先锋，更不能容忍他拿帝国的长治久安开玩笑。

　　　　帝国的言官们毫不避讳，说万历皇帝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立嗣创造条件，皇帝不应该专宠郑贵妃一人。按照传统习惯，皇帝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更有人直接喊出了“册立东宫”的口号。

　　　　面对帝国官员的指责，万历皇帝除了愤怒还是愤怒。他向官员们解释，“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就是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任何关系，朝臣不应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

　　　　万历皇帝给出的解释，没有人能够听得进去。官员们虽然一直在拿“无嫡立长”的法则来掣肘皇帝，但是对于万历来说，他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他之所以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久拖不决，正是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等到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兑现自己对郑贵妃爱的承诺。

　　　　君臣之间因为册立太子而斗得天昏地暗，太子是嗣君，是帝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国家命运之根本，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斗争就成了“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的时间跨度之长创造了帝国政治斗争的一项新记录，在帝国权力高层足足折腾了三十多年。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前后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继位止，这样一幕政治闹剧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本之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批评万历皇帝的朝臣们的思想动机开始变得复杂，“国本之争”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游戏，逐渐沦为权力集团党争的工具。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都参与其中，一时声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们都闻风而向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

　　　　一些有心结党博取利益的帝国官员，借着向万历皇帝发难的机会，以达到掣肘皇权，扩张权力地盘的目的。在这场“国本之争”中，东林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

　　　　东林党发端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打着学术的旗号，行政治之实。

　　　　其实它并非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有着政治目的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在野知识分子。

　　　　东林书院就像是一个权力信号的发『射』台，帝国官场的各种复杂关系和政治能量都会在这里交汇并发散出去，进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东林书院讲学大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会多达千人以上。

　　　　走进东林书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连一些在职官员也会前来参加讲学活动。用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话说，“同志毕集，相与讲德伦学，雍容一堂”。官员的不断参与使得东林书院逐渐成为朝堂之外的权力集散地，低级别官员加入其中是为了形成抱团势力，寻找政治靠山；而那些高级别官员加入其中，则是为了能够形成对抗皇权与其他势力集团的党派。

　　　　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而东林党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成员以文人的道义气节为标榜，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度里，东林党人却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可问题是，结党必然会营私，结党必然会破坏政治势力的平衡。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有人结党，无论是官家，还是民间。

　　　　现在有一个词叫“圈里圈外”，里外是两个世界。东林书院的存在，将帝国的政治势力划为圈里圈外。圈里是东林党人，他们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专门同皇帝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作对，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圈外是非东林党人，他们是遵循官家的游戏规则，迎合皇帝和辅臣的人，称为“邪佞”。

　　　　如果说帝国的政治圈子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但凡入股者都有利益分红。东林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威胁到其它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还有皇家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防范措施。既然东林党是抱团组织，那么为了保持权力博弈的均衡『性』，非东林党人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乡人中的高官为领袖，在帝国官场上也形成一个攻守联盟。

　　　　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帝国的权力系统内部党派林立。在当时能够与东林党相抗衡的党派，是同样居于帝国权力系统内部的浙党。

　　　　如果说东林党是在野人士的权力抱团，那么浙党则更多是来自于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权力团体，是朝堂人士的权力抱团。当时的帝国首辅沈一贯，纠结京城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党”。他们与东林党认针锋相对，又与宫中的阉党遥相呼应。

　　　　除了浙党，帝国的权力系统，还有很多小派系。比如当时还有以湖北籍官员为主的是“楚党”，以山东籍官僚为主的，称“齐党”，而楚党与齐党常依附于浙党，合称作“齐楚浙党”。另外还有“宣党”和“昆党”。

　　　　由于“国本之争”拖得时间过长，东林党与“浙党”等非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发展到最后，帝国的派别之争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不论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正邪双方都要争得没完没了，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被折腾得乌烟瘴气。各党派将帝国权力系统分解得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致使党争绵延数十年。

第74章　“国本之争”是一场政治赌博（2）（）　
而万历皇帝也逐渐对东林党感到厌恶，因此直到万历年间，东林党人在这场帝国权力博弈格局中始终没有占得上风。

　　　　官员之间的权力党争并没有发展到在朝堂上短兵相接，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利用“京察”的机会互相攻击。明代对官吏进行考核有两种制度：“京察”和“外察”。“京察”每六年施行一次，考察对象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外察”每三年一次，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

　　　　“京察”不同于那些随便走过场的干部考核，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如果一个官员在“京察”中出了问题，那么他在官场上也算走到了尽头。

　　　　万历皇帝虽然在即位问题上一拖再拖，可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这时候，他已经年满二十岁。

　　　　“国本之争”虽然有了一个形式上的结果，可是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对帝国权力系统造成的破坏是无法计量的。

　　　　帝国虽然有了名义上的太子，可是在万历皇帝的心中却并不认同这个太子。正因为内心的不认同，导致他对朱常洛的态度也非常冷淡。加上这时候外朝内廷不断有流言传出，皇帝早晚会废了太子，再立皇三子朱常洵（福王）。在这种局面下，使得太子朱常洛和他的身边人都陷入一种焦虑状态。

　　　　所有人都不看好朱常洛这个太子，连他自己都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了怀疑。他无法安心待在东宫做一个享受型的宅男，等待皇权易手的那一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年底，皇长孙朱由校（后来的天启皇帝）降临人世。朱由校的降生并没有为这个步履沉重的帝国带来多少轻松，反而让那些帝国言官们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炒作话题。

　　　　皇长孙朱由校的出生，并没有让万历皇帝对太子改变态度。不仅没有改变，万历皇帝还把施予太子的冷漠又同样复制了一份送给皇长孙朱由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御史上奏“皇长孙年已十龄，未闻出阁，岂成燕翼之深谋？”也就是说，太子皇孙的朱由校已经年满十岁，可还是没有接受过宫廷的正规教育，将来怎么能够担当大任。这份奏章始终被万历帝皇帝“留中”，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这难免会让那些帝国官员们浮想联翩，当年太子朱常洛也有过同样的人生际遇。

　　　　万历十八年（1509年）初，当时还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经八岁，已经过了正式入学读书的年龄。在朝臣的压力之下，首辅申时行等四位大学士集体向万历皇帝请愿，提出“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

　　　　朱常洛的出阁读书涉及到一系列的仪礼问题，必须要确认他的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