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帕洌裳ソ蹋诮袢铡！�
朱常洛的出阁读书涉及到一系列的仪礼问题，必须要确认他的太子身份。万历皇帝宁可拖着耽误皇子的教育，也不愿意把册立太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太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一系列典章制度，并慎重选择皇子的讲官和近侍，尽心培养帝国的接班人。在太子的教育问题上，
明朝虽然制定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程序，却没有规定皇子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确立对未册封为皇太子的皇位继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规范。
当时的皇家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也难以进行。
朱常洛的教育问题一拖再拖，主要是因为太子身份始终未决。因为万历皇帝的冷漠态度，使得朱常洛受册封为太子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太子应该得到的受教育机会。
由于万历皇帝在位时间过久，他不光耽误了太子朱常洛的教育时机，而且连皇长孙朱由校的受教育机会也给白白耽误了。
天启皇帝朱由校幼年从来就没有跟着真正的文臣儒匠读过书，他的所谓的启蒙老师也不过是东宫里有些文化底子的太监。他长至十七岁仍不能出阁讲学，接受正规的皇室教育。
由于“国本之争”导致东宫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所以太监所从事的启蒙教育也远非严格正规的教育。天启皇帝就是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下成了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不亲史书、没有受过正统儒家精英教育、诗书熏陶，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皇帝。
更重要的是他的启蒙教师是那些没有文化素养的太监和宫女，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与儒家的正统教育是相背离的，他们将人『性』中幽暗的一面投『射』于小主人身上。
由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使得天启皇帝在成人后表现出偏执、乖张的『性』格特征。
从小没有人督促他读书学习，正好养成了他“不好静坐读书”的『性』情。这种『性』情的另一面就是好动，喜欢疯狂与热闹。太子受教育的年龄越长，可塑『性』就越差，对宦官内侍的心理依赖就会越强，他们“昌龄日茂，未离阿保，讲读未就，冠婚已『逼』”。
朱由校自幼生长于清冷的东宫，母亲很早就离世，平日里围绕于身边的就是宫女和太监，没有机会接触其他人。在人多的陌生场合，帝国的未来小主人往往会表现出笨拙羞涩的一面，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
第75章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1）（）
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得帝国上下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由于帝国权力系统内党争不断，紫禁城内『乱』象丛生。
在朱由校成长时期，他的父亲朱常洛已经被册立为皇太子。“国本之争”虽然渐渐趋于缓和，但是由其引发的政治后遗症依然如厚重的乌云密布在帝国的天空。在立嗣之争中，大多数帝国官员乃至社会舆论都站在了东林党所提倡的传统礼法一边，与万历皇帝对着干。但也有那么一拨人，希望通过支持万历皇帝来捞取政治资本。
其中也有一些居于高位的中间派人士，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君臣反目，将帝国的权力系统拖向崩盘的边缘。可他们又无力改变他们“正邪”对质的局面，于是只好在博弈双方之间扮演着和稀泥的角『色』。那些固本清源，专门同皇帝和高级官僚作对的东林党人常常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那些阿附皇帝、辅臣的人则被称为“邪佞”。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正”、“邪”两大政治派别到了视同水火的地步，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双方都会台上桌面缠斗不休，朝堂上下是一地鸡『毛』。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帝国皇城内发生了一件大案，一位男子擅自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暴力袭击太子，史称“梃击案”。每每读史至此，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张差入宫行刺所携带的工具不是刀具或者暗器之类，一个身手平常之人拎着一根木棒就想袭击太子，难道他只是为了吓唬太子，而是为了将其置于死地？
当时的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经过一番初审，拿出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
这些平日里巡查皇城的官员并不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更何况这个案子牵连到的还是皇太子朱常洛。
刘廷元非常聪明，他将整个案件重新梳理了一遍，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做了初步判断。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竟然去袭击帝国的少主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往下深究，将会牵扯出什么样的内幕，他只好将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
刘廷元不愧是一位长期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他在上报的调查材料里留下了一个进退可守的伏笔：张差虽然行事疯癫，但是看上去是个狡猾之人。
对于这样一个行事疯癫，内心狡猾之徒，案情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大可小。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部分帝国官员都心里清楚，这个案子背后很可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在为其撑腰，越审越让人感到深不可测，案子本身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案的范畴。由于“国本之争”的惯『性』使然，案情既然涉及到太子，那就会被那些文官们炒作成一项严重的政治案件。随着案情的发展，这样的政治案件已经超出了一个低级别官员能够掌控的权限范畴。
这个案件刚刚发生，就引发了帝国官员对于政治方面的诸多联想。万历皇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储。为了维护常洛的太子地位，打着维护祖制旗号的东林党人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
在东林党人看来，只要是围绕“争国本”的斗争，他们都能在舆论上占有优势。官员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欢那个已赴洛阳就藩的福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会改变弈局，那就是太子朱常洛死在万历皇帝的前头，福王朱常洵就会作为候补队员顶上。
也就在这时候，宫内发生了“梃击案”。帝国官员自然会将这个案子引向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和她的兄弟、当朝大臣郑国泰。
这个案子经过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
就在案件将要尘埃落定之时，结果又节外生枝。提牢主事在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其引至慈庆宫门前。也就是说宫内有内应，案子的主谋就藏于宫内。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
刑部侍郎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
庞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傻子都知道，再往下查必然会牵连到郑贵妃。
这时候，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可能是幕后指使人的郑贵妃姐弟，还有万历皇帝。郑贵妃姐弟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了，而万历皇帝除了偏爱郑贵妃和福王因素在里面，他还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就会将太子和皇帝、郑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这是皇帝的家丑不说，它将会在帝国高层掀起更大的风浪。以当时帝国文官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帝国权力系统将会陷入更大的纷争与动『乱』。
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并不会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只想着还百官一个真相，还人心一个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名声的。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从中获益，他们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
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自己的竞争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破坏帝国权力系统的，一定就是朋党。
案子审理到了这个地步，『逼』着万历皇帝跳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万历皇帝明知自己是被绑上战车的，可也找不到退缩的理由，毕竟国运所系。就算他再有宠爱郑贵妃的私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人悠悠之口。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这时候，郑贵妃只好请求太子的谅解，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亲自临幸慈宁宫，由此可见他对此案的看重。他在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并让文武百官站在旁边作见证人。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
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出来，不要隐瞒。
万历皇帝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太子朱常洛就算再心怀不满，也只能无奈地作出表态：将案犯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同时他也配合着万历皇帝，父子二人在群臣面前演起了双簧，他说：“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
等着看好戏的大臣只好暂时散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结果成了皇帝的家务事，不让别人『插』手了。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闯宫的张差被凌迟处死，太监庞保、刘成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帝国的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对于张差梃击案，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猜测，除了台面上的郑贵妃幕后指使意图加害太子外，也有台面下的太子行使“苦肉计”以达到陷害郑贵妃和福王的目的。
万历皇帝利用皇权将这个危机强行化解，可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这个案子会被一再翻出来，引发了帝国政局的大动『荡』。
第76章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2）（）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太子朱常洛终于在苦熬了三十九年后，登上皇帝宝座。
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宣布以明年为泰昌元年。（由于明光宗当年即逝世，后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下一年则为天启元年。）
朱常洛由谨小慎微的东宫太子好容易熬成了一国之君，最高兴的莫过于他身边那些亲信、侍从和拥戴者们。朱常洛的拥戴者很多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在“国本之争”中力挺太子朱常洛，今天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朱常洛即位的短暂时间里，有大批的东林党人得到起用和提拔，从内阁中枢、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帝国的权力系统俨然成了东林书院的别院，到处都是东林党人士。
明光宗夹着尾巴憋屈了几十年，一朝贵为天子，及时行乐就成了他的王道。可命运无常，就在他的新生活刚刚拉开帷幕，就戛然而止。一个月时间，帝国的两任皇帝先后“龙驭上宾”，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种结果无异于两次政治巨变。各方利益集团在这两场政治巨变面前，都在积极主动地做出调整，以寻找新的权力路径
作为朱常洛的铁杆粉丝，东林党人正准备借着新皇帝的权力庇护，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空间。朱常洛的突然死亡，让他们陷入一种忙『乱』无措的状态。他们在慌『乱』之余，更多的思考则来自于如何保住甚至发展已经到手的权力。
既然明光宗已经死了，他们只有去重新寻找政治靠山。对于帝国的新主人而言，投靠者的存在就是为了谋取一份双赢的局面。在这种『乱』象横生时期，谁能够主动站出来，谁就有可能占据有利地形。
在朱常洛死后没几天，东林党人干了两件事：一是督促尽快查明朱常洛的死因，这么做是为了坐实与这个案子有牵连的“非东林党”人士的罪名；二是掌控即将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将其监护人李选侍打发得远远的。这就是继““梃击案”后的另外两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明光宗走得过于突然，八月十日患病，十二日还强撑着病体组织召开了一次御门听政。
在明光宗病倒之时，身边太监召来了御医崔文升为皇帝诊断。崔太医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朱常洛开了一副『药』『性』很烈的泻『药』。皇帝在服『药』之后，一夜之间便泄了数十次，几近衰竭。
史料记载，明光宗在病倒之前，曾经接受了郑贵妃向自己进献的美女。按《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8名美女；《明史纪事本末》则减半，成了名。但无论是8名还是4名，喜好美『色』的朱常洛乐得逍遥无边。
郑贵妃献美有两种意图：作为“国本之争”的竞争对手，她担心朱常洛登基后会报复自己。除了进献美女向明光宗示好，她还联合朱常洛所宠幸的妃嫔李选侍，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作为条件交换，由李选侍出面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
郑贵妃这么做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美女被朱常洛搂在怀里，夜夜春梦了无痕。就连立自己为皇太后这样的事，明光宗也同意了，并且在自己病重期间，明光宗还专门就此事诏谕礼部准备大封。于是这才引发时人猜测，明光宗是因为纵欲伤身，才一病不起。
官员们见皇帝突然病重，都认为是崔文升庸医误人，或另有其他阴谋。
大臣中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了一道奏折，主张严惩太医崔文升。这个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后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
东林党人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们要求明光宗能够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让郑贵妃先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此时，明光宗的身体略微好转，还与两位大臣见了面，并且交待了一些朝中的事情。
就在光宗病急『乱』投医之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能够『药』到病除，明光宗有意尝试。
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召见内阁大臣，特地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首辅方从哲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鸿胪寺丞只是六品的小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如果不是因为病急，皇帝又怎会关注到位卑职微的李可灼。
光宗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献『药』，可见皇帝治病心切。李可灼诊视完毕，光宗命其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要慎重用『药』，可皇帝却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献了一粒红丸。泰昌皇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心怀不安，都聚集在宫门外等候。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第二天，明光宗又服下一颗红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皇帝驾崩。
即位刚满一个月的明光宗突然驾崩，一时之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
东林党人坚持认为，明光宗死得过于蹊跷，有人蓄意谋杀。他们的理由是鸿胪寺丞李可灼既然不是医官，那么让他为皇帝进『药』就有弑君的嫌疑。服用“红丸”是导致皇帝崩逝的直接原因，那颗原本用来救命的红丸就是致人死命的毒『药』。李可灼进献红丸，也就成了逆臣投毒弑君事件。
在东林党人看来，光宗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而这场阴谋的最大嫌疑人就是郑贵妃以及首辅方从哲。顺着这个思路一路追究，将会引发帝国权力高层的又一次大动『荡』。
李可灼进宫为皇帝献『药』，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虽然是皇帝自己要求的，方从哲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但是对于政治斗争而言，一次子虚乌有的事件就可以致人于死地，更何况这还是确实存在的事。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当年的“梃击”案，首辅方从哲就表现出庇护郑贵妃之意。如今他又搅合到“红丸”案，难免使人猜疑。
巧合的是，明光宗是因为吃了崔文升的泄『药』，导致病体加重；如今又服下李可灼的红丸，命归西天。崔文升是郑贵妃的老部下；李可灼又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带进宫面见皇帝。
第77章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3）（）
非东林党人士则认为，光宗之死与红丸无关，东林党人的推理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其实细究之下，明光宗在服下红丸之前已经是病入膏肓，服用红丸只是催发了病情的恶『性』发展。
所谓红丸，其实就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其炼制所用的配方十分变态，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搅拌在一起煮，熬成『药』桨，再加上红铅、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王御史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李可灼进献红丸促成了光帝之死，并不说明这就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弑君事件。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与先前崔文升进献的大黄『药』『性』相反。身体本就极度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腾，岂能不暴毙而亡。
东林党人揪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全力以赴将首辅方从哲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借机将他踢出帝国权力核心地带，由东林党大臣取而代之；二是暗示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是郑贵妃，这样就可以向世人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是合乎天意民心的事，以此标榜东林党人的政治业绩。
东林党人借着“红丸”案将郑贵妃拉下水是一种策略，其实这个案子是不值得推敲的。之所以不值得推敲，是因为这时候的郑贵妃缺乏杀人的动机。宫廷斗争是残酷的，步步惊心，一步错就会将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任何一个决定，都会产生要命的连锁反应。人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任何一个参与博弈的人，都不愿意去做赔本的买卖。
光宗这时候已经即位，就算死了也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郑贵妃想将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推向帝位，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此时光宗的郑贵妃的关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郑贵妃也有了成为皇太后的想法。
东林党人执意要将郑贵妃拉下水，其目的昭然若揭。此举无非是向帝国的新主人天启皇帝邀功，为长达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找到一个理由释放的出口。他们就是要向帝国的臣民们明白一个所谓的真相：郑贵妃一党是邪党，一直以来以褫夺光宗的皇储地位，以加害光宗的『性』命为奋斗目标。新皇能够顺利登机，也全是东林党人的奋斗结果。
就在“红丸”案纠缠不清，泰昌皇帝死因未明。东林党人又一手炮制了连环三案中的“移宫案”。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明光宗朱常洛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就是住在乾清宫，李选侍陪侍在侧。
李选侍是光宗最为宠幸的妃子，很受光宗的宠爱和信任。明熹宗朱由校（天启皇帝）和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生母早逝，他们都曾由李选侍抚育。一次，光宗当着群臣的说：“先侍数产不育，可惜只有一个女儿。皇五子也没有母亲，也是选侍抚育。”
光宗言下之意，就是要让朝臣们知道李选侍的地位等同于皇后。
光宗驾崩当天，朝臣都赶至乾清宫，要求见皇太子。李选侍不让他们进宫，还命亲信太监将群臣挡在门前。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大学士刘一燝和光宗皇帝的亲信太监王安就内外联合，连吓带骗，将朱�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